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guān)于龍的起源，據(jù)王小盾先生的統(tǒng)計，至少有：龍為馬說，龍為揚子鱷說，龍為蜥蜴說，龍為爬行動物說，龍為蛇為主體混合圖騰說，龍為河馬說，龍為星象說，龍出于閃電說，龍出于水牛說，龍出于犬說，龍出于蛙說，龍出于樹神說，龍首形象源于豬首說，龍原型的海洋巨蟒，龍源于男性生殖符號說，龍源于雷圖騰說，龍源于豬熊鹿蟲四種動物說等。

如上篇所述，“上古龍形象本身存在多義性和不確定性，幾乎所有的考釋都只能是盲人摸象。”因此，王小盾先生所羅列的那些起源說，可能在一個限定前提下都正確，但是會遇到此“龍”非彼“龍”，彼“龍”非此“龍”的尷尬。

距今8000年的查海龍

距今6500年的西水坡龍

李競恒認為這種龍源自星象

雖然關(guān)于龍因何起源的觀點，最終必然莫衷一是，但是我們現(xiàn)在提起的“龍”，不同其早期起源形象， 具有非常鮮明的政治屬性，雖然在幾千年間，作為物種集合性名詞的“龍”的形象出現(xiàn)過復雜的嫁接糅合過程，也存在不同的功能面向，但是今天“中國龍”的核心屬性，還是本文所要討論的一條“政治龍”。

出土漢代龍馬玉像

很顯然這種作為坐騎的“龍”并無政治屬性

早期的“龍”多為蛇身，無足無角（見前文尚永玉所藏玉龍），和我們今人印象中的龍圖騰形象相去甚遠，這種形象演變，事實上存在幾千年的積累和融合過程。聞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提出“蛇身雜糅”的觀點，是關(guān)于龍成型最為著名的觀點：

大概圖騰未合并以前，所謂龍只是一種大蛇。這種蛇的名字便叫作“龍”。后來有一個以這種大蛇為圖騰的團族（Klan），兼并了、吸收了許多別的形形色色的圖騰團族，大蛇這才接受了獸類的四腳，馬的頭、鬣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魚的麟和須......于是便成為了我們現(xiàn)在所知道的龍了。

聞一多這個說法看似合理，但是所借助的圖騰理論（圖騰范式的解釋已經(jīng)受到西方人類學研究的否棄，對此，采用一個解釋更寬泛的“符號象征主義”可能更具彈性）和論證的材料都存在巨大的疏漏和不嚴密。但吊詭的是，在理論及材料基本站不住腳的前提下，卻有相當?shù)恼f服力，以至于被普遍接受。這個原因倒也不難解釋，因為雜糅演化現(xiàn)象，是普遍存在于人類的符號象征模式中的。

人參與政治的回報未必是物質(zhì)性的，也可能是一種刷存在感式的精神滿足。政治符號象征，從古老至今一直存在于人類的政治秩序中。比如我們所熟悉的“國旗”就是一種非常典型的政治象征符號。幾乎所有的國旗都有它所象征的意義。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旗幟象征著一個黨和四個階級，也就是說，政治的參與者可以從中獲得共同體象征的存在感。再比如大家耳熟能詳?shù)拿绹鴩焐衔迨w星代表五十個州。

雖然并不是所有的國旗都會顧及共同體成員的存在來做建構(gòu)，但毫無疑問，這是一種政治符號象征性的常見形式。所以，基于這種現(xiàn)象，聞一多說“龍”是一種部落聯(lián)盟的政治象征符號，通過類比想象，就變得極具說服力。

作為先秦方向的文史學者，雖然在裁取論證上并不嚴謹，但聞一多先生也是窮盡了他所能窮盡有關(guān)于龍的材料，對此，我并沒有太多補充。只不過，我還是注意到兩則非常有趣的文獻材料，在此試圖并借助一些考古學和社會心理的分析，通過政制形態(tài)的角度，在聞一多舊說的基礎(chǔ)上，對于龍雜糅成型的過程做一個推測。

