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在沈陽東北博物館臨摹時攝

菊石圖 1936年 116cm×46cm 軸 紙本

【一專多能的京城“玩家”】

于非闇先生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父親是內務府正白旗漢軍，母親是滿清宗室。于家是書香門第，祖上三代都曾中過舉人，于非闇在15歲時便考中過秀才。童年時期的于非闇受到了良好的傳統(tǒng)教育和祖輩父輩們的文化熏陶，自幼便對家中收藏的書畫、法帖、拓片等等很感興趣，于非闇既接受過傳統(tǒng)的私塾教育，又上過新式的學堂，雖出身舊式文人家庭，但思維上卻不禁錮。雖然庚子之亂后，于家開始沒落，家藏的書畫文玩、房屋地產逐漸變賣換作柴米，但是于非闇與生俱來雅好賞玩的“旗人”習俗并未消退，在藝術創(chuàng)作方面的天資和聰慧也未被沒落的生活所消磨。京城舊都的文化氛圍和特殊的家庭環(huán)境培養(yǎng)出于非闇一專多能的才藝和廣收博取的胸懷。所以，于非闇并非一位傳統(tǒng)意義上的“職業(yè)畫家”，而是一個涉獵廣泛、多才多藝的文化“雜家”。

五色鸚鵡 1941年 92.5cm×42cm 軸 紙本

學畫之前，他先跟民間畫師王潤喧學習如何研制顏料，如何飼養(yǎng)昆蟲、種花蒔草。除此之外，他還是民國期間京津地區(qū)著名的記者、藝評人，同時為數(shù)家報館撰稿，還首次在報刊上提出“南張北溥”說法，張大千初到北平時能夠快速站穩(wěn)腳跟，應該說與于非闇提供的幫助有很大關系。這些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學養(yǎng)積累都為于非闇的藝術創(chuàng)作打下堅實的基礎，這也使得他轉向工筆花鳥創(chuàng)作時，一切都水到渠成，仿佛是信手拈來。

【“中年變法”復興工筆花鳥】

御鷹圖 1954年 164cm×80cm 軸

雖然于非闇被尊為二十世紀中國工筆花鳥畫大家，但是在早年他的繪畫卻主要以寫意花鳥和山水為主，直到三十年代時，才在好友張大千的建議下進行“中年變法”，開始放棄寫意一路，專攻工筆花鳥畫的創(chuàng)作和研究。在當時的中國畫壇流行的是寫意的文人畫風，傳統(tǒng)工筆花鳥因過于工細不符合文人的身份與性格，而淪落成“匠人”繪畫的式微局面。為了扭轉這種頹勢，于非闇從仿古和臨習入手，專攻宋代院體繪畫，對宋徽宗趙佶的工細一路用功尤深，甚至連書法也是專攻“瘦金體”。此次展出的《五色鸚鵡》、《白山茶》、《御鷹圖》等作品便全部是臨自宋徽宗，而且臨摹的時間跨度非常大，可以說是貫穿了于非闇的藝術生涯。

畫眾生黑 1949年 89.5cm×52cm 軸 紙本

在臨習前人的基礎上，于非闇還注重實景寫生，他豢養(yǎng)的鴿子、花草無不轉換成他筆下的繪畫，四十年代時他還為自己制定了“日課”，每日都到北京各處的公園寫生，《畫眾生黑》、《丹柿》等作品均是寫生所得，不僅畫面色彩艷麗非凡，畫中植物也顯得生機勃勃，這正是于非闇堅持寫生，從自然景觀中不斷提煉的結果。在于非闇不斷的探索和努力下，他以一己之力逐漸改變了工筆花鳥畫在近代畫壇中的頹勢，而且培養(yǎng)出田世光、俞致貞等高足，為二十世紀工筆花鳥畫的復興作出巨大的貢獻。

【篳路藍縷建設北京畫院】

丹柿 1959年 95cm×58cm 軸 紙本

1957年，在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的關懷下北京中國畫院(今北京畫院)剛剛成立，首任名譽院長是國畫大師齊白石，于非闇也被聘為北京畫院副院長一職。建院之初的北京畫院如同當時的新中國一樣藍圖初成，正值百廢待興之際，而此時的于非闇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面對建院初期的發(fā)展規(guī)劃和繁瑣的行政工作，于非闇不顧年邁事無巨細，身體力行的參與到北京畫院初期的建設工作中，為北京畫院創(chuàng)作、研究、傳承三大建院宗旨迅速走上正軌付出巨大的精力與體力。尤其是齊白石去世后，為籌備齊白石遺作展，于非闇更是詳盡的梳理了齊氏后人捐贈的文獻、手札，至今北京畫院的齊白石手札藏品中，還貼有于非闇當年梳理工作時留下的字跡。

牡丹雙鴿 1959年 162cm×81cm 軸 絹本

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于非闇并未放松對藝術創(chuàng)作的要求，在短短兩年的時間里便繪制了一大批符合時代新風貌的作品，如他去世前創(chuàng)作的《牡丹雙鴿圖》，集“春天之花，伏天之葉，秋后之老干”繪制而成，堪稱于非闇晚年代表作之一。于非闇去世后，在他的關照下子女將他收藏的古畫和數(shù)十件花鳥畫精品全部捐獻給北京畫院，為創(chuàng)建并豐富北京畫院收藏體系做出了自己最后的貢獻。今年也是北京畫院建院甲子之年，北京畫院與蘇州博物館聯(lián)合舉辦“妙造自然——于非闇繪畫作品展”既是建院六十年的紀念活動，也是對于非闇先生藝術成就與藝術貢獻最好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