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

[1]黃霖、王國安編譯《日本研究<金瓶梅>論文集》，齊魯書社1989年版，第137頁。

[2]詳見黃霖《關于〈三國〉鐘惺與李漁評本兩題》，日本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會編《中國古典小說研究》1995年第1號。

[3]黃霖《關于〈金瓶梅〉崇禎本的若干問題》，中國金瓶梅學會編《金瓶梅研究》第一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60—83頁。

[4]黃霖《再論〈金瓶梅〉崇禎本各本之間的關系》，《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5期。

[5]黃霖《〈金瓶梅〉詞話本與崇禎本刊印的幾個問題》，《河南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6]1963年5月日本《大安》第9卷第5號《〈金瓶梅〉參考圖版12種》曾載有內(nèi)閣文庫本的扉頁、序及插圖各一頁，其插圖疑非內(nèi)閣本原圖而是將它本誤植，因為此插圖為第四十六回《元夜游行遇雨雪，妻妾戲笑卜龜兒》一葉兩圖。據(jù)孫楷第、鳥居久晴、長澤規(guī)矩也等著錄，內(nèi)閣本插圖為五十頁，即一回一圖，不可能一回兩圖。又，此插圖版心有“金瓶梅”三字，而內(nèi)閣本正文版心均無此三字。

[7]第1、3、4、5、7、9、11、12、14、15、16、17、19、24、26、28、31、32、35、36、39、42、47、49、51、52、56、57、59、62、63、64、65、70、74、75、76、80、81、83、84、86、87、88、90、91、92、93、94、95、98、100回。

[8]見《李漁全集》第13卷《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中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157，第379—380頁。

[9]周文業(yè)《<金瓶梅>版本研究》，《<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紅樓夢>版本研究》，2012年8月印本，第115—129頁。感謝周先生的文章補充了許多有說服力的例證，但其結(jié)論完全誤判了我對內(nèi)閣本的看法，其結(jié)尾處說：“（黃霖）認為：內(nèi)閣本是北大本的翻刻本。但黃霖先生只考慮了上述分析的的第一種‘父子’關系，而沒有考慮第二種‘兄弟’關系的可能性，即兩種版本并沒有直接翻刻關系，而是來源于一個共同的祖本，結(jié)合兩者的其他不同處，這種可能性也存在?！睂嶋H上，我在所有關于崇禎本的研究中，一直堅持本文開頭引過的一段話：“崇禎本系統(tǒng)中，二字行眉批本當為最先刊出；三字行眉批內(nèi)閣本、四字行眉批北大本、天理本、上圖甲本及混合型眉批上圖乙本、天津本三類分別從二字行眉批本出；無眉批的首圖本則從內(nèi)閣本出。”也即從未認為北大本與內(nèi)閣本是“父子”關系，從來就認為它們是“兄弟”關系。我之所以用北大本來證內(nèi)閣本的缺略粗疏，只是因為目前沒有找到“父親”來作證，只能用相對完整的“兄弟關系”的北大本來作對校，對校的目的也只是要證明內(nèi)閣本不是“原刻形態(tài)”的“正頭香主”，證明內(nèi)閣本與北大本的關系不是倒過來的“父子”關系而已?？傊覐膩硐攵紱]有想過“內(nèi)閣本是北大本的翻刻本”。周先生的誤判，令人頗感詫異。這或許是受了我強調(diào)詞話本與崇禎本之間的關系是“父子關系”的影響，將那種“父子關系”誤植到我的崇禎本系統(tǒng)的研究中來了。

[10]以上論證的材料，參見黃霖《再論〈金瓶梅〉崇禎本各本之間的關系》，《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5期。

[11]北京大學出版社影印北大本時，曾對若干不清楚的字僅憑臆斷加以描摹，也產(chǎn)生了一些錯誤。我曾將此問題與原本校對確認過，但30年前的記錄一時不知夾在何處，今匆忙之中，只能據(jù)其影印本與內(nèi)閣本相校，故無法分清哪些是原刻之錯，哪些是影印之誤，只能籠而統(tǒng)之地將刊印時的錯刻、漏印而造成的脫字、錯字與影印時的描摹之病歸在一起論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