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 詹 丹

關于《紅樓夢》的整本書閱讀，我曾經撰寫過閱讀的選擇性問題，屬于“讀什么”?！霸趺醋x”的問題，屬于閱讀策略，在此加以討論。

 一、長篇小說閱讀的一般策略

閱讀策略可從泛泛角度切入，就像小說家納博科夫曾經說的，閱讀長篇小說，應該起碼有四個條件：有記性，有想象力，有文學感覺，最后，手頭要有一本詞典，可以隨時查閱。這四點，對《紅樓夢》的閱讀都適用，我就借用過來展開討論。［1］除查詞典具有一定操作性，其他都好像不是我要你怎么做或者我要我怎么做，就能做到的。

首先，是記憶力?！都t樓夢》人物多、事件雜。作者為了讓讀者對人物有漸漸的適應過程，在整體構思上煞費苦心。通過各種設計，把賈府里的各色人等慢慢推上小說舞臺。記住這些人名、彼此的關系及相關的情節(jié)線索，記住發(fā)生在不同人身上的一些細節(jié)，都需要讀者具備一定的記憶力。好記性可以幫助讀者建立文本的有機關聯(lián)性。比如第五十七回，庚辰本的回目上句是“慧紫鵑情辭試忙玉”，程甲本和程乙本的“忙玉”作“莽玉”，戚序本作“寶玉”?！皩氂瘛眱勺痔匠＃刹豢紤]。那么“忙玉”好，還是“莽玉”好呢？從常理說，用魯莽的莽，沒問題，寶玉未經仔細思考或者查證，就把紫鵑的謊言當真了，確實魯莽。但是，第三十七回成立詩社時，寶釵就給寶玉起過兩個別號：“富貴閑人”“無事忙”，所以，回目稱他為“忙玉”，有意把平日的瞎忙乎與此時的虛驚一場聯(lián)系起來，使這回目有了特殊的意味。［2］

其次，是想象力。小說寫到一些內容的同時，也留下了許多空白；或者只寫到了表面，留下深層的潛臺詞，需要讀者通過想象力去合理展開，把沒有色彩的冰冷文字，用想象力去充實它、點燃它。如第七回周瑞家的送宮花例子：

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人的，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呢？”

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枝是姑娘的了?！摈煊窭湫Φ溃骸拔揖椭溃瑒e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周瑞家的聽了，一聲兒不言語。

讀者如果不調動自己的想象力，單看這段描寫，最多也就覺得黛玉太小心眼。這里挑戰(zhàn)讀者想象力的，是周瑞家的的回答：兩句話都用“了”來強調，有讓黛玉放心、一切都安排妥妥的意思。于是，她說話的潛臺詞，恰恰是跟黛玉的理解成逆向發(fā)展的。就是她以為黛玉這么問，是擔心只有她有，別人都沒有，她會不好意思收下來。為了讓黛玉徹底放心，周瑞家的才這么說。于是，等到黛玉說出她真實想法時，在周瑞家的內心，產生了戲劇性逆轉，讓她尷尬得不知說什么好，只有一聲不吭了。

再次，是文學感覺。這有點玄虛，似乎說不清道不明。比如《紅樓夢》后四十回的內容，其中也有寫得不錯的，特別是司棋和表弟殉情、黛玉之死、賈府被抄、襲人改嫁、寶玉與賈政雪中相逢乃至夏金桂誘惑薛蝌等段落，都是比較生動的。在家族發(fā)展趨勢方面，也遵循了原作的基本思路，但總體的藝術感覺，還是趕不上前八十回的大部分描寫，不僅詩意蕩然，而且主要的是，那種文筆曾經留下的很大想象空間，也一并消失了。雖然有一些學者堅持稱后四十回和前八十回是同一個作者，但在我看來，如果不是想說明作者進入八十一回創(chuàng)作，有了江郎才盡般的遭遇，水平發(fā)生了斷崖式下滑，那么有這類主張的人的藝術感覺實在太差。

