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詞家自兩宋流變,便引出兩條迥異的發(fā)展方向,一則是柳永、秦觀、周邦彥、姜夔、吳文英的正宗詞派,另一則則是循范仲淹、蘇軾、辛棄疾等的革新派。之于此二者,近代詞學都非?;\統(tǒng)的劃分為“豪放”和“婉約”兩脈,這顯然是不對的(詳見拙文:詞藝錄丨詞學流派不宜僅分豪放和婉約),故而,筆者引龍榆生《宋代詞學風氣的兩股潮流》所論,以“正宗詞派”與“革新派”剖而分之。 所謂“正宗詞派”即是典守聲律,森嚴技法為尚,但從我國歷代固有的“禮崩樂壞”的傳統(tǒng)來看,正宗詞派顯然是不能曠時持久的,反倒是張脫聲樂、解放詞體的革新派才能使之歷久常新。但可惜的是,革新派一直都居于雅詞正宗之下而不成主流,究其因由,實不外乎是因為革新派詞人的成就過于孤立、詞派理念不成范式所致。 蘇、辛革新派的孤立藝術成就
宋詞中的革新派其源火在范仲淹,但彼時詞壇多以小令為主,詞體未成恢張,而字數(shù)所限,又疆域逼仄,雖然文正公《漁家傲》數(shù)曲后世稱譽甚高,如清代先著、程洪《詞潔》評其詞為“ 一幅絕塞圖,已包括于“長煙落日”十字中。唐人塞下詩最工、最多,不意詞中復有此奇境?!钡兴我淮?,卻被歐陽修以‘窮塞主詞’而譏之。
逮至柳永變舊曲為新聲之后,詞體能容納之資料愈發(fā)廣袤,諸詞家熟吟艷科之外, 自會由杰出敏銳之士拓其疆域而促張詞體,能治解放以至用無方,厥功甚偉者,即眉山蘇氏。故王灼常言:“東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碧雞漫志》)
但可惜的是,自蘇軾解放詞體,至黃庭堅、晁補之、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向子諲(字伯恭,臨江人)、陳與義、辛棄疾等人的發(fā)揚蹈厲,整個革新一派的詞人都重以“性情”,乃至詞體技法、審美傳習解無甚系統(tǒng),支離各得。
而革新派對于“個性”的過分講求,以至于一直都掛著“不葺音律、詞辭”的標簽,最終導致了其審美本質(zhì)就是在詞人的獨立個性上。晁無咎評蘇軾詞,首先是對性情的肯定,故云“居士詞橫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而劉辰翁評稼軒詞,也是一般無二的說法,其云:
這種孤立的成就,便是“性情”上的成就。但現(xiàn)在頗有一部分觀點,盲目的將蘇軾的風格認為是“以詩入詞”,將辛棄疾的風格認作是“經(jīng)典入詞”,不得不說,這種理解實是隔靴搔癢的。 革新派的無標準美學范式正如前文所言,這種“惡性循環(huán)”就是因為革新派并沒有統(tǒng)一的美學范式,也難以形成一種標準的美學范式,雖然大家都知道能讓詞歷久常新的是革新派,但蘇辛一派卻不講所謂的“套路”,而是講求的是“天賦”--------這個天賦就是“性情”。故況周頤直接就說“ 性情少,勿學稼軒”(《蕙風詞話》 卷一) 我們看歷代諸家對蘇、辛詞的評斷,就很少涉及到所謂的技法、章法等純文學性上的結構。黃庭堅評蘇詞《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即云:“ 語意高妙,似非吃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又元好問《題閑閑書赤壁賦后》評蘇軾《大江東去》一詞是云“ 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郎自況也。詞才百余字,而江山人物無復余蘊,宜其為樂府絕唱”如是,所謂評說全在蘇軾之博才、曠達云云,抵于詞作,則一概而過-------這到不是不評,而是評不了技法。 雖如此說,但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評詞之風氣,又是由蘇軾及其門下而帶起的,如蘇軾譏秦觀詞只是“十三字說的一人樓下過”,又評柳永《八聲甘州》詞是“不減唐人高處”云云,雖然能偶窺麟爪,但恨不成體系。 我們對比雅詞來看,其矩矱則一目了然。不論是李清照的《詞論》、沈義父的《樂府指迷》還是張炎的《詞源》,都的將正宗詞派主旨、詞辭、音律、章法分條明切的闡述出來。 沈伯時謂:“作詞當以清真為主。蓋清真最為知音,且無一點市井氣;下字運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諸賢詩句中來,而不用經(jīng)史中生硬字面?!保ā稑犯该浴罚?/strong> 后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 、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tài)。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李清照《詞論》) 據(jù)此,正宗詞派雖然圭臬甚多,但總有門徑而入;反倒是革新一派看似不拘一格,但卻無門可入。 結言“性情”一說,以斯成于革新,又以斯敗于革新。如蘇、辛之流自然是高蹈杰出,其上者在雅詞諸家之上,但因成就之孤立,性情之不可學,后往繼之詞人,雖遂蔚成風氣,廣被于南北各方,但又多摹刻疏鄙,空談叫囂,其下者更在雅詞之下。 但不得不提的是,“詞”在古典文體中,確實是一則比較畸形的文體,所謂四聲、句式長短、韻位之疏密,無意不與聲樂息息相關,幾乎是不能脫以音樂而獨立-----倘若不能獨立,又何來哉作為獨立之文學?凡革新詞派之難傳,南宋、晚清雅詞之凋敝,莫不結穴淤塞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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