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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經(jīng)篇 學文之道，首先宗經(jīng)。未有經(jīng)學不明，而能善文章之勝者。夫文之能事，務在積理，而理之精者，莫經(jīng)為最。蓋出自圣人所刪定。其微言大義，自遠出諸子百家之上。吾人生平持論，常得此為據(jù)依。自無偏駁不純之弊。至其文詞之美，如鐘鼎彝器，古色燦然。任后人極力模擬，亦終不可及。 漢代作者，如司馬遷、揚雄、劉向、班固之屬。大抵皆習于經(jīng)生家言。非茍為炳炳瑯瑯者可比也。降及五代，經(jīng)術既微，而文格亦日敝。唐興一百余年，而昌黎韓氏出。一洗從前駢儷之習。其所作以氣為主，后人尊之，為一代大宗。然考其生平所得。亦于經(jīng)為多。其論《易》、《詩》、《春秋左氏》諸作。一字不可移易今之存者。猶有《論語筆解》一書。柳子厚與韓同起。隱然有晉楚競霸之勢。其《與韋中立論師道書》云：“本之書以求其質(zhì)。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苯宰缘榔淦缴昧χ帯＝导八问?，如歐陽氏蘇氏父子兄弟王氏曾氏，其所為經(jīng)說。至今皆有存者，可考而知也。觀此數(shù)子。蓋未有離經(jīng)而能自立者也。 今之號為能文者，以經(jīng)為人人共讀之書，不足稱“吾博洽”之譽。于是搜取僻書旁求逸典以為震世駭俗之具。見他人文中之引及經(jīng)語者則反以為笑。是何異舍康莊而走狹徑。厭牢羞而索奇珍。適足以自貶其格已矣。有識者不取也。 或曰：子言治經(jīng)之要，允矣。然而國朝乾嘉之間，錢、戴、王、焦諸君子聯(lián)袂并起號曰“漢學”。其治經(jīng)之精儼然欲駕馬、鄭而上，而其文章乃遠不及古，何哉？曰：是不難知也。古人讀書之法。貴能得其大意。至于一名一物之疏，不害其為明通之識。今諸君子于一切器數(shù)之遺，講求不遺余力。其辯難之語，動至千言，然去古既遠。固有萬不能定其所以然者。而嘵嘵不已，彼亦一是非，此以一是非。非徒費虛詞無益事實。適使方寸之間蔽塞已甚，而迂疏拘執(zhí)之患，亦即由此而生。夫心以涵而始靈氣以斂而始盛，今膠擾若此，何暇與之言操觚搦管之事哉？百余年來，求如顧亭林、朱竹垞輩以經(jīng)生而兼通文事者，寥寥不可多見。時則桐城姚姬傳出，始屏去考據(jù)之業(yè)不為，而以古文倡示后進。直至今日，學者翕然宗之，遞相傳習，而桐城之學遍于天下。此豈其聰明才力，獨擅其至。抑其能審輕重、別大小，用力專而收效遠也。迨湘鄉(xiāng)曾文正公起，生平推挹姚氏不遺余力，而于當日考居家，時復有微詞焉。原此意也。乃至今日學者，束書不觀，游談終日，而文之佳者，亦如景星卿云不可得而見。則且使說經(jīng)諸子，反唇于地下矣。 治史篇 文以積理為主，是固然矣。然天下之理，不能憑虛而構，必有所附麗而始見，則史學貴焉。上下數(shù)千年間，凡人才之盛衰、政治之得失、風俗之厚薄、國事之強弱，未有此之不明，而可與于文章之事者也，然今之文人，固有治史甚精而不足以語文事者。蓋所學又有不同或?qū)？紦?jù)故實而斤斤于地名官制之不同，或喜講明義例而兢兢于褒貶予奪之互異。二者皆竭一生之心力，而后各有獨得之處。然而，為此者遂自詡為能文。則吾固未知許也。其有一二詞華之士，專喜獵取浮文，廣求雋語，此乃鞶帨中物，而不足為論文之大者。文之大者，自宜以識為主。使胸次廓然。常有俯仰今古之概。每論一事，而識解固自不凡。一切迂庸腐陋之談?？梢砸粧叨M。蓋凡事可襲而為，惟識不可強。合一世之士大夫，而與論農(nóng)商之務，凡田野之夫、市井之人能縷縷而言之者，或至于瞠目不能措一語。此則身不在其中，而識不足以及之也。吾恨乎一世自托于文人而史事之不明，乃與乎士大夫而談農(nóng)商之事者，同類而共譏之。 讀史之余，不能不以論古為事。惟論古之法，要在取古人成跡。一一如身入其中。為之反復當日之事勢。然后可斷其是非得失之所在。今之論古者，往往持義過高，而責人以必不可行之事，相與詆訶不已。律以持平之道，去之遠矣。如胡致堂撰《讀史管見》，數(shù)千年內(nèi)，幾無完人。豈非刻薄太過。其弊有所必至。更有一二才辨之士好以立異為事，雖心知其不然而姑取乎眾人所群以為然者而故反之以矜其見之獨，如漢之莽大夫、五代之長樂老皆為之曲意周旋不遺余力，是亦不可以已乎。尤可怪者，如明之邱瓊山。國朝之青浦某公，皆著書立說。號為一代通人，而一則力推秦檜，一則盛譽嚴嵩。夫秦嚴之惡，盡人皆知之，而為是云云者。其心固以謂不如是不足以駭俗，而且蹈于附和之譏，而不暇思其事之不可以訓也。至于今之士大夫，憤國勢之弱，而爭言變法之利。其意未嘗不美，而必嘖嘖商鞅王安石不已。夫二子者，其立法更制，非必無補于富強之計，而一則殘酷不仁，一則剛愎自是，均不能無失。而今之尊之者，乃欲躋皋夔稷契之列，此何理也？須知通人立論，一世且視以為法。未可茍焉已也。 史之繁賾，不能盡讀，人人知之，故好古之士，亦第舉司馬氏之《史記》、班氏范氏之前后《漢書》、歐氏之《五代史》，當常在肄業(yè)之內(nèi)，其余則足以備考據(jù)而已。夫于二十四史中，僅僅讀此四書，似亦非至難之事，或才力更有不及，則于四書中，一書取數(shù)十篇或十余篇，涵詠玩繹，神與古會，亦足以為受益之地。乃今之坊本，往往于每篇之中去其首尾，專留中間一段，謂為精華在是，而讀者茫然前不知其所承，后不得其所止。譬如混沌一物，而五官百體皆不具，更何從驗取其脈絡，審諦其筋節(jié)乎？少時讀經(jīng)書，見有《左氏句解》一書，深惡為村學究所為，戒人勿以寓目。近見人復移以讀史，此種因陋就簡之習，只于省嗇日力而已。其稍通文理者，雖以史文入選，亦斷斷無此割裂剪截之事也。 讀子篇 子之為書，大抵昔之通人碩士，各出其生平閱歷所得，自為一家之言，其精語名言，時足以輔經(jīng)訓之所不逮。而挹注不窮，蓋亦文章家之淵藪也。惟家數(shù)既繁，不能合而為一，即以一家而論，其前后相蒙，彼此相襲，亦往往而是。善讀者，在以類相從，始能旁通曲證，以明其得失之所在。太史公《論六家要指》一篇，可取以為讀子書之法，而自來讀子書者，恒中于多好之弊，使九流之目、《七略》之編，雜然前陳，而神志惛然不知所適。此如山野之夫，一旦而適乎五都之市，只有嘖嘖稱羨已耳，而于審其貴賤重輕而別所取棄者，固未之及也。又古人著書，既有其宗旨所在，讀之者必首尾貫通，本末聯(lián)屬，然后讀一書方得一書之益。蓋子部之書，鑄語之工，煉意之巧，固足以長益神明，發(fā)皇耳目，要其佳處不專在此。大抵行文之勝，在于濃淡相宜，疏密相間，每有不經(jīng)意之處，反令人讀之不厭。今之讀子者則不然，只知篇取一節(jié)，節(jié)取一句，擇其造語雋而陳義新者，即錄而置之冊子中，以供挦撦之用。而叩以一篇大意，茫然不能措一辭，至于臨文之頃，偶加征引，便附于博極群書之目，而不知天下之至陋者，莫是若也。由吾前者之說，讀一書須參群書之義，所以明派別之同；由吾后者之說，讀一書須畢全者之旨，所以究指歸之遠。二者說若相犯，而義則相成也。 四部之書，惟子書之蹖駁為最甚，大抵真者十之六七，而偽者十之二三，或全書盡出偽托，或真?zhèn)胃靼?。且即使皆真，而言之批繆者已不少矣。故作文之法，于引用子家，尤當慎之又慎。伏思子書雖多，其應讀者亦不過十余種，平日于此十余種中，擇吾性之所好，而反復玩味，取其是者，剔其非者，則施之議論之間，自無放誕不羈之失。