最后，讀小說也需要經常查閱詞典。就《紅樓夢》來說，小說在雅詞和方言俗語的運用上，涉及的語域都比較寬廣，即使是一些看似普通的詞語，因為用在特殊場合，也產生了不尋常的意義，我們還是需要查相關的學者研究，才能得到正確解釋。比如寶玉去櫳翠庵喝茶，妙玉給他使用自己的茶具綠玉斗，小說用了一個“仍舊”的“仍”，我們通常認為“仍舊”指不止一次，但北京大學的陳熙中老師認為這詞解釋為“乃”，并用相似的例子來佐證，我覺得是有說服力的。［3］當然，這樣來理解，并不否認寶玉和妙玉有著非比尋常的關系。但在確認這樣關系的前提下，仍然持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把支持性的證據放在一個恰如其分的位置，這是我們閱讀時不容易做到的。

 二、《紅樓夢》閱讀的特殊策略

下面，我就《紅樓夢》自身的特殊性，來討論相應的閱讀策略。這里提三點，應該是大家的共識。一是版本的交錯復雜性，二是材料的百科全書性，三是結構的對比、類比性。由此形成相應的三種閱讀策略，其實都是這一總原則下的具體運用。

因為版本的交錯復雜，所以從普通讀者角度考慮，不必去直接閱讀各種抄本或者清代活字印刷本的影印本。而只需把人民文學出版社整理的以庚辰本為底本（后四十回為程甲本）的整理本和程乙本的整理本進行對照閱讀，前一種思想藝術更高的作為基本讀本，后一種可以根據自己興趣，來對照閱讀一整回或者更多。其目的，是通過優(yōu)劣對比，培養(yǎng)文學感覺。

需要先說明的是，白先勇有一個觀點，說庚辰本是給小眾研究用的，程乙本是給大眾閱讀用的，大陸個別學者對此觀點有認同。這觀點初聽有道理，其實是在偷換概念，混淆視聽。因為當我曾和白先勇爭論庚辰本和程乙本哪一個版本更好時，不是指清代流傳的、原始意義上的脂抄本和程印本，白先勇當然也不是。我們都是指經過現(xiàn)當代專家整理的兩個普及本，哪一個更少瑕疵、思想藝術更高明、更值得向讀者推薦。

此外，關于這兩個整理本的優(yōu)劣比較，梳理程乙本不同于庚辰本的文字表述，主要分為三種情況。

第一，庚辰本有些技術上的筆誤或者藝術上不合理的描寫，在程乙本甚至更早的程甲本中得到了糾正。這些情況在整理本中，不少已經得到了糾正。有些則是見仁見智的問題，還有待進一步討論。比如關于齡官在薔薇花架下畫“薔”字，到底是幾千還是幾十；黛玉和湘云在凹晶館聯(lián)句，到底是說“冷月葬花魂”還是“冷月葬詩魂”；等等。

第二，程乙本改動的文字明顯不如庚辰本，但又是不得不修改的。這樣的改動，我們表示理解。比如第五回有關詠嘆迎春嫁給孫紹祖的曲子“喜冤家”，其中一句寫孫紹祖，庚辰本是“一味的驕奢淫蕩貪還構”［4］，程甲本和程乙本都是“一味的驕奢淫蕩貪歡媾”［5］，其中，“貪歡媾”重復了“淫蕩”，不及庚辰本的言簡意賅。但程本這樣改，又是合理的。因為孫紹祖“構陷”賈家，是作者原來的構思，但在程本的續(xù)作中，并沒有呈現(xiàn)這方面內容，小說主要寫了他的淫蕩和對迎春的欺凌。這樣，修改曲詞，其實也是為了照顧到后文，前后保持一致。這樣的改動，雖然掩蓋了曹雪芹原來的構思，但從情節(jié)整體角度考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對此改動，就沒必要苛責。

