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甲午戰(zhàn)爭時期，日本就覬覦中國的文物了，當時制訂了《戰(zhàn)時清國寶物搜集辦法》，隨后又衍生出《敵產(chǎn)管理法》。日寇這種“欲亡其國，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先滅其文化”險惡用心，在“九一八事變”后，立即引起了北平故宮博物院眾多文物專家的警覺和擔憂。

以史為鑒，提議文物南遷

1932年，隨著日寇對華北的侵略野心逐步膨脹，華北危急、平津危急。故宮博物院金石學家、古物館副館長馬衡首先提議南遷南遷故宮文物。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渲染大波。許多當時的風云人物如宋哲元、魯迅等人，紛紛表示擔憂或者直接出言反對，甚至馬衡的兒子馬彥祥也通過報紙與老爹叫板：“要抵抗么？先從具有犧牲古物的決心做起！”

在北平政務委員會內部，甚至出現(xiàn)過要將文物拍賣，以“充國家抗敵御敵之資”的聲音。狼子野心的日本人也不甘寂寞，在報紙上發(fā)表言論，“此等寶物，由中國國家或民族保管，最為妥當，誠為當然之事。然現(xiàn)處政局混沌狀態(tài)中，由最近之日本民族代為致力，以盡保管責任，蓋亦數(shù)之自然也?！?/p>

少帥出面，故宮文物順利南遷

在決定南遷文物的關鍵時刻，當時執(zhí)掌華北軍政大權的少帥張學良站了出來。他在香山碧云寺與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易培基晤談了一整天，共同商討確定了文物南遷的具體方案。

隨后，經(jīng)過兩個多月的清點，從幾十萬件故宮館藏中精選了20多萬件珍貴文物裝箱。1933年1月3日，日寇攻陷山海關，不久又大舉進攻熱河，故宮遂決定于1月31日將文物南運，2月5日正式起運。

1933年2月5日夜間，第一批2118箱文物準備運往上海。在此緊要關頭，又生曲折。一部分反對文物南遷的北平學生被有心人士煽動，要求大敵當前先保地保人，而不是古物。他們聚集于前門車站，采取臥軌的方法阻止運送文物的火車開動。情急時分，張學良親自出面勸說學生，才得以令列車放行。

顛沛流離中不忘弘揚中華文化藝術

值得一提的是，北平淪陷后，日寇果真把魔爪伸向了故宮。他們數(shù)次強闖故宮，搶走大銅缸66座、元明清時期所造鐵炮數(shù)尊、銅燈亭91個，運往天津去冶煉屠殺中國人的武器。日寇的倒行逆施，充分說明了當初文物南遷決策的正確

南遷文物抵滬后在上海法租界暫存，同時在南京朝天宮搶建文物庫房。1936年秋，文物移入新庫。1937年1月1日，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好景不長，“七七事變”爆發(fā)，8月13日，日軍轟炸上海，南京告急，文物告急，南遷文物又緊急向西遷移，地迤萬里，輾轉顛沛，這批文化瑰寶才得以基本完整保存。

雖然一路輾轉流離，但故宮博物館仍然不忘自身職責，努力弘揚中華文化藝術，舉辦文物展覽。最重要的是1935年11月到1936年3月赴英國參加的“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1022件參展文物中，故宮博物院735件，英王喬治五世偕王后、瑞典王太子等歐洲貴族名流，皆親臨觀賞，充分展示了當時“國民政府尋求國際政治認同的嘗試與努力”。

在德日法西斯威脅下的展覽

1940年1月2日，故宮文物在莫斯科國立東方文化博物館舉辦“中國藝術展覽會”，應邀出席的蘇聯(lián)黨政軍要員、社會名流、各國外交人員、文藝界與民眾團體代表達3000余人。1941年3月，移至列寧格勒展出。兩地展覽均受到蘇聯(lián)民眾的盛贊。6月，因蘇德戰(zhàn)爭爆發(fā)，在列寧格勒的展出提早結束。

1942年，參展文物運回重慶后參加了“教育部第三次全國美術展覽會”。1943年12月至1944年1月，為了報答西南父老協(xié)助運輸、保衛(wèi)之勞，使其能飽覽祖國文化瑰寶，故宮博物院馬衡院長特呈準行政院，在陪都重慶舉辦了一次西遷書畫告別展覽會。

宋高宗《賜岳飛敕》、李公麟《免胄圖》、黃道周詩翰等關于民族意識的精選書畫作品，共142件晉唐宋元明清名家之作得到展出。在展覽會當場發(fā)送的《書畫展覽會展品目錄》上，“參觀須知”第7條為“如有空襲消息請來賓退出”，顯示出戰(zhàn)時的獨特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