觀韓柳二公，于讀子書多有所辨明，則知非茍焉循誦而已。蓋讀經(jīng)者如餐稻粱黍稷，其性平和，故嘗有益于身體。讀子則如調(diào)劑方藥以療百病，時能活人者，亦時能害人。今人好以博洽自居，于其說之不安者，輒曰吾于某書中見之，而不知其所援據(jù)者之非也。觀古之能文者，如馬班諸子，其文中引用子書者亦絕少，偶爾有之，亦不過老、莊、荀、楊、管、晏、申、韓諸家而已。彼豈不能遍讀諸書，蓋亦以別裁之道，不可以已也。 誦騷篇 為詞章之學者，溯其淵源所自，莫古于騷。騷者出于《風雅》之遺，而抑揚反復以盡其變，其體制遂與詩不同。自屈平始作《離騷》，其徒宋玉、景差之屬，相率為之，后則賈誼、東方朔、嚴忌、王褒諸子，皆衍其旨趣，遞有述作。大抵皆文人學士，蹉跎不遇，以寫其抑郁無聊之思，而卒歸于忠愛之旨，以其始于楚人，故統(tǒng)謂之“楚辭”。其獨至之詣，一本于幽，幽者非暗然無華之謂，斂其光氣，而納之沉郁頓挫之中，劉彥和稱為“金相玉式，艷溢錙毫"，即謂此也。自后代賦家間用是體，而推而廣之，如哀死之文，禮神之作，莫不以此為大宗，而其奇怪譎詭之談，支離曼衍，不可究詰，又為小說家之濫觴矣。唐宋以來作者，惟韓、柳二家，于此實有所得，此外則金之元遺山，亦可稱為入室弟子，余人莫之敢望也。凡不善學此者，其失在于風骨不騫，情韻易竭，而徒襲乎一二楚音，即強而名之曰“騷體”，此真所謂老成不存而虎賁入座者矣。 或謂騷人之作，詞賦家所宜問津，若為散體文者，似可無事乎此，不知古之為文者，本無所謂驕散之先自魏晉以后，偶語盛行，迄于梁陳，文體日敝，于是唐昌黎氏出，始倡為古文，純以行氣為主，以救從前靡曼之失，所謂“文起八代之衰”者此也。然二者究不可偏廢，學者擇其性之所近而從事焉，未嘗不可，舉一而棄之，則謬矣。大凡學駢體者，不可不知散體；學散體者，不可不通駢體。二者不惟不相背，且互相為用。次古人集中，于無韻之文，居十之六七，于有韻之文，亦居十之二三。茍徒知議論敘事之為古文，而不知銘誄、頌贊、之屬皆為古文，是三者已去其一矣，尚得謂之能文之士乎哉。今有人于《蕭選》一書，全未寓目，則其為文，色不澤而枯，字不雅而俗，其去古也遠矣，而猶號于人曰：“吾之文固以氣勝”，其孰信之？故人當少時，不獨楚辭當讀，必取秦漢之文數(shù)十篇，朝夕諷誦，使吾之神明意象，日與之習，久而自化，則雖率意之作，而氣味固自不同。昔明之李、何，倡言秦漢，而薄唐宋以下之文不讀，誠為過當，然使反其道而為之，專讀唐宋以下之文，而置秦漢文于不問，是猶為人孫子，敬其祖父，而于高曾以上，曾無水源木本之思，可乎不可乎！ 研許篇 自《周禮》教國子以“六書（象形，會意，諧聲，指事，轉(zhuǎn)注，假借）”，文字之學始備。《爾雅》一書，附于群經(jīng)之后，言詁訓者祖焉，后人指為專門之業(yè)，命曰“小學”。漢世通人，如司馬相如、揚雄諸人，皆著有專書。至后漢時洨長許氏，始合諸作而集其大成，其書言制字之意甚備，以小篆為宗，而附古籀之文于派全書凡十四卷，分為五百四十部，后世字書之體，率導源于此。自唐以上不顯，宋初南唐徐氏兄弟，始各有纂述。比入國朝（清朝），而段、王、朱、桂諸家，推闡不遺余力。凡好古之士，亦多有能言之者，顧其書義法嚴密，兼以流傳既久，訛誤亦多，非可以淺嘗而得。惟講古文者，茍未嘗一踐其藩，則于用字之法，毫無所得，一切隨人所作，附影應聲，亦是一生之憾?！墩f文》之外，如《方言》《廣雅》《玉篇》《釋名》諸書，皆宜以次涉獵。于其字異而義同、字同而義異者，尤宜留意，果能一一疏通而證明之，則于行文之頃，亦可以取用而不窮矣。昔人有言，讀書宜先識字，余以謂作文宜先識字。有通人出，當不以此言為河漢也。 余勸人作文以識字為急，是固然矣。然亦有人多識僻字，而反以為累者，由用之不得其道故也。蓋文章境界無窮，其脫去陳因之法，亦甚多端。今人或自見其才力之不逮，而思以僻澀之語勝人，而無知者亦易為所震，不知此乃文之惡障，非可語于知道者也。昔韓文公為一代文宗，學者稱為泰山北斗，然于《曹成王碑》，中間數(shù)語，稍涉詭異，識者已不無微辭。至宋人宋子京，亦雅以文采自負，然與歐陽文忠并修《唐史》，往往以僻字更易舊文。文忠病之，而不敢言，乃書“宵寐匪禎，扎闥洪庥”八字以戲之。宋不知其戲己，因問此二語出何書，當作何解。歐言此即公撰唐書法也，“宵寐匪禎”者，謂夜夢不祥也；“扎闥洪庥”者，謂闔宅安吉也。宋不覺大笑。今之好用僻字者，何以異此？又凡用字必師古訓，此是一定之法。然又有古人所用字義，而今不可行者，如反訓之例，以亂為治，以落為始，以臭為香，以潰為成，此類甚伙，使吾人亦效而為之，幾于不成文理。更如“而”,“如”,“丕”,“不”,“由”“猶，,“則”“即”等字，古人或隨手用之，無所分別。吾人作文，只可依其本義，不可依附前人，而動有所借口也。 辨體篇 作文之法，首在辨體。人之一身，目主視而耳主聽，手職持而足職行，數(shù)者不能相假，惟文亦然。固有精語名言，而不足以為吾文重者，體敝故也。陸士衡作《文賦》，歷舉詩賦、碑志、哉銘、頌論、奏說諸體。梁任防作《文章緣起》，所舉比陸氏為詳。劉彥和《文心雕龍》，自二卷至五卷皆論文體，約二十篇，先民矩矱，畢具于斯。至明代賀征著《文章辨體》，一本吳訥之舊，而擴充之，分類比前人為較詳，煌煌乎藝苑之巨觀，而謂之精當不易則未也。歷參從前選本，自《昭明文選》而下，如唐《文粹》《文苑》《英華》，宋《文鑒》，金《文雅》，元《文類》，明《文典》諸書，皆主分體，而離合之間，均不無可議。至國朝（清朝）桐城姚惜抱先生始約之為十三類，曰“論辨”，曰“序跋”，曰“奏議”，曰“書說”，曰“贈序”，曰“詔令”,曰“傳狀”，曰“碑志”，曰“雜記”,曰“哉銘”，曰“頌贊”，曰“辭賦”,曰“哀祭”。湘鄉(xiāng)曾文正公著《經(jīng)史百家文鈔》，因姚氏之舊，雖稍有變易，而大致不殊，于是論文體者，莫不以此為圭臬。然姚氏之書，第舉其綱而未詳其目，余不自撰，始著《涵芬樓古今文鈔》凡百卷，于各類之中，一各加以子目，或數(shù)種，或十余種，或數(shù)十種，雖附麗之法，不敢謂毫無疑義，而其所遺者，固已少矣。大凡辨體之要，于最先者第識其所由來，于稍后者，當知其所由變，故有名異而實則同，名同而實則異，或古有而今無，或古無而今有，一一為之考其源流，追其派別，則于數(shù)千年間體制之殊，亦可以思過半矣。 文體既分，則行文之得失，自當依體為斷，每體各有一定格律，凜然不可侵犯。記有友人選《賦學》，評語多云似記者，似箴者，似贊者，似頌者。余謂不如似賦為妙，正以文各有體故也。明人方一智著《文章薪火》，引秦少游謂《醉翁亭記《用賦體，尹師魯謂《岳陽樓記《用傳體，然細思之，尚未有大謬。至魏冰叔《論蘇老泉上田樞密書》，開口便云“天之所以予我者，豈偶然哉”，竟是作論。古來書札中不見有此，此卻不易之論，雖老泉復起，不能為之辭也。余則謂杜牧之之《阿房宮賦》，蘇東坡之《黯鼠賦》，通體全不似賦，直姑以賦名之耳。此與姚惜抱所論韓昌黎《伯夷頌》，并非頌體，亦何以異？在古人興之所到，隨意涉筆，固自無妨。吾輩尤而效之，而反以古人為借口，殊可不必。 辟派篇 古來文人，必有其生平得力之處，后因境候既成，遂能變化從心，而不見規(guī)摹之跡，要其字里行間，出于無心流露者，時時有之。如韓文公之得力太史公，柳子厚之得力屈騷，歐陽永叔之得力昌黎，蘇明允之得力孟子，東坡之得力莊子，曾子固之得力劉更生。然此數(shù)子者，各自成一家言，非如為人子孫者，自述其先人勛閥以自大也。固未嘗有派之名，至明李夢陽倡為漢魏之學，謂唐宋以下之文為不足讀，王、何之徒，從而和之，海內(nèi)之士，靡然向風。獨歸震川伏處閭巷之內(nèi)，謹守歐、曾義法，起而與之抗，于是雖無派之名，而有派之跡。