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所有的人都能判別人性，但能給人性下定義的人很少。

大多數(shù)時候我們是用舉例代替下定義，比如我們會說包容的行為是人性的，等等。

但這種對人性的界定只要深究下去就會變得模糊不清。比如，如果包容是人性的，那縱容又該如何理解呢？包容與縱容之間不存在明晰的界限。

那就讓我們換一個角度來說。

有位西方哲學家（我記得是亞里士多德）說過一段很有名的話“一個徹底孤獨的人他不是天神就是動物”。

這句話之所以流傳甚廣是因為它準確的指出了人類的兩種基本特性——神性與獸性。

人首先是動物，我們自己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其次與動物不同的是，人類天生具有領悟追求純粹精神的本能，也就是抽象思維能力，抽象思維的極致就是神。

這兩種本性幾乎在每一個正常人身上都可以看到，它們一點不模糊、非常好界定。

但人類不能長久的依賴這兩種本性中的任何一種生活。

人不可能像動物一樣生活，這是由神性決定的，動物不追問和思考而人類會。

人也不可能像神一樣生活，這是由動物性決定的，我們深邃的思想總是會受制于我們的動物本能，所謂感情用事。

現(xiàn)實中，一個人只要徹底追求兩者之一，結果就注定會落到另一方——一個欲望從不受阻礙的人慢慢就會覺得自己如神一般無所不能；而獻身于神性的人總是最終被動物性俘獲擊垮。

歷史上看，東方獨裁者的自我神化屬于前者，而西方文明總是以追求某種絕對理念開始，最終淪為殘忍的殺戮——他們追求科學但他們也更像動物。

今天的現(xiàn)實也可做充分佐證，中國的暴發(fā)戶都有自我神化傾向，因為這幾十年來很多人的獲得遠遠超出了當初的預期；而我們的年輕人越來越冷漠殘忍，這是長期浸潤在科學理性教育中的結果——科學就是源于對神性的追求。

人性的產(chǎn)生就是為了中和這兩種對立的人類本能。

佛洛依德的三我理論基本就是這么個意思——自我調(diào)節(jié)本我和超我的矛盾。

所以我們似乎可以說，在神性與獸性之間能夠平衡的那種能力就是人性。

人性不深究是非、不追求絕對，那是神性的范疇；人性制約動物本能，使人活的盡量區(qū)別于動物。

人性現(xiàn)實、靈活、溫暖、易于理解，它所散發(fā)出的獨特魅力被我們稱之為“人情味”。

中華文化的精髓在于它的人情味，所以它長久不衰、可以輕易的被陌生的文化和族群所理解和接受。

我對如上對人性的理解始終堅信不疑，直到最近開始對天津文化的思索有了某些心得。

對天津文化的研讀讓我對人性有了新的理解。

無論你對天津文化持何種態(tài)度，但天津文化有人情味是一種廣泛的共識。

實際上，成熟的市井文化都是人情味滿滿的，所謂接地氣。

但天津式的人情味給人的感覺卻不都是正面的，受教育程度高點的天津人普遍厭惡自己的文化就是一個例證。大家如果都能在自己的文化模式中得到滋養(yǎng)，怎么會不愛自己的文化呢？

很多人將之歸結為地區(qū)經(jīng)濟長期不振而導致的自卑，這個說法站不住腳。一來，天津經(jīng)濟長期以來都還不錯，只不過發(fā)展略慢，而同等水平地區(qū)的其它族群都很認可自己的地區(qū)文化，比如成都、重慶、蘇杭，乃至經(jīng)濟不如天津的西安。

天津的人情味首先表現(xiàn)為一種平均主義，其次在平均主義的前提下還有大量的斤斤計較——只是平均主義可理解為一種純樸，只斤斤計較可以導致一種精致的文化，比如日本和上海。

當這兩種品質(zhì)集于一身時這種文化給人的感覺是窒息——誰也不能過好了，但我除外。

解決這種人際關系模式?jīng)_突的唯一辦法就是大家都不投入，因為誰投入注定被別人占了便宜——不投入是天津各個階層最終達成的共識。

我相信在天津生活過的人大多可以同意我的看法。

但是另一面，天津人的中庸之道也不是假的，不為天下先，差不多就得了——這些久釀的人生智慧的確指引了一代又一代天津人，并長期立于不敗之地。

很多人以為天津很失敗，我的看法剛好相反，這個城市的經(jīng)營非常成功。

關鍵在于，我們對成功的標準如何界定。

有一種成功的標準是不計投入只看產(chǎn)出，事情做大做精就算成功；而另一種成功的標準是核算投入產(chǎn)出比，天津文化追求的是這一種成功。

當投入產(chǎn)出比求最大值時，一種價值觀就應運而生了——零投入的價值觀——我可以得到很少，但我投入的更少直至沒有，所以我仍舊是成功的。

今天人們對天津發(fā)展水平詬病的理由就是國家巨量的投入沒有獲得相應的產(chǎn)出，幾百個億的城市基礎建設投資、曾經(jīng)大量的一流國企、能傾斜的政策中央基本都給了（比如高考分數(shù)全國最低）。但從天津人的角度我們并不認為自己有多失敗，說白了，能混到今天這副模樣我們沒吃虧——這就是天津人“瀟灑”“知足”風度的由來。