第三，程乙本（有時候也包括程甲本等）與庚辰本不同的文字處理比，明顯拙劣。這樣的例子是大量的，占多數。因為之前有過文章討論，這里就僅舉一例。比如統(tǒng)編高中語文教材必修下冊第七單元，談到學習《紅樓夢》主題的任務時，有“這塊頑石幻化成賈寶玉”一句［6］，其實是依據了程印本對脂抄本修改才有的說法。多種脂抄本大多寫的是頑石幻化成賈寶玉出生時口中所含的通靈寶玉，并一直是故事的敘述者，而神瑛侍者才幻化成主人公賈寶玉。但在程甲本、程乙本中，頑石、神瑛侍者和賈寶玉合三為一了。由此引出了三個失誤：第一，混淆了敘述者和主人公的基本差異；第二，混淆了煉石補天神話和木石前盟石化的差異；第三，讓通靈寶玉與頑石間發(fā)生了莫名其妙的裂變。

這是基于小說材料具有百科全書的豐富性而提出的一種閱讀策略。

我們當然可以從物質和精神生活的多樣性來閱讀相關文獻，深入理解《紅樓夢》涉及的許多描寫，比如單是西洋物品，方豪梳理歷史資料，分析其中提到的外國物品；周紹良從西洋鐘表特點考證劉姥姥一進榮國府時，聽到的敲鐘聲到底是幾點。還有商偉研究小說中的西洋鏡，孟暉研究小說中的西洋玻璃，相關文獻，都值得參考。我們不是做研究，也未必需要去閱讀小說外的一手資料，但是，參考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還是有幫助的。限于篇幅，這里主要舉詩歌方面例子來說明。

第四十回，林黛玉說：“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留得殘荷聽雨聲’。偏你們又不留著殘荷了。”雖然我們可視為她當時在跟寶玉、寶釵等鬧別扭，因為是他們主張要人來收拾殘荷的，但林黛玉真喜歡這句詩也是可能的。而究竟是怎樣一種喜歡，就需要把這句詩放到李商隱詩的具體語境中來進一步理解。

其詩《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袞》寫對人的懷念：“竹塢無塵水檻清，相思迢遞隔重城。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迸c曹雪芹幾乎同時代的紀曉嵐對結句的點評：“不言雨夜無眠，只言枯荷聒耳，意味乃深，直說則盡于言下矣。”又說：“‘相思’二字，微露端倪，寄懷之意，全在言外?！保?］這一點評，頗為精準。聯(lián)想到林黛玉平日常失眠，那么，這一寫雨夜無眠的詩句，能得到黛玉的喜愛，未必是一種引發(fā)愉悅的審美欣賞，或許僅僅是因生動形象地表達出抒情主體的特殊心境而引起的共鳴。

從林黛玉性格和生活習性看，她喜歡這樣的詩句，容易對這樣的詩句產生共鳴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把詩中的意境在現(xiàn)實中復制出來保留下去，讓自己沉浸其中流連低回，就不免讓人覺得她有自虐的心態(tài)。而缺少夜晚無眠體驗的寶玉，當他積極配合，有意在現(xiàn)實中保留這一意境的物質條件，是真理解了黛玉的心思，還是在句子層面品味了“果然好句”，進而喚醒了他欣賞雨打荷葉的別樣樂趣？或者僅僅出于對黛玉的表面迎合（如同他常常這樣做的）？類似的思考，就把閱讀帶向了深入。

第七十回，大觀園重開詩社，詠嘆柳絮。林黛玉作《唐多令》，哀怨悱惻一如既往，說什么“飄泊亦如人命薄”，是“嫁與東風春不管，憑爾去，忍淹留”。而薛寶釵寫了一首讓人刮目相看的《臨江仙》：

白玉堂前春解舞，東風卷得均勻。蜂團蝶陣亂紛紛。幾曾隨逝水，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頻借力，送我上青云！［8］