迨國朝（清朝）姚惜抱出，用其師劉才甫之說，始祟奉震川，而上溯歐、曾，為入室弟子，學者翕然宗之，衣缽相承，遞相流衍，儼然為文中家法。以惜抱為桐城人，號為桐城派。其時有錢魯斯者，曾從惜抱之師劉才甫問業(yè)，每以其師說稱于陽湖惲子居，武進張皋言。二人并善其言，遂盡去其生平聲韻考訂之學而從事焉。于是陽湖之古文特盛，號為陽湖派。自乾嘉以來，為古文者，入之桐城者，十之七八，入之陽湖者，十之二三。茍不入此二派者，便不得與于壇坫之列。竊謂文章為天下公器，古來名篇巨制，開卷具在，不妨人人各隨所得而去，至其淺深厚薄，自有公論，不宜私立派名，反示天下以不廣。昔宋人作《江西詩派圖》，識者譏其多事。竊謂詩派可廢，文派亦可廢也。 明法篇 體既定矣，然后可以言法。法者，如規(guī)矩繩尺，工師所借以集事者也。無法則雖有般輸之能，無所用其巧。大抵文章一道，其妙處不可以教人，可以教人者，惟法而已。法之可言者，有伏有應，有提有頓，有擒有縱，有伸有縮，或離之以寄諸空，或合之以征諸實，或入焉以求其深，或出焉以期其顯，或飄然而來，而前不必有所因，或詘然而止，而后不必有所宿，或博以取之，而不厭其繁，或約而求之，而不嫌其簡，或舉一篇作意，而點明于發(fā)端之數(shù)語，或合通體大旨，而結穴于最后之一言。大抵論事之文，有案語、斷語、證語、難語諸法，所以反復伸辨，以求立說之安。敘事之文，有追敘、補敘、類敘、插敘諸法，所以布置合宜，以見用神之暇。此其大較也?？偠灾?，法之所在，守其常不可不知其變，明其一不可不會其通。昔人論作文如行云流水，云水之為物，至無定也，則又何法之可言？惟于無法之中，未常不有法在，用法之處，反不見其有法存。嗚呼！此乃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可與知者言，而不可與不知者道也。余每見宋人呂祖謙之《古文關鍵》，國朝（清）人林云銘之《古文析義》，凡一字一句，評騭不遺余力。然使人師其所言，直拘攣蹀躞，苦不得舒，何暇盡吾意之所至乎？無他，此知有法，而不知用法之過也。 養(yǎng)氣篇 （一） 昔賢論文，莫不以氣為主。曹子桓謂“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勉強而致”，韓文公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柳子厚謂“未敢昏氣出之，懼其雜也，未敢矜氣作之，懼其驕也”，李習之謂“義深意遠理辨氣厚，則辭盛而文昌”，李文饒謂“氣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蕩而忘返”。此數(shù)君子者，皆深于文也，而其言之相似如此。吾則謂用氣如用力，有十分者，只可用到八九張須在在留其有余，則可以旋轉(zhuǎn)而不竭。譬如人雖有萬夫之勇，茍終日跳踉不已，則必至于一敗而不振。至于養(yǎng)氣之道，其中固有本焉，未可以強而致也。夫人任舉一事，茍未身歷其中，則雖有善辨之口，亦有時而窮，于是支吾遮飾，終不足以俟攻者之至，而神以多備而疲，心以逆億而怯，氣之得以自伸者罕矣。惟夫一一能知其所以然，從容肆應，無不如志，而應對之間，如無事然，此固常處于必勝之勢，而尚何足撓吾氣之有？是故本之所在，如水之有源，山之有脈，其忽見忽伏，忽斷忽連，氣實使之，固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嗚呼！此即子輿氏之言：“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使道義常足于中，而天下猶有足餒吾氣者，未之見也。 （二） 吾言氣之必有所輔而行，不可偽為而得，此誠探原之論。然凡人性質(zhì)所近，亦有天焉而不能相強，知其不能相強，而取資于學以補其所不逮，則善用其所長，而不見困于所短。大凡氣有陰陽二者之分，有如異云驟起，倏忽變化者，此天地之陽氣也，氣之屬剛者也；有如游絲裊空，輕盈搖曳者，此天地之陰氣也，氣之屬柔者也。陽氣之文，其才力充盛，足以凌蓋一世，其失也如武夫得志，遇事作色，其患在粗；陰氣之文，其氣度舂容，足以包羅萬有，其失也如病夫?qū)?，輟息待續(xù)，其患在弱。韓氏之文，得天地之陽氣者也，凡抒寫所至，往往能自出意義，以達乎境界之變。不善學之，則襲其皮毛，而有生吞活剝之譏。歐陽氏之文，得天地之陰氣也，其生平所歷，往往能一各見性倩，不背于風格之正。不善學者，則習其腔套而，有依響附聲之誚。此州節(jié)湘鄉(xiāng)曾氏亦略言之，但惜其未盡耳。今之人無不瓣香韓、歐，而能逃乎粗與弱之外者，吾見亦罕矣。 儲才篇 （一） 語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此儲才之說也。是故丹青不具，雖善畫者不能為采,醯醢不陳，雖善調(diào)者不能為味。今進一無所知之人，而責以文事，何以異此？ 夫儲才之法，可蓄之于平日，而不能取之于臨時。嘗見浮薄子弟，懶不讀書，枵然無有，一旦振翰操紙，旁皇四顧，神志蕭索。及至文成之后，非桔寂無聊，即罅漏百出。韓文公所謂“作文不可無學”，職是故也。 或疑居今之世，考據(jù)之書，汗牛充棟，用心尋檢，纖悉畢具，何病于貧？不知類書之設，所以供能文之士，偶然探討，以備遺忘。若專恃乎此，譬如饑餓之夫，日仰食于鄰家，鮮不憊矣！況乎書者眾人所同，而用之之法，則一人所獨。善用之，則木屑竹頭，可供緩急之備，不善用之，則天吳紫鳳，無救顛倒之譏。 大抵鑒別主于識見，驅(qū)使恃乎筆力，剪裁賴乎意匠，變化本乎性靈。四者相須，缺一不可者也。 昔者唐人李延祚手注《昭明文選》一書，號為賅洽，而文不工，時人比之書簏。宋劉貢父每譏歐陽永叔，謂其不讀書，今者貢父之文俱在，其不及歐陽遠甚。此亦足知其所重矣。然使寒儉之輩，欲援此為借口，則又不量之甚者也。 （二） 是故文之至者，問學不可不勤，見聞不可不廣，而至于字里行間，卻不專以繁征博引為此中之長技。自古能文之士，固有力破萬卷，博極群書，而下筆之時，乃不見有一字。此乃融化痕跡，而納之于神味之中，為文家之上乘。 昔之論詩者，以羌無故實為貴，即文何獨不然!蓋作文之道，與數(shù)典異。數(shù)典之長，唯恐其不詳盡，茍一有不及，即不免谫陋之譏。行文者唯有所棄，而后能有所取’所取愈廣，則其所棄亦愈多。故精華既集，則糟粕自除，臭腐能蠲，則神奇益顯。 若論諸體之中，唯有考據(jù)一門，不得不以援引舊聞為事，然其一篇佳處，亦全在斷制數(shù)語。古人所謂讀書得間者，此類是也。若不能尋間而入，則其所讀之書，皆死書耳。 清齊次風先生，生平最精地理之學，言論恒出眾人意表。然其所引用者，不過《禹貢》《周禮》、《史記》、《漢書》，固人人所共讀者，非有獨得秘本，而博綜若是。此亦可以識讀書之法矣。 命意篇 （一） 昔劉彥和著《附會》一篇云：“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tǒng)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泵桓綍?，即今之命意是已。 作文之法，辭句未成，而意已立。既立之后，于是乎始，于是乎終，于是乎前，于是乎后，百變而不離其宗。如賈生作《過秦論》，只重“仁義不施”四字；柳子厚作《梓人傳》，只言“體要”二字；韓文公作《平淮西碑》，只主一“斷”字，蘇長公作《司馬溫公神道碑》，只用“誠一”二字。雖其一篇之中，波瀾起伏，變化不窮，而大意總不出乎此。 