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情感，源于人的思維；品性，得于教化熏染。情感或有失控，品性定有優(yōu)劣，因此便會有“情性之極”。凡事遇極，便生異象。世間俗塵，極善常無，至惡卻常有。所謂禮，于今世當(dāng)為法理，既是法理，當(dāng)需嚴(yán)明且為剛性，以此可規(guī)因情極而生的禍端。樂，于當(dāng)世或解為道德之矩，守規(guī)矩當(dāng)為人的最基礎(chǔ)的品性。不守規(guī)矩，小則有違社會公德綱常而遭公譴，大則便是觸法而獲刑罰。不以惡小而為之，不以善小而不為。積善修德，積惡成禍。儒者之論或失偏頗，卻也總有善說；道家之說亦非至理，當(dāng)循之道理也是頗多。所以，儒道兼容，取其善論以為制禮作樂之據(jù)，則可“防”、可“節(jié)”那些“情性之極”而生的禍，如此所生的“禮”、“樂”，可期。

二、

古人云“性本善”，或許只是源于善心所期。人之初，心智為空，性本無所謂善惡，如無點墨白紙。以善教化，則善生且長；以惡熏染，則惡生愈甚。所以才需制禮作樂，以禮樂揚善抑惡。于當(dāng)世，禮樂便是必遵之法、當(dāng)從之規(guī)?；蛴心贻p氣盛者，以“個性”之名縱其不羈之情性；或有年長失德者，無視普世之公德。此皆因久失禮之所防、久少樂之所節(jié)所致，也就是法有不嚴(yán)、規(guī)有不循。本是剛性的法規(guī)，竟彈性有加，常因所謂的“人性執(zhí)法”所破功。明明白白的違法、違規(guī)之事，常以“協(xié)商”而終，此為破“禮樂”之效。善惡陽陰，及人漸長漸生漸分明，謂其“性有善有惡”，此中的“性”為“養(yǎng)而致之”的品性，而非本性。

三、

人之初，既非惡，便也無善。如山中璞玉，細雕則成器，遭毀則為礫。所以，后天的教化才是決定人性善惡的關(guān)鍵。所謂的教化，非惟師之責(zé)，家中之長、社會的氛圍亦有重任。孩童的一言一行，多效于家長師尊及所“接”之人，及長，言語行為或禮貎?nèi)逖呕蜉p佻暴躁，或崇仁義或重利色，與其初生眸之“了眊”毫無關(guān)系，此非本性，而是漸漸而生的品性。東漢的王充能夠否定了孟子的“性善”論，在當(dāng)時的社會背景下，實難可貴！

四、

今讀《論衡》，方知史上哲人中還有一位告子，真的是孤陋寡聞了，也是漲知識了?？v觀世間，“中人”為眾，圣人極少。告子之論較之王充之說似更為實，王充僅以孔子論述中的片言便證告子之論“未得實也”，其證亦有不實。性無善惡之分，此論與孔、孟“性善”論相比，似更準(zhǔn)確。丹朱、商均之極惡，非初稟天然而得，既有后天耳濡目染，亦受“接者”熏陶，致其心智趨惡而無收，終成極惡。傳堯、舜為圣帝，緣何堯子丹朱“慠”、舜子商均“虐”？“子不教，父之過”，絕非虛言，故堯、舜亦有不明。丹朱、商均貴為帝王之子，非為“中人”，“可以語上”又如何？僅就本性或善或無善惡之分而論，告子之言為實，孟子之論不實。

五、

讀《論衡》的本性篇至此，已見三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亦獲知關(guān)于人的“性”之爭，不只有孟子的“性善”論，亦有告子的“性無善惡”論，還有荀況的“性惡”論，好生熱鬧。然而，三種不同觀點，卻有一處趨同，便是人“長大”后的或善或惡，離不開“接者”的率與教。剛看到一則消息，某學(xué)童未完成寒假作業(yè)，老師讓其回家完成作業(yè)再回校上課，學(xué)童返家，竟選擇自殺而夭亡。嘆其不幸！然而此例不幸夭亡的背后，正是“率”、“教”之失。至親缺“率”，師尊失“教”，終致夭亡之禍。對學(xué)童而言，率者，是至親對其心智引導(dǎo)；教者，當(dāng)為師者對其善行教化。二者共享，學(xué)子有幸；二者得一，尚可勉行；二者同失，便有了“遭禍”、“夭亡”，或成“性惡”，即：“人之為善安從生？”

