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與鄧遂夫先生商榷

 摘要：《紅樓夢》的正確解讀，依賴于最接近于曹雪芹寫作原意的版本。但是，從面世的11種脂批本看，有的殘缺不全，有的是因為曹雪芹前后修改多次，有的在過錄中抄手添加刪改，致使正文和脂硯齋等人的批注有很多訛誤。紅學(xué)家在?？毙抻啞都t樓夢》過程中，難免會受到自己的文學(xué)觀念、考證方法、主觀意念、對主題理解不當?shù)闹萍s。鄧遂夫校訂《紅樓夢》中的鳥名“鹡鸰”一詞，就是一個例證。

關(guān)鍵詞：《紅樓夢》主題 版本?？狈爆嵖甲C 新索隱派

中圖分類號：I207.4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2080(2010)01-0026-02

鄧遂夫先生致力于《紅樓夢》版本的?？毖芯?，歷二十余年時間，終于在近年連續(xù)出版了《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校本》兩書，而且一版再版，有著相當大的發(fā)行量，對于普及《紅樓夢》的學(xué)習(xí)研究有很大的推動。借助于書前的《導(dǎo)論》和書后《出版后記》，尤其是書中的校訂和闡釋注解，我們能夠了解和掌握鄧遂夫先生為之付出的辛勤勞動和他的紅學(xué)主張。因為跟從著名紅學(xué)家周汝昌的往來與唱和，有海外學(xué)者稱鄧遂夫為“周派”、“昌門弟子”，他自己有申辯，不同意這種帶有門戶色彩的定位。我們從其關(guān)于元春判詞“虎兔相逢大夢歸”的校訂，跟周汝昌“虎兕相逢大夢歸”是不一樣的取舍；對于脂硯齋與畸笏叟“乃同一作批者之不同化名”的周氏論點的論辯，都說明鄧遂夫先生是有著自己的學(xué)術(shù)自覺和學(xué)術(shù)見解的，這是可貴的學(xué)術(shù)品格。

但是，鄧遂夫先生在《紅樓夢》之《甲戌校本》和《庚辰校本》第十五回中關(guān)于“鹡鸰”一詞的校訂和解釋，我以為是錯誤的，主要是沒有正確解讀作品主題，背離了曹雪芹寫作此書的主旨意圖，其中沿襲了許多周汝昌先生錯誤的紅學(xué)觀點和方法。

“鹡鸰”一詞首次出現(xiàn)在賈府為秦可卿送葬途中，前來路祭的北靜王水溶約見賈寶玉時相贈的念珠串：

水溶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了下來，遞與寶玉道：“今日初會，倉促竟無敬賀之物，此系前日圣上親賜鹡鸰香念珠一串，權(quán)為賀敬之禮。”寶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賈政與寶玉一齊謝過。

以“鹡鸰香”命名的念珠串，再次出現(xiàn)，是第十六回林黛玉從揚州、蘇州葬父歸來：

寶玉心中品度黛玉，越發(fā)出落的超逸了。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來，忙著打掃臥室，安插器具，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寶釵、迎春、寶玉等人。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贈鹡鸰香串珍重取出來，轉(zhuǎn)贈黛玉。黛玉說：“什么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他。”遂擲而不取。寶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

1982年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出版的校本上，就是寫作“鹡鸰”。齊魯書社黃霖校本、岳麓書社李全華與岳仁兩種校本，均同紅學(xué)所校本。紅學(xué)所這個新校本，依據(jù)脂批本《石頭記》校訂，力求規(guī)范用字用語，其中有不少字句上的改動，難免有誤解誤校之處。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俞平伯校本兩處皆取“脊（加草頭）苓香”。我們還是看鄧遂夫先生的校訂和注解。

鄧先生在正文中校訂為：此系前日圣上親賜蕶（原作脊，上加草字頭）苓香念珠一串，權(quán)為敬賀之禮。

在其《甲戌校本》P259-260的校注中注釋到：“蕶苓”，原作“脊（加草頭）苓”，各本皆同，唯甲辰本作“蕶苓”，從甲辰本改。按蕶苓香，一作零陵香，因湖南零陵縣所產(chǎn)最佳，故名。劉禹錫《瀟湘神二曲》詩云：“君問二妃何處所，零陵芳草露中秋”，此即制作此香之芳草也。各本所誤之“脊（加草頭）”，素?zé)o此字，實乃“蕶”字草書形訛，且始自原稿本抄錄者的誤識誤書，故致各本傳抄皆誤。第十六回又作“鹡鸰香”，則屬原稿本抄錄者的再度臆改。甲辰本異文，雖屬臆改，卻合情理。新校本校作“鹡鸰香”，實不妥。