夫意只一言可盡，而必多為之辭者，蓋獨干不能成林，獨緒不能成帛，獨木不能成屋，獨腋不能成裘。五色比而后成章，五聲合而后成樂，五味調(diào)而后成和，五官具而后成人。意必須文而宣者，道亦如此。 獨是天下之理百出不窮，謂吾之意一定，而天下遂無有能易之者，此亦非臨文者所敢任也。唯意之所主在此，忽然舍吾之所獨者，而從乎眾之所同，此則萬不可行之事。 是故凡人作事不可護前，而唯行文不可不護前。如臨敵然，兵不出則已，軍入敵境，則只有進戰(zhàn)一法。今之行文者，不知此理，不能首尾堅持一說。于是不失之游移，即失之凌雜，不可之甚者也。更有一種之文，于末后數(shù)語，凡論人之惡者，必為之恕辭，凡論人之善者，必為之貶辭，名曰補筆。此皆無謂之至。 （二） 命意之法，凡一題到手，必先明其注重之處。譬之連山千里，必有主峰；匯水百川，必有正派。由此著想，則陳義能見其大，而不至常落邊際。而其余所兼及者，不過枝葉鱗爪，而一篇所著力者，不在乎此。此為講命意者之第一義。 唯是此訣既得，而其受蔽者，又有二端：大凡言人人之所能言者，其理必正，而其失也易入于迂；言人人之所不能言者，其說必奇，而其失也易流于詭。迂者必庸，詭者必誕，二者皆足為文之累。是故語錄之書，非不正也，而迂則有之；說部之書，非不奇也，而誕或不免。夫迂者必狃于舊，詭者必騖于新，二者交譏，而均不能無弊。以吾所見，無舊也，無新也，唯視乎吾心之所寄焉已。 夫風云月露之形，草木魚蟲之狀，雖以李、杜之能詩，不能不賦及此，而人無有從而厭之者，正以吾心之所寄不同，則景可隨時而變。是故景一而已，今日之所見，視前日之所見已判然矣；此人之所見，較彼人之所見又判然矣。如此則無新之非舊，無舊之非新，而境界之日出不窮者，常足以供吾挹注之用。茍能使胸次豁然，則信口而出，隨手而成，而自不落尋?？凭手畠?nèi)。反是而欲求之，形跡之間，則所得皆土苴，所見皆芻狗，欲求構造之工，去之遠矣。 修辭篇 （一） 孔子有言：“辭達而已矣?！狈蜻_正未易言也。吾心不能知其所以然，必不能達。吾心能知其所以然，而入吾文者，不能如吾心之所欲出，猶之不能達也。是皆不善修辭之過也。 修辭之道，在質(zhì)而不枯，華而不縟，深而不晦，淺而不俗，輕而不浮，重而不滯，巧而不纖，拙而不鈍，博而不雜，簡而不陋，奇而不詭，正而不腐。此其大較也。 昔人論為古文者，不可入時文帖括語，不可入小說俳諢語，不可入漢人箋注語，不可入宋儒學案語。四者皆修辭者之所宜知，不可不懸為戒律。 抑余更有一說于此，聽者易以為妄，而余獨深信不疑。大抵修辭之法，取之古人者十之七八，不取之古人者十之二三。蓋征求故實，考取典章，不能不以古人為師，而至爭一字之奇，競一句之巧，苦思冥索，不妨有自我作古之意。若謂古人所無者，便不宜為今人所有，試問今人取之古人，古人所取者為誰？若謂吾學不逮古人，此事非所敢議，不知學古文者，即所以學為古人也，雖當仁不讓可也。歷觀唐宋以來，造語之工，惟昌黎氏為最，正以其善用生語故也。后之解此者希矣。 （二） 或問今人作文，往往因好讀外國語言文字，取其譯本，以供采掇，謂之新名辭。惡之者，屏為鉤辀格磔，不無過甚之詞；愛之者，奉為文物聲明)，亦屬一偏之嗜。究竟當如何？余曰：此不難知也，但問其所用何如耳。假如論彼國之官制地名、民風物理，斷不能以吾中國之文言代之，所謂名從主人是也。正如談佛經(jīng)者，不能不明如來之梵語；說道書者，不能不用元始之贊辭。乃若吾自讀三古之書，講六經(jīng)之旨，則故訓具存，文章甚美，更何用借材異邦，以自亂其例乎？又況翻譯之書，易滋歧誤，固有聆其音則是，核其義則非，毫厘千里，在所不免。作文者可已則已，似不必以好異之心，譏人以不習也。 切響篇 （一） 劉彥和《文心雕龍·聲律》一篇，備言吃文之患，言音韻不調(diào)，如人之口吃也。蓋其時駢偶盛行，故文章家無不留意于此。迨其后散體既興，自非治詞賦者，即已置之不講。不知音聲一道，其疾徐高下抑揚抗墜之分，不獨有韻之文有之，即無韻之文亦有之。特寄之有韻之文者，其得失易見，寄之無韻之文者，其得失難知。近湘鄉(xiāng)曾文正公，深喜桐城姚惜抱之文，而思救其懦緩之失，故論文每以音響為主，即此意也。 今試取古人之文讀之，有噌吰款坎鎲鞳者，有細微要眇者，有急弦促管者，有緩節(jié)安歌者。大約言樂者多和，敘哀者善咽，施之廟堂之上，則有廣大之旨，敘及男女之私，則多靡曼之節(jié)，此其自然而然，雖作者亦有不自知者乎！今學者誠欲留意于此，既不可如度曲填詞，按譜而得，惟有取漢魏之文之佳者數(shù)十篇，讀之不厭，使吾之口與古人之口，無一不相應，久亦與之俱化矣。人但知《文選》一書，為講駢文者不可不讀，余則謂講散文者亦不可不讀，蓋以求音韻之諧者，莫此為近。 夫昔之論詩者，動曰詩籟。詩既有籟，文獨無籟乎? 近有問學文之法于余，余告之曰：今欲學古文，譬如閩、粵之人，欲學京中人語，自非日與之居，不可得也。古文者猶之京中人語也，吾不能為是語，而方竊竊焉求其應對之工，恐雖有蘇、張之口，亦將囁嚅而不敢出也已。 （二） 惟夫聲律之用，相沿不廢。故古人之文，其出于有韻，往往有不期而合者。群經(jīng)中如詩不待言矣，如《易》如《書》如《左傳》亦多有韻，其見于近人著述中所舉者，不一而足。即如四子書中，子思孟子之書，皆散文。而《中庸》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發(fā)育萬物，峻極于天，優(yōu)優(yōu)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七篇》曰：‘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慌亡，為諸侯憂?！敝寥缰T子之書，亦多有韻者，今試舉老莊而言?！独献印贰霸敝T，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肚f子》“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子思孟子、老子、莊子斷非有意于用韻者也，而讀其所作，謂非用韻而 不可也。蓋沖口而出，自為宮商，此即樂記所謂聲者由人心生者也。后人不知此妙，謂惟頌贊篇銘之屬，須用韻，其余則否。不知其出于無心者，無處無之。至于古人之書，亦有有意于用韻者，如《荀子》“成相篇”“史游急就篇”之類，此則不必學也。 煉字篇 （一） 昔之譏不善作文者，日：“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贝搜灾\篇之難也。余則謂："欲知篇必先知句，欲知句必先知字?！鄙w煉字之難，固有一日可以千言，而一字之未安，思之累日而不可得者矣，而及其遇之也，則又全不費力，如取之懷中而付之者。雖善文者不能言其所以然。 故古人作文，總以虛心善改為貴，所謂一字師者是也。昔宋范希文作《嚴先生祠堂記》，其末歌詞云：“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文成以示李泰伯，泰伯請改“德’’字為“風’’字，希文凝坐頷首，殆欲下拜。由今思之，“風”字實勝“德”字遠甚，而當日竟思不及何也？ 然亦有改古而謬者。如宋子京修《唐書》，改韓昌黎《進學解》：“招諸生立館下”，改“招’’字為“召”字；“障百川而東之”，改“障’’字為“?！弊?。此則點金成鐵，不如原文多矣。子京一生好奇，宜有此笑柄也。至如好用險字，而流為奇詭僻澀之弊，如宋人所譏“天地軋，萬物茁”者。此種惡習，予于《研許》（下）論之詳矣，皆學者所當戒也。 