王震中先生《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與王權(quán)的形成》一書中對于上古社會的分期結(jié)論是，12000年—6000年前這一時期，社會類型還屬于同緣的部落社會，內(nèi)部關(guān)系比較平等。我認為在這樣一種自給自足的經(jīng)濟條件下，部落的政治符號形象比較簡單，可能直接源自自然現(xiàn)象，或者是簡單的生物形狀的二元、三元組合。

而到了6000年—5000年時期則不同于過去幾年前緩慢的社會演變時期，而進入了劇變時期，具體的說，就是從部落類型進入“簡單酋邦”—“復雜酋邦”，或者“階等社會”—“分層社會”的社會類型（關(guān)于“酋邦”或者“等級區(qū)別”的理論，都是考古理論學術(shù)史的范疇，在此不做討論，此處只是借用“酋邦”這個概念來形容介于“部落”和“國家”之間的社會形態(tài)）。相對于部落，酋邦制在組織上開始跨區(qū)域，容納異緣族裔，社會等級開始產(chǎn)生明顯的貴賤之分。復雜的社會就會產(chǎn)生復雜的思維，政治符號在這一時期，也開始進入新的階段，組合開始更為多元復雜。

基于上述考古學的概念范式，我認為龍的形象產(chǎn)生，是基于這樣一個社會形態(tài)的變遷，各部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過著基本獨立隔絕的狀態(tài)下（或者說沒有頻繁的交流），生存地理各異，所以會產(chǎn)生基于各自生存需求的政治象征，上海博物館所藏的戰(zhàn)國楚簡中有《容成氏》一篇，記載了聞一多當年所未聞有關(guān)于上古部落象征符號的內(nèi)容：

禹聽政三年，因民之欲，會天地之利矣。是以近者悅治，而遠者自至，四海之內(nèi)，及四海之外，皆請貢。禹然后始為之旗號，以辨左右，思民毋惑。東方之旗以日，西方之旗以月，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鳥。

但是在進入新石器晚期后，隨著部落之間的交流增加，為了適應(yīng)前所未有的競爭生態(tài)，各部落開始尋求結(jié)盟，最終催生了全新的政治組織形態(tài)——酋邦制。只有酋邦形態(tài)的產(chǎn)生，才可能從原有一元生物作為部落象征演化為二元、三元生物組合，乃至成為我們今天看到這種超物種復合型圖騰的“龍”。

根據(jù)至少產(chǎn)生于戰(zhàn)國時期的文本《世本》的記載：“少典生軒轅，是為黃帝，號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國君之子故也。”這則材料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黃帝最初的部落象征符號是熊（文學人類學家葉舒憲根據(jù)自己的“四重證據(jù)法”，提出“中國人是熊的傳人”的觀點，有較大影響）。另一則重要的材料《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zhàn)於阪泉之野。”黃帝所統(tǒng)帥的部落聯(lián)盟是“熊羆貔貅貙虎”（文中“羆貔貅貙虎”不是實指，而是這種兇獸象征泛指部落聯(lián)盟，同樣蚩尤的八十一個兄弟也是部落聯(lián)盟的一種指代）是以“熊”為首，也可以佐證《世本》對于黃帝所屬熊象征部落的記載。

基于《容成氏》、《世本》、《史記》這些早期比較可靠的文獻，我們至少可以判斷，中國上古時代存在過一個以生物形象為部落象征的時代。

發(fā)生在逐鹿之野的這場戰(zhàn)爭，黃帝戰(zhàn)勝了蚩尤。如果我們根據(jù)政治人類學的研究經(jīng)驗，不難想見，這場上古時期的“世界大戰(zhàn)”，因為動員投入力度上也前所未有，于是催生了中原大地上前所未有的超級統(tǒng)治者，也就是形成了酋邦制。

原先松散的部落聯(lián)盟進一步被整合入一個更為集權(quán)的政治共同體中。隨之而來，這種新的政治體制首先要解決的就是一個認同問題，這就需要重新塑造一副圖騰來整合原本各自為政的部落，以便其在新的部落聯(lián)盟中刷到所需要的存在感。根據(jù)《史記·封禪書》記載，黃帝在一場相當于今天美國總統(tǒng)就職典禮一樣重要的政治儀式上，一種超越原有部落所屬生物象征的生物形象出現(xiàn)：

