唐代宗大歷五年，即公元770年，詩圣杜甫病逝，享年59歲，輝耀大唐的巨星隕落。但是，圍繞杜甫去世，卻有許多謎團，其說不一。

這話要從頭說起。

據(jù)《杜工部年譜》記載：大歷三年正月，杜甫從夔州順江東下，離開安居兩年多的夔州，取道回故鄉(xiāng)洛陽。但是旅途極為坎坷，經(jīng)過兩年的漂泊，大歷五年春天，他在潭州做短暫停留。四月，臧玠在潭州發(fā)動叛亂，杜甫不得已逃到衡州避難。

但是，就在此，關(guān)于杜甫的記錄出現(xiàn)了混亂。

據(jù)《舊唐書》記載：永泰元年，（杜甫）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陽。甫嘗游岳廟，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陽，時年五十九。

此處有一明顯錯誤，永泰是唐代宗在765年正月至766年十一月的年號，與杜甫履歷嚴重不合，并且在《舊唐書·杜甫傳》中，紀時頗多不準，故歷來被人詬病。

此處記錄杜甫死亡之事頗為詳盡。按傳中所言，杜甫乃是在大歷五年夏，在耒陽寓居，在游覽當?shù)卦缽R時，被大水所阻，十數(shù)日不得食。耒陽縣令聶某，仰慕杜甫的詩名，架船迎還，并且為杜甫帶去了牛肉白酒，杜甫在暴飲暴食后，在耒陽病逝。

而在《新唐書·杜甫傳》中，其記載與《舊唐書》頗為接近，“大歷中，出瞿唐，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其中將時間定在“大歷中”，修正了《舊唐書》中“永泰二年”的錯誤。但是對杜甫死因的記述，仍然堅持杜甫由于吃了大量的白酒牛肉而死。

一代詩圣，如此“不體面”地結(jié)束一生，讀來讓人傷感喟嘆。但是，事實真是如此么？

元稹在為杜甫寫墓志銘時，曾記述道“（杜甫）扁舟下荊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此論甚為模糊，其意概為：杜甫在荊楚間漂泊，在寓居地死亡，而在岳陽安葬。按照元稹之《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中記載，杜甫之孫杜嗣業(yè)，發(fā)掘杜甫之棺槨，要遷回故鄉(xiāng)洛陽偃師，在荊楚遇見了元稹，故而求其為乃祖寫墓志銘?；蛟S是為尊者諱，又或者杜甫之孫也知之未確，故而元稹并沒言及杜甫是因白酒牛肉而死，更可能是，說其死于白酒牛肉，本就是子虛烏有。

但是元稹之記載，若杜甫果真死于耒陽，仍有重大紕漏。須知，杜甫在耒陽乃是夏季炎熱之時，而耒陽岳陽兩地相隔近800里，并且期間還隔著一個洞庭湖，如此距離在炎熱夏季扶柩而行，要到800里之外的岳陽安葬，很不符合人情。因此，元稹所說之“寓居而卒”，不大可能是在耒陽去世。

因此，需要辯白之問題，就集中在杜甫是否是在耒陽去世，而線索就埋藏在杜甫詩中。

要知道，杜甫之詩集相當完備，并且杜甫在詩中會留下詳細地址、人物之痕跡，按圖索驥，條分縷析，自然真相大白。

先說結(jié)論，杜甫并非在大歷五年夏于耒陽病逝，其狂啖白酒酒肉而暴斃，更是子虛烏有。杜甫其實是死于大歷五年秋冬，他舟下荊楚，在洞庭湖附近寓卒，而后旅殯岳陽。

先說耒陽聶縣令贈送酒肉一事。杜甫集中有長詩，曰《聶耒陽以仆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于方田》。此題較為復(fù)雜，略解之。

杜甫在大歷五年夏天，在耒陽被大水阻擋，縣令聶某，給杜甫寫信致意，并送給杜甫酒肉度日，杜甫寫信致謝。當時杜甫被困在方田驛，距離耒陽陸路尚有40里。此詩當寫于杜甫得酒肉之后，并且在方田驛留宿，如此長詩，怎可能是寫于暴食痛苦之下？并且，杜甫在詩中寫道“開顏憩亭沼”，杜甫在方田驛，聽到朝廷派中丞楊琳前去安撫在潭州叛亂的士兵，故而心情十分開心，因此他又乘興在方田驛，做了短暫的游覽，寫下了“側(cè)驚猿猱捷，仰羨鸛鶴矯”的詩句，這也不像是酒后病痛之狀。