大抵胸有積軸，則觸手拈來，自然古雅。若有意為之，臨時尋檢而得者，則痕跡不化，其為全體之累多矣，反不如純?nèi)巫匀徽撸皇橐黄鍟澄淖?。至如《文選》中諸作，多云其山則某某，其水則某某，其木則某某，其草則某某，其鳥則某某，其獸則某某，皆累至數(shù)十言，而并無謬巧處，只令人以拖沓取厭。此雖出自古人，正不必步其后塵也。 （二） 煉字之法，其以靜字作動字用者，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之類，人人知之。其當留意于虛字者，尤不可不知也。昔柳子厚論《孟子》善用助字，其《復杜溫夫書》云：“予讀百里奚一章，其所用助字，開闔變化，令人之意飛動?！弊雍袼?，蓋在“可謂智乎”、“可謂不智乎”、“不可謂不智也”及“不賢而能之乎”、“而謂賢者為之乎”數(shù)句。人謂蘇老泉善讀《孟子》，予謂子厚所論尤精。至昔人相傳歐陽永叔作《相州晝錦堂記》，起二句本作“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xiāng)”，文成已付遞矣，乃累騎追還，加兩“而”字。由今思之，茍無此兩“而’’字，尚成何句法？古人作文不輕易如此。此可悟煉虛字之法。最可異者，村學究一流，其批閱文字，每將句中虛字涂去一二，以為簡老，致文之神味全失，真為不值一笑。果如所見，則歐公之所加，誠為多事矣。 運筆篇 （一） 古人文筆異稱，故日：“沈長于文，任長于筆。”后人因之，謂主于修辭者為文，主于達意者為筆。文筆并重，然必先有筆而后有文。文而無筆，則雖有華章麗句，而運掉不靈，如土木偶人，被以丹青，而卒乏生氣。運筆之法，喜馳騁者，則以縱橫變化，極其所至為工；尚高潔者，則以嶄削嚴重，約而不支為貴。二者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喜馳騁者，往往力之所至，一瀉無余，而不復有淳泓含蓄之趣，其失也粗。尚高潔者，每為法之所縛，跬步不失，而多拘攣蹀躞之態(tài)，其失也澀。善用筆者，或縱之數(shù)千言而不厭其詳，或約之數(shù)十言而不見其簡。詳之至而使人不見其有可刪，簡之至而使人不見有可益，斯為妙矣！惟用功之始，使其能收，必先使其能縱。故不如先讀東坡議論文字，數(shù)玩其屈伸擒縱之法，則毫楮之間，常自汩汩不竭。然后徐而進之以澹宕之神，雋永之味，自能瘦而不枯，清而不薄。所謂絢爛之極，歸于平淡者，此之謂也。大抵少年文字，須看其才力如何，偶有支詞累句，卻不為病。若通體穩(wěn)貼，而讀者覺其奄奄無生氣，此如垂死之人，雖有盧扁在側(cè)，不能為之醫(yī)也。 （二） 吾教人作文之法，以善縱筆力為主，是固然矣。然筆之何以能縱，亦復不易。前后重沓，煩聒不已，首尾乖戾，歧牾百出，此皆不善縱筆之過。善縱筆者，必先講明篇法。篇法之妙，如置陣然，雖有百萬之師，而中堅所集，不過數(shù)千人，其余則去中軍或數(shù)里，或十余里，任吾指揮，無不如意。不善用兵者，置于一處，不戢而囂，故往往一敗而不救。行文之法，雖盈編累牘，而其注意所在，恒不過數(shù)十百言，余則皆從旁敲擊之法。此則地位既寬，便可控御如意。更以余力刪其繁字冗句，仍不爽其嚴潔本體。不善為文者，數(shù)行之外，而已竭盡無余蘊，以下雖復極力敷衍，終不濟事。其有用間架之法，如韓昌黎之《爭臣論》，柳子厚之《封建論》，曾子固之《唐論》。此體較為易學，亦實為展步之秘訣。然此唯于論體用之，若施之敘事之作，便為不合。 （三） 吾言縱筆之法詳矣。然能縱而不能斂，亦非為文之至。班孟堅譏傅武仲作文“下筆不能自休”，陸士衡所云“故無取乎冗長”，此正言不善斂之過。唐孫樵《書何易于》，自言此文始千言，今之存者，不及六百余言。宋時錢惟演守西都，起雙桂樓，建臨園驛，命歐陽修與尹洙作記，歐凡千余言，尹只五百余字，歐服其簡古。又歐陽作《醉翁亭記》，起處敘列東南西北諸山，凡數(shù)百言，后均刪去，只用“環(huán)滁皆山也’’一語。此均論用簡之妙。 今之為文者，不知此妙，凡一題到手，于題中應有之義，唯恐其不周至，補苴掇拾，使無遺失。此等之患，唯碑志之文為最甚。故一人之身，敘列生平，盈篇累簡，猶覺未盡。雖以東坡之工為散文，有所不免。觀其為張文定公作墓志銘，有答其子厚之一書云：“書其大事，略小節(jié)，已有六千余字?！眲t東坡非不自知其不節(jié)，特以文筆所近，又牽于時俗所好，不得不已，然不謂之拙而不可也。使知一字之褒，榮于華袞，又安用此以多為貴者乎!又宋人好作萬言書，刺刺不休，讀未及半，已恬然欲睡，雖如秦始皇之衡石量書，亦恐不給。是明為引君于善，而實以困之也。 以上所論兩種之文，所用不同，而皆有戾于行文矜貴之善，不必以古人所有而強學之也。 仿古篇 （一） 文章之體，往往古有是作，而后人則仿而為之，雖通人不以為病。其濫筋所自，始于揚子云作《大玄》擬《易》，作《法言》擬《論語》。他如枚乘變《賦體》為《七發(fā)》，后則有曹子建之《七啟》，張孟陽之《七命》，自是為之者益眾，好事者合為《七林》一書。東方朔始作《答客難》，揚子云因之作《解嘲》，班孟堅因之作《答賓戲》，唐韓昌黎又因之作《進學解》；司馬相如作《封禪書》，揚子云因之作《劇秦美新》，班孟堅因之作《典引》，唐柳子厚因之作《晉問》，此皆章章可見者也。又如陸士衡作《辨亡論》，全學賈生《過秦論》；杜牧之作《阿房宮賦》，全學楊敬之《華山賦》；乃若王子安作《滕王閣序》，其“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日稱為名句，相與膾炙人口，然實脫胎于庚子山《華林園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劉夢得著《儆舟篇》云：“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屬劍子西哂，李園養(yǎng)士春申易”，俱效班書語。然此不過小小摹其句法而已，最不可解者，枚乘《上昊王書》：“夫以一縷之任，系千鈞之重……難以復出”，凡七十余字，乃全用《孔叢子》語。乘一代作者，決不如此?；蛘摺犊讌沧印废祩螘?，人取乘語以入之，亦未可定，此則莫能明矣。洪容齋謂“唐之王摩詰，宋之黃魯直)，二人皆工詩，而其集中多竊前人所作”。試考之亦足知其說之不謬矣，此劉彥和所謂“寶玉大弓，終非其有”者也。 （二) 文人好事，往往有擬古之作，見于詩集者較多，見于文集者特少，今約略言之。如李少卿?！洞鹛K武書》，諸葛孔明《后出師表》，皆后人贗作，人以其文之工，而不忍廢，然徑謂之擬作可也。此皆本無其文而擬之者，亦有本有其文而擬之者，如東坡擬《歸去來辭》，世稱為工，其余不可勝數(shù)也。大凡擬體之工，比各體為更難。各體之作，凡命意措詞，皆以我作主，至于筆力所趨，亦可各出其所長，至擬體則一切出之古人。古人所謂非者，吾不得以為是也；古人所謂是者，吾不得以為非也。即其氣體所近，亦必以所擬之人為斷，一有不似，雖有佳語，無所用之，其狀比之優(yōu)伶）之演劇，一無以異。行文本樂事，何為自尋拘苦如此？雖一生不作可也。近來人人爭非議制舉文字，然制舉文字，所以可厭，通體描摹昔人口氣，亦其一端也。欲出一言，忽然而為尼山大圣，忽然而為顏、曾、思、孟諸賢，又忽然而為告子、陳相，下至王灌、陽虎之屬，直謂以文為戲則可，于此求工，果何為哉？擬體之作，得無類是。 核實篇 昔左太沖序《三都賦》，譏司馬長卿賦上林，忽及盧桔;揚子云賦甘泉，動稱玉樹:孟班堅賦西都，乃有比目；張平子賦西京，妄引海若。以謂皆無其物，而姑為夸誕以欺世者。