六、

初生者心智懵懂，所欲、所為無非餓時求食、腹?jié)M欲恭，皆為生命之本能，全無善惡之分。所謂本性，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初生時的品性。襁褓之嬰有性別之分、形體之別，惟“性”無異。伴隨著嬰而童、童而少年，及至成人，在這個過程中，人的品性漸生差異，或至善，或極惡，而善惡品性兼存者為世上多數(shù)。心存善思便可自我從善，心留惡念將終為所禍。初生之嬰何以察已？不能察已如何知曉已性之善惡？故王充言“陸賈之言，未能得實”，這便是王充有別于眾多古時哲人之處。

七、

春秋有諸子，獨儒、道傳之甚遠。至漢，漢武帝納董仲舒之言，罷百家而獨尊儒術(shù)。儒家推崇之綱常，細研之，多附帝王之心，故為兩千余年封建帝王視為正統(tǒng)。而道家以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論，廣為世人所崇，亦得相傳數(shù)千年。世間萬物、萬事，皆有正反兩面、陰陽兩極，極便生逆，故處兩極之間者為眾。百家之論皆有偏頗之處，即便是儒、道，亦有“不得其實”之言。儒、道兼容，或可解世間之多惑，及至人性。觀文至此，還是自覺告子的“性無善惡之分”的觀點更為實，因其頗有些儒道兼容之風(fēng)。

八、

或在身而不發(fā)，或出形于外，皆為人之性情。既是性情，便有善惡，亦有陰陽。然而性有人之初的本性，也有成長之后的品性。告子言本性無善惡，是為真。情者，確如劉子政所言，“接于物而然者也”。成人之性情，性或驗于“出形于外”的情，情或襯性之善惡，或許這便是陰陽之功？至于稟氣而生的人，胎中孕形，生而接物，初生性無善惡，接物而生情，性亦漸成。子所受教，在于至親，亦在于師尊，故性情善惡，成于教化優(yōu)劣，而非稟氣而就。

九、

鴻儒有博學(xué)，此言無虛。然而古之大儒或亦非完人，所論之事也“未必得實”。人性初本為善，此言便是不實，當(dāng)如告子之論“性本無善惡”“頗得其正”。然而，及人長大，品性便確有善有惡。既有善惡，人生之途便各有異，有夭壽之分，有貴賤之別，或許這便是命。接善者，受仁善教化，順了天之道，賢良仁德，人所共敬；接不善者，心由惡率，便行逆天之道，惡行不肖，天人共譴。此亦是命。本性無善惡，品性大不同，正如嬰孩本無知，教之而得學(xué)，學(xué)識確有大不同，才也就有了高低之分，性亦然。

十、

田土所處地域不同，所以質(zhì)有差、色有別，此乃大自然的天性。源頭之水本清澈，順勢而走，遇阻則分流，趨不同，經(jīng)歷自然不同，逢石多者顯清，遭土多者呈濁。人本性如源頭之水，亦是清澈，得“五?！敝畾?，皆為后天教化之功。至于面色與身形，古人講是稟氣而成，其實就是現(xiàn)代科學(xué)所說的繼承了父母的基因。

十一、

《論衡》的本性篇，是認(rèn)同了告子的“性無善惡之分”的觀點，其他如孟子的“性善”、荀況的“性惡”，及至陸賈、董仲舒等論，皆被王充以“未能得實”所否定。由此看來，王充雖尊恭“鴻儒博生，聞見多矣”，對孔、孟亦常有敬，但在論及人的本性時，對儒家的觀點是持反對態(tài)度的。荀況的“性惡”之論雖然也是失之偏頗，但荀子亦有“師法之化，禮義為道”之言，強調(diào)對人的教化的重要性，其實儒家也是非常重視對人的德善教化。古之經(jīng)道，既有哲理，亦有不實，所以需以尊敬的態(tài)度品讀，辯證理解其中的內(nèi)涵，全盤否定或盲目崇信皆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