吉利汽車當初是夏利汽車的學生，夏利汽車這樣高起點的企業(yè)能被天津人干黃了，難道是沒趕上好時候？難道是北京奪走了？難道是政府不想干好？

能不干就不干，能不投入就不投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后自詡知足常樂——這就是天津人的總體風貌。

天津人這種零投入的價值觀逼迫我們重新審視關于人性的定義。

如果人性是對神性與獸性的不偏執(zhí)，那么天津文化做到了，事實上在天津人身上你很難看到神性和獸性——前者的精致和后者的淳樸在天津人身上幾乎絕跡。

一般意義上，我們理所當然的認為人性是對神性與獸性的平衡，但在這里出現(xiàn)了一種奇特的處理方式——將兩者抽空從而實現(xiàn)了不偏執(zhí)。

隨后的問題是，這兩種基本的人性要素被抽空了，人性又如何得以運作呢？這有點像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答案是：表演。

工具本來是用來處理材料的，但當沒有材料時可以用工具繼續(xù)比劃。

天津人的演藝水平無疑是居全國前列的。

但要說明的是，天津人的表演不是欺騙，欺騙是有意識的，天津的形式主義文化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沉淀。正因為這是一種無意識的集體主義，所以集體主義團結一致的正面品質(zhì)難以得到發(fā)揚，而個人主義的負面品質(zhì)卻層出不窮——這就是天津人讓別人隨大流，自己打小算盤的緣由。

天津人的表演和北京上海人的裝×也不同。

裝×比較狹義，就是裝美好；天津人的表演不止于裝美好，還有裝傻、裝窮、裝粗魯——北京人稱這種裝叫“裝孫子”。但北京人裝孫子一般有意識居多，為了某個目的；天津人下意識居多，認為這種收斂乃至自賤更加安全。

我個人覺得天津文化的形成是某種形式主義在先，而非原著居民自然演繹出了一種文化模式，中國的都市文明基本都是如此。

當一種模式確立了權威的地位，隨后對個體而言基本沒什么選擇，你只能隨大流。

因為對一個共有模式的解讀和演繹是依據(jù)大多數(shù)人的水平，大眾無法變成精英，但是可以把精英變成大眾——所有集體主義文化的劣幣淘汰良幣基本都是這個原因。

當大眾掌握了一個文化模式的主導權，個體向這個模式所投入的精力必然受到限制——因為你投入越多個性化的東西越多，這是群體禁忌。

久而久之，零投入的價值觀就被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沉淀了下來。

讀到這里，諸位可能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沒錯，這就是整個中國的陰影。

在這種天津式的人情味文化中，個體意識越強的人越痛苦，相反它是自我意識薄弱個體的天堂——所以對天津文化的正反評價往往依據(jù)評論者的具體情況而定。

推而廣之，精力充沛的人遭遇到這種文化挑戰(zhàn)會非常之大；但如果你本身就不是個精力充沛的人這種文化真該是首選。

這是給舉棋不定該不該選擇天津的外地人的一個建議。

之前的文章里我說過，天津文化是中國未來文化發(fā)展的一個方向(或者說是一個選項）。

讓我們依據(jù)天津人對人性的演繹看一看今天的中國。

國家層面的反對形式主義已經(jīng)提到了戰(zhàn)略的高度，說明形式大于內(nèi)容的作風已經(jīng)很普遍很嚴重了。以往這種情況多發(fā)生在城市和中老年人群，現(xiàn)在已經(jīng)蔓延到了城鎮(zhèn)鄉(xiāng)村和青年人之中——做任何事情都不投入，全社會進入低欲望狀態(tài)，文化作品形式大于內(nèi)容缺乏思想性，人與人的交流除了逗樂就是攻訐少有嚴肅內(nèi)容（這很像天津人說話風格——除了逗樂就是罵街）。

人與人之間的善仍舊存在，但停留在細節(jié)，一點小善可以通過網(wǎng)絡廣為宣揚，人人在這種低水平的善中完成自戀找到自我認同（這也很像天津人，吝于奉獻的同時樂于展現(xiàn)善的姿態(tài)）。

所有這些形式主義的泛濫無不提示我們一個問題——真正的人性是什么？

真正的人性該是在充分擁抱我們身上動物性與神性的同時一種不懈的平衡努力，它是一種自我戰(zhàn)斗，唯有這種戰(zhàn)斗才能保證我們的人性不會墮落——糾結說明你還像一個人?！陡∈康隆纷罱K一章里天使們合唱“靈界最尊貴的靈魂升上來了，無限飛升；這是上帝因他永不停止戰(zhàn)斗而賜他的獎賞”——浮士德是現(xiàn)代人性的縮影，他一生都在神性與欲望之間掙扎，他犯過許許多多的錯誤，但他從沒有放棄自我戰(zhàn)斗。

做一個高級的人并不難，只需要永遠的實在永不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