此皆不求核實之過。然此種語施之詞賦，尚無大謬。觀劉彥和《夸飾》一篇，征引甚眾，庶足為諸子解嘲。 以吾所見古人記事之作，其任意下筆，不必廣征故實，往往有之。如賈生<過秦論》，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按秦昭襄王十四年滅西周，其后七年莊襄王滅東周，又四年始皇方即位。是二周之滅，乃始皇之曾祖與父事，屬之始皇，誤矣。陸士衡《漢功臣頌》有“侯公伏軾皇媼來歸”語。按高祖母已前卒，歸者獨太公耳。蘇東坡作《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韓、蓋、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qū)區(qū)，不足驕士。”試以其時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后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是二疏之去，三人固無恙也。此與其所作《刑賞忠厚之至論》用皋陶事之想當然者何異？均不得謂之小小疵累。是知考據(jù)家一種堆垛文字，固為通人才士所不屑為，然于下筆之時，留心檢點，使無歧誤之失，是亦不可以已也。 稱量篇 圣人自言，譽必有試。而于春秋名大夫，或許其清，或許其忠，而不許其仁。其稱人之善，必稱量而出之也如此。吾輩縱不能事事追媲圣人，亦不可不存此意。若信手而來，毫無限制。則使受者至踧踖不安，誠非君子愛人以德之道也。 此弊于文體中，惟碑志為甚。蓋往往徇人子孫之請而為之，其勢不得不爾。然茍采其生平一二佳言善行，而于其不滿人意者，則略而不書，亦庶幾去直道不甚遠。吾嘗讀白香山《秦中吟·立碑》篇云：“銘勛悉太公，頌德皆仲尼?！敝胖行娜?，已有同茲浩嘆者。至于碑志之外，書札次之。柳子厚集中有《復杜溫夫書》曰：“三辱生書，皆逾千言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于其倫。生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渴于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文人為文詞立聲名以十數(shù)，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 哉！”子厚此書，可謂痛快之極。然使好訣者處此，夢寐間且不勝愉快矣，何暇發(fā)此等議論哉。 至于漢魏六朝人文中，更有一種習用語，如稱人之介必曰由夷，稱人之智必曰良平，稱人之孝必曰曾閔，稱人之忠必曰龍比，稱人之辨必曰蘇張，稱人之勇必曰賁育，稱人之貴必曰金張，稱人之富必曰陶椅。此等語數(shù)見不鮮，在 今日已成芻狗，不如不用為妙。 設喻篇 古人作文，最工設喻，蓋意所不能明者，設為他語以明之也。其最古者，如《易》之爻辭，《詩》之比體，皆是也。降而如《國語》《戰(zhàn)國策》諸書，以及諸子百家之作，其流益廣。又變而為諧隱之詞，近于小說家之窠臼矣。 有全篇只說一事，全系喻意，而正意只在言外者。有正喻夾寫，而前后自為照應者。其最妙者，一篇之中，作喻意者凡十余則，自成篇法。如枚、鄒二子上吳王書及鄒陽獄中上書是也。韓文公《送石洪序》及《盛山詩序》，皆連設數(shù)喻，文體如連山疊嶂，使人賞玩不盡。蓋韓公之文，善以大氣包舉，雖頭緒紛絮，自不見有凌雜堆垛之跡。此境極不易到。大凡韓公自喜才力，往往好以狡檜示人。觀其所作《南山詩》，即是此法。自宋以后，惟東坡之文，亦多作喻體。蓋東坡生平好讀《莊子》，莊子之書，托之寓意者十之八九。 嘗謂設喻之失，凡有數(shù)端。一曰泛而不切，好取華辭，無關實義是也。二曰滯而不化，膠于實跡，反昧大意是也。三曰熟而不鮮，襲取舊聞，不得新義是也。四曰俗而不韻，雜用里言，有傷大雅是也。明此四端，則于設喻之道，思過半矣。劉彥和所謂“物雖胡越，合則肝膽”，可謂善言設喻之用也已。 征故篇 凡說理之文，恐不足征信于人，于是必取古事以實之。自漢魏以至六朝，率以矜煉為貴，往往有一節(jié)之中，連引十余事，或一句為一事，或二三句為一事，皆以類相從，層見迭出。蓋其時偶儷之體盛行，故操觚家亦喜講剪镕對仗之法。至唐昌黎公出，而文體一變，縱筆所至，一氣卷舒。故征故之法，間有全錄舊文，而不必以襞績從事。然韓公之文，于此處卻極有節(jié)制，如《進學解》云：“孟柯好辨，孔道以明，轍環(huán)天衛(wèi)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宏，逃讒于楚，廢死蘭陵?！薄吨M辨》 云：“周公不二諱，孔子不諱嫌名，及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父名哲，曾子不諱昔?！苯匝院喴赓W，不贅一字。夫必如此作法，然后氣盛勢厚，而可免于單文孤證之譏。 至東坡作文，往往窮其才力所至，其引用史傳，必詳錄本末。有一事而至數(shù)十字者，如《勤上人詩集序》，引翟公罷廷尉賓客反 復事；《晃君成詩集序》，引李部漢中以星知二使者事；《上富垂相書》，引左史倚相論衛(wèi)武公事；《答李瓊書》，引李固論發(fā)兵討交趾事；《與朱鄂州書》，引王?；畎腿松邮?；《蓋公堂記》，引曹參治齊事；《滕縣公堂記》，引徐公事；《溫公碑》，引慕容紹宗李績事，《密州通判題名記》，引羊叔子鄒湛事是也。然東坡為之，自屬一時意興所到，而后人欲引以為法，恐終不免冗繁不節(jié)之譏。凡遇此等處，自當以漢魏作者為師，至如江文通《別賦》云：“韓國趙都，吳 宮燕市”，總以八言，括彼四事，此因其人人皆知。故有此語，非可常以為例也。 省文篇 文章之道最忌重復。故于．上文所有者，輒以一二語結之，此是省文之法。如《公羊傳》敘郤克跋、孫良夫眇、季孫行父禿，下云：齊使踱者迎踱者，吵者迎吵者，禿者迎禿者。唐人劉子元讀此文，謂宜省去踱者以下句，但云‘各以其類迎”。此其所見未嘗不是。予謂如《孟子》“寡人之于國也”一節(jié)，上敘“河內(nèi)兇”云云，以下但云“河東兇亦然”?！褒R人有一妻一妾”章，上敘“早起，施從良人之所之”云云，以下對妾之語，但云吟若此”。此皆可為省文之法。 然亦有以不省文為妙者。如《孟子》“今王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龠之音……今王田獵于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與下節(jié)無以異?！短垂份d衛(wèi)司寇惠子之喪云：“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臨其喪，又辱為之服"，句凡三見?！妒酚洝斨龠B傳》：“秦圍趙，魯仲連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君曰：‘勝也何敢言事？……魏客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吾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庇秩纾骸耙暰哟藝侵姓?，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逼湮闹仨?