在其《庚辰校本》P298-299的校注，基本同此，唯結(jié)句是：“俞校本將此二處統(tǒng)改作“脊（草頭）苓香”，已屬不妥；新校本又統(tǒng)改作“鹡鸰香”，則更謬矣。”

在此兩書的校注中，鄧遂夫先生校訂的依據(jù)是“合情理”。那我們就來分析一下鄧遂夫校訂“鹡鸰”一詞的“情理”何在？

《紅樓夢》一書開篇就提出疑問：“書中所記何事？又因何而撰是書哉？”借助《紅樓夢》最早的版本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中的《凡例》，我們知道此書：開卷即云“風(fēng)塵懷閨秀”，則知作者本意原為記述當日閨友閨情……在第一回中又闡述此書“其中大旨談情”。這是作者的簡約之談?！都t樓夢》第五回，是全書的綱領(lǐng)和框架，對全書主要人物命運和故事情節(jié)做出了預(yù)示、埋伏和指向。脂硯齋借“近之大老觀戲”先看腳本對此種安排作了譬喻。亦即脂批“草蛇灰線”、“伏脈千里”。這個回合中，最關(guān)鍵的就是預(yù)示賈府以及“四大家族”的顛覆淪落，寫“樹倒猢猻散”、“飛鳥各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的悲痛和追思——“宿孽總因情”的因果揭示。這是家族的悲劇，是繁華富貴家族“歷盡情緣滋味”又遭到“情”之所誤的沉痛揭露。故此，脂硯齋有關(guān)于創(chuàng)作緣起的批注：“因情孽而繕此一書。”又借十二釵中最先死去的秦可卿故事，“令天下共來哭此一‘情’字。”“情”字之中寓一“清”字。作者開篇借助神話故事式的人物與情節(jié)塑造，寫絳珠仙草感念赤瑕宮神瑛侍者灌溉復(fù)生、得以脫卻草胎木質(zhì)得換人形之情，發(fā)誓下世歷劫以淚酬情，以淚還債，這正是曹、李兩個織造府家族本為漢人，因某種機緣投身于清得以富貴，又遭查抄顛覆的血淚濃縮。故此脂硯齋批注：“恩情山海債，唯有淚堪還。”與大清的恩恩怨怨，是糾結(jié)不清的。全書圍繞一個“情”字，既寫人情世情和青春男女的愛情追求，寫情中主人的種種痛苦和“情種自誤”，更寫孽情亡家滅族。有的學(xué)者如吳組緗先生主張此書反映“婚姻問題”，還有舒蕪先生主張此書以“寶黛愛情為主線”，都是誤解誤判。這是建國后政治紅學(xué)引導(dǎo)下擴大化了的誤判。至于論此書主題“反封建反禮教”，則是在政治紅學(xué)和無產(chǎn)階級專政思想影響下的無限上綱和唯心之論，游離了本書所寫和曹雪芹創(chuàng)作的初衷——“字字看來皆是血”，“更有情癡抱恨長”。脂硯齋對此創(chuàng)作初衷有所揭示，即第二回中一條重要的脂批：“蓋作者實因鹡鸰之悲，棠棣之戚，故撰此閨閣庭幃之傳。”

“閨閣庭幃之傳”，正點明了此書寫作的主題主線。“棠棣之戚”，有的校訂為“棠棣之感”，有的校訂為“棠棣之威”。我們從與“鹡鸰之悲”的聯(lián)屬關(guān)系上，還是以“棠棣之戚”為正確妥當。這是“鹡鸰”一詞出現(xiàn)在正文之外、脂硯齋等人批注中唯一的一處。鄧遂夫《甲戌校本》即使用了此“鹡鸰”二字。

鶺鴒，一作脊令，是一種小型候鳥，比麻雀略小，嘴和尾巴、翅膀細長，頭頂黑色，前額純白，主食昆蟲和小魚兒。因為叫聲奇特，俗稱“滴滴水兒”，又稱“唧唧米子”。這種鳥兒，雖然在山林和池塘之間覓食，但也有一種很獨特的生活習(xí)性，就是喜歡棲息在殘墻斷壁之處。