“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后宮從上者七十余人，龍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

黃帝飛升圖

這段記載就是后世成語“龍馭上賓”的由來。通過“余小臣不得上”這句話，說明當時黃帝所統(tǒng)領(lǐng)的部落聯(lián)盟已經(jīng)開始形成一種等級制，符合之前說的酋邦制度的形態(tài)特征。而在這場傳說中的政治儀式上，居然沒有出現(xiàn)原本各自部落象征的“熊羆貔貅貙虎”，而是黃帝截斷眾流，廢棄了所屬部落原本那些象征，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全新的，蘊含著多個部落象征特征的虛構(gòu)物種（需要注意的是，這里所說的“龍”，未必就是我們印象里的龍，在前篇中，我已經(jīng)提到過，“龍”只是條狀物的集合性名詞）。與之前那種自然生物屬性不同的是，敘述中的“龍”，最終騰空而去，具有鮮明的超自然色彩，也就是一種政治權(quán)力色彩的薩滿化。面對超自然現(xiàn)象時，人往往會淡化現(xiàn)世的身份意識，這種超自然的神化敘述，是非常符合心理模式的。

《禮記·樂記》云：“龍旗九旒，天子之旌也。”至此，龍之后的文化形象史開始和最高政治權(quán)力緊密的結(jié)合在一起。這也是本文所說的一條“政治龍”的起源。

后世政治哲學上的普遍性都脫胎于崇高，神圣，強大的崇拜物，無論是“天”或者是“上帝”，甚至可能是皇權(quán)。“龍”作為一種超物種的象征，是人類還不具備過于抽象思維時，為了政治需要，展開普遍性的一種嘗試。

“不敢觀三代之書”的陳寅恪先生嘗言：“地下考古發(fā)掘不多，遽難據(jù)以定案。畫人畫鬼，見仁見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證據(jù)不足，孰可定之？”所以，這里必須要說明，我根據(jù)《史記》的記載，提出“政治龍”的起源，僅僅是一個假說。甚至根本不是一個真實發(fā)生的歷史。正如我們說人類的信仰崇拜起源于對自然的恐懼一樣，我們?nèi)狈ψ銐虻淖C據(jù)樣本去證明這個觀點，僅僅是融匯各種學科的假說。

根據(jù)我最近對于近世民間宗教的知識積累來看，口傳神話極不可靠，時常會發(fā)生張冠李戴的形象嫁接現(xiàn)象。在書寫系統(tǒng)尚不成熟的上古時代，黃帝這個人縱然真實存在，也極有可能是一個層累式或者是箭剁式的人物，是無數(shù)事跡疊加于一人的傳說人物。這并非孤立的出現(xiàn)在我所懷疑的黃帝身上，事實上關(guān)于堯舜的記載，同樣就是一種層累式的建構(gòu)：

“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于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

“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

很顯然，堯舜都不可能活到100多歲?？赡苓@里的堯舜可能是所屬部落的代稱。因此，《史記》中的相關(guān)記載，也未必是真實發(fā)生在黃帝身上，更有可能是層累出來的形象。事實上，我更愿意將《史記》中的兩段記載，看成是“虛構(gòu)的真實”，即所有的事情未必和人物能夠?qū)ι咸枺聦嵣线@種不真實的記載，又事實上反映了酋邦制時期的真實的生存狀態(tài)。

因為“龍”的起源非常多樣，所以“龍”的形象史也存在多面性，因此，以至于導致龍的形象史在皇權(quán)時代，在很長一個時期內(nèi)，有過一段聞著傷心，聽者落淚的屈辱史。直到中國近入民族國家后，“龍”才得以揚眉吐氣成為一個至高無上的政治圖騰。關(guān)于這個過程，留待《龍：傳說與政治》三部曲的終篇再做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