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承父業(yè) · 中 樂團靈魂是指揮嗎 讓我在“指揮篇”里聊指揮 特立獨行 克萊伯一向不簽約、不回信、不受訪,還經(jīng)常臨時取消演出。他總是與主導(dǎo)現(xiàn)代音樂市場的經(jīng)紀人制度抗衡著,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他不簽合同的理由,是覺得有種被綁架的壓力。他只愿口頭答應(yīng),臨場時他有可能現(xiàn)身,也有可能音信全無。就算排練,他也是隨身帶著打包好的旅行袋,以便隨時走路。只要一有不順眼,或是不順耳,即可拂袖而去。在排練中的爭執(zhí)也常常被誤以為是人身攻擊,比如與歌手布魯松(Renato Bruson)和葛貝洛娃(Edita Gruberova)的紛爭就搞得滿城風雨;而他也不做解釋,只是說“感覺不對”。最大的風波是斯圖加特歌劇院到愛丁堡音樂節(jié)演出貝爾格的歌劇《伍采克》,克萊伯臨場宣布生病回德,劇院惱羞成怒將其告上法庭,最終卻敗訴了。事后劇院把克萊伯雪藏起來,不讓他登臺,想用這種方式把他逼走。克萊伯隨即寫了一封公開長信,嘲諷劇院的行政部門,說這是他最愉快的時光,可以光拿錢不做事。 離開斯圖加特,他不再接受全職的指揮工作,只是較長地在巴伐利亞歌劇院和維也納歌劇院登臺。隨著他要求的條件越來越苛刻(包括天文數(shù)字般的酬勞和超次數(shù)的排練),他現(xiàn)身劇院的次數(shù)越來越少。樂迷們倒是不耐其煩,舉著“克萊伯回來”的標語到劇院門口示威,但這都無法撼動已經(jīng)成型的演出經(jīng)紀制度。 屈指可數(shù)的唱片 克萊伯的錄音太少了,可謂屈指可數(shù)。從1973年DG唱片推出的韋伯歌劇《魔彈射手》轟動樂壇以來,他只留下以下幾張: 1974年 貝多芬:第五交響曲 1975年 約翰·施特勞斯:輕歌劇《蝙蝠》、貝多芬:第七交響曲 1976年 威爾第:歌劇《茶花女》、德沃夏克:鋼琴協(xié)奏曲(鋼琴:里赫特) 1978年 舒伯特:第三以及《未完成》交響曲 1980年 勃拉姆斯:第四交響曲 1981年 瓦格納:樂劇《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 1982年 貝多芬:第四交響曲(Orfeo 實況) 1989年 維也納新年音樂會 (Sony 實況) 1992年 維也納新年音樂會 (Sony 實況) 以及Nuova Era發(fā)行的馬勒《大地之歌》、Memories發(fā)行莫扎特《第三十三號交響曲》、鮑羅丁《第二交響曲》的實況錄音。 影像資料大都是現(xiàn)場錄制:約翰·施特勞斯的《蝙蝠》以及理查·施特勞斯的《玫瑰騎士》,1989年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這些都是DG出品的。指揮阿姆斯特丹音樂堂管弦樂團的貝多芬第四、第七交響曲,與維也納愛樂合作的莫扎特《林茲》,勃拉姆斯《第二交響曲》,以及1992年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這些是飛利浦出品的。 克萊伯與DG的唱片在1981年戛然而止了,《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的發(fā)行使克萊伯與唱片公司產(chǎn)生摩擦——還是那個原因:天價的報酬、超常次數(shù)的排練,以及從不簽約、動不動就揚言禁止出版的威脅,讓唱片公司只好對他敬而遠之。樂迷們引頸期盼著他的新唱片,一等就是十多年杳無音信。克萊伯倒也泰然若是,反正他就是不喜歡進錄音師錄唱片,在他看來音樂是無法“固定”下來的,對作品、演奏與他自己都是一樣,唯有變化才是永恒存。 天使與魔鬼 韋伯的歌劇《魔彈射手》是善惡大對決,指揮最好也是天使和魔鬼同體的化身,克萊伯似乎就有這樣的潛質(zhì)。在樂池了,他就像掉進音樂旋渦中著了魔。他以充滿熱情的雙手再次給了歌劇新生命。無論多么躁動的樂段,他動作始終都優(yōu)雅得體;或許他是所有指揮中動作最優(yōu)美的一位——就算不是古典樂迷,看到他的指揮也會入迷。他從不過頭,永遠留白,讓音樂自然流動,優(yōu)美的動作是為了引導(dǎo)出優(yōu)美的音樂,這是詮釋音樂藝術(shù)的最高境界。 維也納新年音樂會 克萊伯的享樂人生觀在1989年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上表現(xiàn)的淋漓盡致,看他在駕馭施特勞斯圓舞曲中舞動指揮棒簡直就是人生一大幸事。慣例的安可曲《藍色多瑙河》,他不但能讓你看到如畫的多瑙河波光,還能讓你嗅到自然的芬芳。一年一度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是指揮大競演,歷年執(zhí)棒的指揮家都是逐年聲望頗高的大師。若讓全世界樂迷投票:誰執(zhí)棒的華爾茲最迷人,克萊伯絕對是得票最多的一位,他能把圓舞曲演奏到你心房里。 1992年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又是他執(zhí)棒,從衛(wèi)星轉(zhuǎn)播的電視畫面上看,他蒼老許多,但風采依舊。音樂依舊年輕且速度更快,大起伏的彈性速度更為新年添加喜慶氣氛。結(jié)束的慣例,新年祝詞他還是跟上次一樣,金口不開只與團員們同念“新年快樂”??梢耘c89年對比一下,來了解克萊伯所謂現(xiàn)場自發(fā)性的靈感有何不同之處。 文 / 茶茶斑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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