從小說本身看，薛寶釵的詠柳絮當然是林黛玉等人創(chuàng)作的翻案文章，但不少學者認為，這首詞作，是受宋人洪邁《夷堅志》卷一中記錄的一則《侯元功詞》故事影響的。該故事云：

侯中書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場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xiāng)貢。人以其年長貌寢，不加敬。有輕薄子畫其形于紙鳶上，引線放之。蒙見而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才得吹噓身漸穩(wěn)，只疑遠赴蟾宮。雨余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泵梢慌e登第，年五十余，遂為執(zhí)政。［9］

這里寫男主人公侯蒙考場受挫又長相難看（貌寢），但他心態(tài)極好。雖被人嘲弄，肖像曬到了天上，他居然能趁機作翻案詞，所題詠的“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具有明確的雙關性，“一舉”之“舉”，也可以落實為侯蒙自況的應舉。不過，薛寶釵在詞中借用此句時，以柳絮替換風箏，其關于柳絮和人的命運的雙關性就被泛化了。更重要的是，因為原詞的人物形象與風箏重合，作為一種潛在文本影響到情節(jié)敘述中。這樣，隱藏于《紅樓夢》書本背后的歷史故事，如同一條暗線牽連起柳絮、風箏和人物三者的緊密關系。

事實上，當小說寫大觀園眾人吟詠柳絮時，最先出示的是才寫了半首的探春的《南柯子》，道是“空掛纖纖縷，徒垂絡絡絲，也難綰系也難羈，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探春題詠柳絮只有半首，所留下的殘缺，雖然也有寶玉來續(xù)寫，但這并不是關鍵。關鍵是，探春在放飛風箏活動中，依托鳳凰和喜慶的關聯(lián)，把自己未來的人生走向，如斷線風箏的遠嫁行為暗示出來時，才完成了“詠柳絮”的下片。這是以具體活動的暗示對上片文字的接續(xù)，是對詞作“難綰難羈”“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主題的呼應。而中間插入薛寶釵的詠絮詞，其對侯蒙詞中的意象挪用，既有它自身相對獨立的意義，除此之外，也是在與作品內部及外部的互文關系中，加固了人與柳絮、與放飛風箏的關聯(lián)性。

還想指出一點的是，考慮到高一上半年是把費孝通的《鄉(xiāng)土中國》納入必修教材的，所以，應該有意識地把《紅樓夢》與《鄉(xiāng)土中國》參照起來閱讀。事實上，《鄉(xiāng)土中國》也不時會舉到《紅樓夢》的例子，比如“男女有別”“禮治秩序”“長老統(tǒng)治”等章節(jié)。限于篇幅，這里就不展開了。

應該說，閱讀回歸本文，這是最基本的閱讀策略，而《紅樓夢》本文在整體構思上的對比、類比性體現(xiàn)得如此全面，使得對比和類比的閱讀策略，更應該得到深入貫徹。

從文本的大處著眼，有情節(jié)設計、人物塑造、主題概括三方面，由此也引導讀者要從這些方面來確定閱讀策略。

從情節(jié)看，整體意義上的家族的盛衰構成整體對比，連同家族中人物命運，都有了趨同性對比。而甄家小榮枯與賈家大榮枯，則有縮影般的類比。

局部意義上，例如第十九回襲人的花解語和黛玉的玉生香，兩人各自與寶玉發(fā)生的似乎相近的兒女溫情，卻有了進一步的道德教誨和情趣相投的對比性差異。而寶玉挨打后，寶釵和黛玉探視寶玉的不同表現(xiàn)，還有上文提到詠絮詞，黛玉的《唐多令》與寶釵的《臨江仙》主題的悲觀和樂觀對比。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許多紅學家寫過專題討論的論文。