因此，聶縣令確實給杜甫送去了救濟，杜甫也因此得以充饑休息。但說杜甫因此而暴斃，從詩中來看，是不符合事實的。

那么杜甫，在耒陽休息后，又去了哪里？杜甫有《回棹》詩。臧玠在潭州叛亂是在四月，杜甫為避戰(zhàn)亂故而出走衡州，打算去郴州投靠舅舅崔偉，故而在耒陽被大水所阻。

而在《回棹》詩中，杜甫寫道“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癘偏……火云滋垢膩，凍雨裛沉綿”，此意為，由于夏季炎熱，瘴氣彌漫，杜甫怕熱，故而在耒陽停留，沒有再繼續(xù)前行。等到，秋季來臨，天氣涼爽一些后，他才開始動身。郴州在耒陽之南，而“回棹”之“回”當是轉(zhuǎn)而向北，往洞庭湖進發(fā)。而詩中也寫道“清思漢水上，涼憶峴山巔。順浪翻堪倚，回帆又省牽?！贝藭r杜甫思念的是漢水、峴山、此兩地均為北方襄陽之處，可見杜甫此時并不想去郴州，轉(zhuǎn)而向北去襄陽。詩中所寫之“順浪”“省牽”之語，也明確無誤為向北而行。

因此，《回棹》詩可證明，杜甫在大歷五年夏末，已經(jīng)開始北上岳陽方向。而所謂之“卒于耒陽”，自然不攻自破了。

最有力之證據(jù)在于杜甫所寫之《長沙送李十一銜》一詩，詩之首聯(lián)寫道“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要知道杜甫在乾元二年，即公元759年冬天，在同谷縣（即西康州）寓居，在十二年后又在長沙與李十一相逢，如此算來，杜甫此詩最早也應(yīng)該作于公元760年秋。因此，杜甫在大歷五年秋天，尚能寫詩，說其卒于大歷五年夏，顯然不合邏輯。

而杜甫最后一首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更是明確表明此詩作于大歷五年冬。其中有詩句“郁郁冬炎瘴，濛濛雨滯淫”，可為證明。而詩中之“葛洪尸定解”，可知杜甫此時已自知命不久矣，故此作為其絕筆，當無異議。難怪古人對杜甫死于大歷五年夏，減卻他半年陽壽，實“為可恨”之事。

經(jīng)過上文論證可知，杜甫在大歷五年冬，尚能寫詩贈湖南親友，不久后他卒于荊楚（湖南、湖北）之間，當無異議。而此地離岳陽也不甚遠，“旅殯岳陽”也就合理無誤了。

另外，尚有《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登舟將適漢陽》等詩，因其集中并無明確佐證寫于大歷五年秋，故而不做主要證據(jù)，但推斷為大歷五年所作，亦可信。

還有一首詩名為《過洞庭湖》，此詩在洞庭湖之碑上，并未具載作者，宋朝黃庭堅，考其筆法用字，斷定為杜甫所作。詩中有“破浪南風正，收帆畏日斜。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之句，從詩意看，詩中作者乃是乘南風北上，并且心胸開闊，內(nèi)心甚喜。此詩雖不能作為杜甫在大歷五年渡過洞庭湖之有力證據(jù)，但若以杜甫行跡及詩風考之，亦頗似其在大歷五年夏末北上洞庭湖之事。

那么，還有最后一個疑問。杜甫死于耒陽之“謊言”是怎樣流出的呢？

此事說來頗為有趣。

據(jù)北宋劉斧《青瑣摭遺》記載：杜甫自蜀出發(fā)，在耒陽停留。一日，喝醉了酒，路過江上洲中，由于大醉天晚，就留宿在江邊一個酒家。晚上，江水暴漲，昏睡的杜甫被江濤沖刷，就被卷入浪濤，尸首無存。后來，唐玄宗思念杜甫，就下詔尋找杜甫入京見駕。曾經(jīng)給杜甫資助牛肉白酒的耒陽縣令聶某，遍尋杜甫不著，又害怕唐玄宗降罪，就在江邊筑造了一個假墳，謊稱杜甫因為吃多了牛肉白酒，肚漲而死，故而葬于耒陽江邊。

此記述荒誕不經(jīng)，經(jīng)不起推敲。或許傳說已久，故而先后被《新舊唐書》采用，以至于以訛傳訛，成為一個有趣、怪異、令人傷感但又經(jīng)不起考證的謊言。

不自矜 不自屈 不斷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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