，卻自成為千古絕妙文字。乃知文章一道，本無定質(zhì)，視人之用之者何如耳。執(zhí)一以求之，未有能通者也。 適機篇 行文有機。機之來如木之生春，水之赴壑，皆有自然而然之妙。固有一題到手，經(jīng)營累日而不得一字者，機未至也。此時且不必遽著思想，姑取平日所喜文字，讀之數(shù)十遍，胸中便有勃然不可遏抑之候，然后將所作之題，反復研求，以期乘間而入。迫夫機之既至，援筆伸紙，頃刻之間數(shù)千言可以立就。惟當信手疾書，雖明知有疵字累句，不妨置之不問，以侯將來改易。若稍加斟酌，便足以阻吾汩汩其來之勢。須知此境一失，以后雖復急起直追，而字里行間，不免諸多痕跡。昔人所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者，機為之也。然又必方寸之間，空靈四照，故能機來而與之應。此則劉彥和謂“陶鈞文思，貴在靈靜”。蓋不靈不靜，則如一物橫亙于中，而理之在外者，無自而入，意之在內(nèi)者，無自而出。關鍵不通。皆足為機之害。 每見今人作文，神氣沮喪，情緒不屬，而姑以成篇為事。搔頭抓耳，塵垢滿爪，久而得一語，又久而得一語，枝枝節(jié)節(jié)，脈絡不通，縱使格律極諧，采色兼?zhèn)涠钨|(zhì)塊然，生意已盡，尚何文之可言？然彥和之說，又“以秉心養(yǎng)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則是作文之秘，可付之機之自為，而在我毫無所與。此則近于佛家之參禪理，道家之養(yǎng)元神，使人無可著力處。而古人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者，當不如是?？忠黄裕纯梢詾槎ㄕ撘?。 存疑篇 （一） 文中凡遇有神仙鬼怪之事，總以刪去不用為是。其有不得已而及之者，不必加以斷語，此存疑之法也。蓋遂信以為有者，固屬癡人，而必辨以為無者，亦屬多事。余最愛太史公《伯夷列傳》，曰“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既疑其無是事。而下云“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又疑其有是人。又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以予所云，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是終不敢斷其有無。此其語意神明變化，令人不可捉摹，誠極筆墨之妙。 至三國時夏侯泰初作《東方朔畫贊》云：“談者又以先生噓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怪倘怳，不可備論者也。亦用太史公序許由之法，特語意不及耳。 乃若韓文公作《羅池廟碑》，乃云：“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鰻侮堂上，扶出廟門即死?！惫砩窦茨艿溔耍嗖粦袼偃缡?，是不過適逢其會，而巫祝之徒，倡此語以示靈異，而敬柳侯者，相與和之，不謀同辭。竊謂柳侯功德在人，廟食其土，并不為膺，正不必借此事為重。而文公乃載其事于碑，殊為不省。然至作《子厚墓志銘》，則第言其在州政績，而此事削而不書，似亦具有深意。 此有如紀曉嵐《論郭景純注＜山海經(jīng)＞》，備言周穆王會西王母事。至注《爾雅》，則西王母只西方一國。蓋《山海經(jīng)》特小說之濫筋，而《爾雅》乃六經(jīng)之總匯，書既不同，注亦宜別，文章有體，未可以一概論也。又如韓文公驅(qū)鱷一事，今世所傳，而皇甫持正撰公墓志銘及《神道碑》皆一字不及，此亦可見持擇之法。 （二） 推此而言，凡論史之文，俱不可不存閥所不知之意。古人往矣，其事或暖昧難明，而我乃欲據(jù)一二傳述之詞，指為定讞，是亦輕信之過也。略舉數(shù)端，以當談笑。如晉元帝母夏侯氏通于小吏牛金，生元帝；宋少帝入元封流國公，后學佛于西番，號合尊太師，生子未踰日，明宗乞以為子，是為元順帝；唐明皇、宋太祖俱不得令終；明建文君遜國而去，后復入宮號天下大師；韓信之子蕭相國為匿之趙佗所，后為韋姓；駱賓王佐徐敬業(yè)舉兵，既敗之后，遁而為僧；唐之黃巢，明之李自成，皆傳其未死。 至于歷代既久，遠而無征，尤易臆造。如唐堯幽囚，虞舜野死，王季軾父，衛(wèi)武殺兄，伊尹見殺，周公奔楚之類。此皆尊為圣人，而人敢于誣蔑若此，此其始皆出于小說家言。而作文者又中于好奇之過，動加援引，遂使古人蒙垢千載，豈非憾事！ 獨不思文以載道為尊，凡所說者，將以則古稱先，垂示后撰，豈可取此荒誕無稽之談，塵穢筆墨？必若酒半茶余，藉消長日，則如秋風過耳，旋即遺忘可矣。而反視為兔園之佳本，獺祭之良材，其亦不思之過也。 詳載篇 碑喝之文，將舉其人之始終本末，昭示于世。故自姓名而外，凡邑里、世系、仕履，及生卒年月無所不載。蓋以歷年既久，親舊漸亡，而片石所留，自足資以征信。至于墓銘、墓志，納諸土中，將以備將來陵谷變遷，見者足知為誰氏之墓，不至與冥漠公為伍。乃所閱古人文字，咸但書祖某父某，子某孫某，其甚者，則并其人之名亦不書，但云諱某，至于生卒年日，則但云以某年某月生，某年某月卒。此則儼然一憑虛公子，烏有先生，雖不作可也。推原其故，蓋由執(zhí)筆之人，于稿中不及登載，其后匆匆入集，又不及補列，故有此失。然觀歷來石刻存者，往往如是。則似此說又不必然也。 夫文本足以存人，今一切不書，則何存人之有？然此猶酬應之文，故簡略不免。至文人自述家世，宜無不詳備。而余嘗讀歐陽永叔《瀧崗降表》，但稱皇考崇公，并其曾祖皇祖俱不載其名，竊意當是別有記載。故表中云：“乃列其世譜，并刻于碑。”然何如并詳之文中，使人人共見之為愈也。至近人汪容甫作其母行略，乃并其姓失之，此則錯謬之大者，非僅小小漏落而已。又如東漢諸銘，載人之先世，多只書官。如淳于長《夏承碑》云：“東萊府君之孫，大尉椽之中子，右中郎將之弟。”《李栩碑》云：“樣柯太守曾孫，渴者孫，從事君元子?！贝伺c書祖某父某一例，俱不可為法。 寓諷篇 文有意之所屬，而其人其事不欲明言之者，于是為隱約之詞，使其立意全在文字之外，或主于規(guī)，或主于刺，所主不一，而其體則同。始于《詩》之三百篇，至屈、宋之作，而其法益暢。漢人文字，尚多此種境界。如鄒、枚《上吳王書》，泛論秦、胡時勢，而不及七國事，班彪《王命論》，只言高祖之興，而不及光武事，皆向空立論，而使讀之不覺恍然有悟，為得寓諷之妙。若劉更生之《列女傳》，張茂先川之《女史箴》，皆因感慨時事而作，皆諷體也。至蘇老泉之《辨奸論》，為王介甫而作，其抉摘不遺余力，固自托于先見之明，然鋒芒太露，有似使酒嫚罵之習。故雖子瞻見之，亦以為太甚。（即以文論，亦乏從容醞釀之趣，近于有才而無養(yǎng)者。然子瞻作《六一居士文集序》，末云：“自歐陽沒十余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則譏毀介甫，比之乃父為更甚。蓋心所不然，不覺隨意吐出。此陳孔璋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fā)”也。然均不失為古文義法。至后人又演為游戲之作，如宋人所為《夏二子傳》刺秦會之，明人所為《中山狼傳》刺李空同，則竟轉(zhuǎn)入小說家言，風斯下矣。 入理篇 （一） 文有陳義不失，而不足以存者，由于理之所在，能言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假如言為子當孝，為臣當忠，男以不盜為賢，女以不淫為美，此于義易嘗有失？