從人物塑造看，金陵十二釵正冊的排列規(guī)律，就有明顯的兩兩對比性，不少學者，正是從這方面來展開比較分析的。如王昆侖在《紅樓夢人物論》中談到的黛玉做人、寶釵做人，這種鮮明對比，給人深刻印象。而他在把民國時期寫成的《紅樓夢人物論》在1949年后加以修改時，對對比和類比策略的運用，也就越發(fā)自覺，視野更加開闊。這里舉一例，可以給讀者閱讀起一定示范作用。他的《紅樓夢人物論》在第一篇的“花襲人論”中，1948年的版本是這樣的文字：

1983年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修改版中，這段文字改成：

我們發(fā)現(xiàn)，在第一版文中，沒有提出的晴雯和襲人究竟與黛玉、寶釵間構成怎樣的結構關系，在修改版中被清晰揭示了：這是在不同社會階層的兩種立場、兩種性格的代表性人物的對比和各自的類比關系。至于晴雯、襲人兩人的性格在修改版中沒有被提及，也許是因為作者認為，相比于對人物的性格呈現(xiàn)，揭示社會的結構關系更為重要，而且這種結構揭示已把性格呈現(xiàn)通過類比而暗含其中（通常所謂的“釵影黛副”，已經為人所熟知），更何況在其他段落，這些性格特征也有更全面的揭示和剖析。

從主題概括看，讀者一般都習慣用命運、無常來概括《紅樓夢》，最近作家閆紅在一個講座中也詳細談了她對《紅樓夢》“無?！钡母惺埽岢鲆粋€有意思的觀點：薛寶釵對趙姨娘客氣，給她送禮物，未必說明她做人圓滑。也許這里有一種無常觀在起作用，保不定自己將來就成了別人眼中的趙姨娘，所以善待趙姨娘，其實是對無常保持敬畏，讓人生變得安全的一種策略。當然從對比策略思考，我覺得小說實際上是把無常的主題具體化為兩種，一種是香菱的“有命無運”，還有一種是秦可卿的“有運無命”。這里的命，是指生命，不是天命。有命無命，主要是指長短。這種生命和運氣的分離，就是命運無常，而能夠命運兩濟的，如同小說開頭寫到的嬌杏，諧音“僥幸”，只是一種偶然。這樣的主題理解，對讀者來說有一定的真切性，但也蘊含著一個重要局限。因為無常雖可能反映了作者創(chuàng)作的自覺觀念，但又不能全然等同于小說本身，因為小說在展開家族盛衰和人物悲劇結局時，也把人的性格局限特別是社會制度的問題一并呈現(xiàn)了。所以把命運無常作為對比性的展開方式，僅僅是問題的一方面。我們還需要把作者的自覺意識和他在小說中客觀呈現(xiàn)的事實加以對比性理解，從而使我們的理解有可能超越作者所處時代的意識局限，能夠發(fā)現(xiàn)作品正視現(xiàn)實、批判現(xiàn)實的力量。只有這樣，才不至于使無常觀念，成為對不合理社會和制度的無意中的一種辯護。

 三、余論

當我們展開文學閱讀而自覺運用一種策略時，我們的閱讀可能會減少感性的樂趣，我們變得更理性，更像艱苦的工作者而不是一個樂在其中的人。我不懷疑思考本身能獲得樂趣，文學閱讀不能純粹跟著感覺走，必要的理性還是需要的，但如何努力讓感性和理性得到平衡，這也是需要我們思考的。這里我舉納博科夫關于《包法利夫人》的思考題，來說明理性和感性融合的一種途徑，他曾經出這樣的思考題，讓讀者來想象自己所理解的女主人公艾瑪：她會喜歡布滿廢墟和牛群的景色，還是與人群不產生聯(lián)想的景色？她喜歡她所處的山間湖泊有一條孤零零的輕舟，還是沒有輕舟？［12］

是的，這似乎呼應了我們此前論述的對比策略的運用。但還需要看到，這里有理性和感性，思辨和想象的一種平衡。我們閱讀《紅樓夢》，也應該有這樣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