中國文學(xué)從《詩經(jīng)》和《楚辭》開始，就有“賦、比、興”的文學(xué)傳統(tǒng)。

《詩經(jīng)·小雅》的《棠棣》：棠棣之華，鄂不煒煒。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鶺鴒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

同是《詩經(jīng)·小雅》中的《小宛》是這樣寫到鶺鴒的：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fā)不寐，有懷二人。……題彼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上面兩首詩歌里所寫鶺鴒，顯然也是對遭遇劫難的人們的一種譬喻?！都t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和素材提供者、批注者之一的脂硯齋，顯然是有感于鶺鴒棲居于殘破之家的現(xiàn)象，有感于自己遭遇查究而破家的慘痛記憶，而借此所作的譬喻。鶺鴒的聲韻，必定是因破家而發(fā)的“啼哭之聲”。

周汝昌先生寫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紅樓夢新證》，詳盡考證了曹雪芹家世和時代背景。但是，周先生承繼胡適“以曹證賈”、“曹賈為一”的自傳說錯誤觀點，罔顧文本描寫事實，名為考證實為索隱，東拉西扯，枝葉蔓延，幾無止境，實質(zhì)上跌入了新索隱派的泥淖之中。他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曹家巴結(jié)皇室成員，做騎墻派，在宮廷奪嫡事件中受到牽連而遭到顛覆。他的一個論據(jù)也是因為這個與“鹡鸰”鳥名有關(guān)的念珠而起的。蕭奭的《永憲錄》記載：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甲戌，“上（指康熙帝）以所帶念珠授雍親王”。《紅樓夢》此回中北靜王水溶的“鶺鴒香念珠串”也是“圣上親賜”。康熙臨終諸子奪嫡，后來雍正執(zhí)政，殘殺兄弟。周汝昌先生等研究者認為曹家就在這次宮廷政變中受到株連而衰落，并據(jù)此認為“鶺鴒香念珠串”一節(jié)是曹雪芹影射這些家事國事的一個曲筆。也有人認為脂硯齋的批注，是指曹雪芹伯仲之間的不和關(guān)系，因為書中寫了一個很不地道的老三賈環(huán)，象他母親趙姨娘一樣的卑鄙可笑。是他以后的榮升和打壓，導(dǎo)致了曹雪芹晚年的困苦不堪。這種將小說的《紅樓夢》與曹家家世穿鑿附會的解讀，實是一種文學(xué)典型化塑造的錯誤解讀。也是因為對鶺鴒這個鳥兒的生活習(xí)性不了解造成的。鶺鴒聲里三千年，可笑老學(xué)究們胡解一氣！那些把“鶺鴒之悲，棠棣之戚”無端的扯上宮廷斗爭或是兄弟鬩于墻而導(dǎo)致曹家敗落的人們，是未聽懂鶺鴒之聲，誤讀誤解了曹雪芹和脂硯齋的血淚控訴！

那么，鄧遂夫先生這種不顧文本主題和故事情節(jié)發(fā)展事實情理，不顧紅樓故事地理指向，興之所至，不問目的地隨便征引材料，表面看來，似乎是精誠之至的做著學(xué)術(shù)的研究，實際上是他在借著研究《紅樓夢》的旗號滿足著自己鉆故紙堆的興趣?！都t樓夢》不是一個筐，東西南北、古今中外都可以往里裝。曹雪芹筆下的“鹡鸰”，與湖南零陵縣的“蕶苓香”，與劉禹錫的悼亡詩，又有何關(guān)系？這種繁瑣無聊的側(cè)抄旁引，除了像大款“炫富”一樣有意炫耀一下自己博覽群書、下了些苦功夫之外，究竟對讀者理解作品人物、情節(jié)、主題有何實際意義？再讀第三十二回“興隆街的大爺來了”一句，鄧遂夫先生征引周汝昌《新證》中關(guān)于“北京有五條興隆街”的繁瑣考證，我們不難理解鄧先生在周汝昌思想指導(dǎo)下，在紅學(xué)研究之路上，花費了多少無用功！嘆嘆！

本文刊登于濰坊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2010年第一期（第23卷總第7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