然其惡趣至不可耐。此無他，無所以然之理，以貫乎其中故也。 大凡一題到手，必有一種門面語。在其筆端，日從此門面語中，干恩萬想，總無好境界。昌黎所謂“陳言務去"，即此是也。 善為文者，于人人之所能言者，一筆勾除，而冥然長想，或遲之累日而不得其隙，一旦乘間而入，便可以揮灑自如，而窮吾才力之所至。一篇中能得此種文字百余言，便足以雄視一世。其余只是枝葉點綴，歸入閑筆。惟其中落想之高，亦非索諸題外，只是人能言其第一層，吾必透過第二層，如此便為制勝之具。 每見近人作文，識見本不甚高，而又不肯限于度量之內(nèi)，則必為之顛倒是非，變亂黑白，自以為吾之所言，為人人所不能言。此適自躋于亂道之尤，反不若平平無奇者，尚不離乎規(guī)矩繩尺之內(nèi)。譬之在人，雖無奇節(jié)偉行，但能自附于鄉(xiāng)黨自好之流，要為圣人之所不棄。 更有一種之文，自知根抵淺薄，而欲取勝于言詞之末，鉤章棘句，使人螫口不可卒讀。而淺學之士，亦間為所欺，而不足以當有識之一笑。此昔人所謂“艱深文固陋者”，不必學也。 （二） 吾謂文之至者，入理必深。此說固不可易。然天下又有一種之文，理無可憑，而偏能以強詞取勝。此則譬如健訟之人，牽引比附以自直，而聽者易為所熒。今試舉州二言之。 如《左傳》中《晉侯使呂相絕秦》一篇，《王子朝告諸侯》一篇，其詞采之美，令人百讀不厭。試問其執(zhí)理以爭者，所據(jù)安在？則竟不可得也。然此二篇，猶是謬為假托之言，而取其似是者以自張其軍勢。至如李斯《上二世論督責書》，則隨意妄言，冒天下之不匙而不恤,自古及今，奏御之文，初未有如是之放誕者。然其文為人所不敢作，亦為人所不能作，雖不謂之佳文而不可也，是尚可以理律之者哉！ 又如諸子之文，其詞義偏宕者，不可勝數(shù)，而數(shù)千年流傳不廢。今試以莊、列之文，與程朱之語，雜然前陳，則喜讀莊、列者十之八九，而喜讀程、朱者十無二三。此又可為理不勝詞之明證矣。 吾謂詞理俱勝者，文之上也；詞勝而理不及者，次也；理勝而詞不及者，又其次也。學者不能為其上，亦當為其次。達心而懦之人，其不足與于此事也必矣。 切情篇 （一） 古人云：“文生情，情生文。”蓋天下固有一種之文，非情至者不能作。而深于情者，則往往不求工而自工，此則又存乎才學識之外，而為天下之至文也。司馬子長為文之圣，而人所欲讀者，不過屈原、伯夷、貨殖、游俠諸傳，蓋有感而言，遂不覺音節(jié)為之一變。諸葛孔明之《出師表》，李令伯之《陳情表》，雖庸人讀之，猶為感動。然二公固非深于文者，即此二篇，亦不見其有慘澹經(jīng)營之跡，應手而成，遂為千古絕作。至于唐之柳柳州，宋之歐陽子，俱一代通人。然柳州之文，獨有致許、楊二京兆書，感懷身世，聲調(diào)凄楚。歐陽子之文，獨有石曼卿、蘇子美、梅圣俞墓志銘數(shù)篇，述及生平朋友之喪，及乎存亡離合之感，不覺聲淚俱衛(wèi)二子皆深于情者也。 惟此等文斷不能無因而出。故非身入其境，即作亦必不工。譬如處于變時雍之世，而忽作《黍離》《麥秀》之歌，在惠采亮疇之班，而偶為香草美人之詠，則非病風喪心者，斷不至此。 故凡文可以代作擬作，惟此等文不可以代作擬作，縱使聲口俱肖，亦與佞哀何異？蓋嘉容在戚，固屬非宜；而無病而呻，亦甚無謂。每見有少年意得之人而忽有愁苦之音，見于詞旨之末，則識者憂其不祥，而其語往往而驗。此亦足以驗無因而作之不可矣。 （二） 或曰：情有七，哀居一焉。如子之言，豈愁苦之中有文，歡娛之中無文乎？曰非也。此所謂從其多，而言者也。大凡文之至者，境以奇險峭拔為勝，音以激切凄庚為工。譬之言山者，峰巒聳拔，壁立千初，而委迤綿亙者，無足言也；言水者，湍流激射，一瀉千里，而漾徊蕩漾者，無可言也。蓋必如此而后使人驚嘆駭絕，心魄俱震。 彼夫臺閣之文，春容大雅，淵然金石，以之歌詠太平，自見洋洋盈耳，然試與之究世故之險巘，狀人情之變幻，則有不及喻者矣。獨有逐臣、羈客、勞人、思婦，心思所極，窮無復之，而閱歷既久，智力漸生，無所發(fā)泄，一切托之于文章。離怪倘怳，神與之通，往往非人力所能至，故自古文之傳者，如左丘明、韓非、屈原、司馬遷之徒，大都皆遭逢世變艱苦憔悴。以終其身，其富貴福澤，從容壽考，而能與文士爭一日之長者，蓋不多見也。非其聰明智力有所不逮，勢使然也。 抑又有說焉，大凡造物之于人，其視千秋不朽之業(yè)，與視王侯卿相，殆有過之無不及者。而二者之中，豐于此者必音于彼，其不足有余之數(shù)，蓋嘗相劑焉而不能兼而有之者也。故古語云：“文人少達而多窮”，人而不為文人則已，既已為之，而于窮達之際，又不能釋然者，抑獨何歟。 涉趣篇 人之筑室，有堂虎以迎賓客，有房闥以備寢處，有庖廚以供飲食，有倉庫以資蓋藏。四者之外，則必有隙地數(shù)十弓，攬水石之勝，羅花竹之美，樓臺足以登臨，亭館足以憩息。惟文亦然。夫泥金檢玉之書，鏤版鐫碑之作，體制嚴重，茍一語稍涉纖桃，便不足以稱清明廣大之旨。蓋以莊諧之用殊，雅鄭之音別也。至于友朋通問之詞，書畫題識之語，談言微中，足以解頤，固亦通人韻士之所不廢者乎？其佳者，索解不入常談，取材善用成語，觸緒而生，隨機而應，挹注不窮，而仍不失為大雅吐屬；其有濟于優(yōu)伶之誹渾，尖刺之虐謔，詞不雅馴，墜入惡趣，風斯下矣。 凡欲學此種文字，須取徑于莊、列之書，此外則如劉義慶之《世說》，不可不讀，其魏、晉間人文集，亦宜態(tài)意涉獵。蓋所謂善談名理者，莫此為近。唐以來已不多見，自宋以后，便成絕響。雖復蘇、黃數(shù)君子，跌蕩風流，時有佳語，然比之揮麈清談，終覺氣味稍別。 大約作此等文者，一不容有道學氣，二不容有富貴氣，三不容有村俗氣，四不容有市井氣。凡此四端，同為戒律。若能由此求之，則所謂玉屑清言，亦庶幾乎近之矣。 因習篇 黃梨洲云：“所謂文者，寫其心之明者也。”然則心之所不明者，固非作文者所宜有也。嘗謂百工眾技之人，惜其中無一文士，否則，使習）者而言涂堲之事，必遠勝于韓退之，使梓人而言營造之功，必遠勝于柳子厚矣。不特此也，大凡臺閣之人，必不工作山林語；老健之人，必不工作疾病語；太平之人，必不工作離亂語；家食之人，必不工作羈旅語。非不能作，蓋摹擬而來，終乏一種親切有味之旨。昔人謂齊梁之人迷漫于聲色之中，故詞賦所傳，一字一句，均足以感均頑艷。又人嘗恨劉伯倫一生只有，《酒德頌》一篇，為人所傳誦，此外并無一字。余謂伯倫縱有他文字，亦斷不如《酒德頌》之工。無他，以非其所習故耳。 然則習可偽乎？曰：可。貪婪之人，而開口喜說廉介；詐偽之人，而出言樂道忠誠；亡國之君，何嘗不知非桀、紂；敗家之子，何嘗不能誚朱、均。蓋理之麗諸虛者，可以規(guī)仿而得；物之征諸實者，不能憑臆而談。二者不可一概論也。 吾人每作一字，期于內(nèi)信諸己，外信諸人。茍非心之所明者，即不必強作解人，謹謝不敏可也。每見古今人所刻文集，雖身在田間，并未一聞朝政，亦必撰兵制、財政氣二篇，以示負才不遇之意，而拾取陳因，于時勢全無所得，適足以章其陋而已。圣人惡不知而作，此類是也。 寫景篇 文章之體，以言情說理為大宗，此外又有寫景之法。寫景之妙，非身歷其境者不能言。每有作者，神摹意會，偶然得一二佳語，而讀者漠然不知，直至親與之接，然后暖嘆以為不可及。此種境界，得之游記者為最多。 余嘗乘舟赴泰寧，日行萬灘中，巨石森列，不知路所從出。及舟人捩柁前行，忽曠然別有天地，始大悟柳子厚《袁家渴記》“舟行若窮，忽又無際”二語，為絕妙寫法。然少時嘗讀之數(shù)十遍，竟不喻其妙。惟此種文字，亦并非錘幽鑿險而得，不過目之所遇，偶然拈出，遂為千古至文。而自來文家之窮于詞者，又往往遁入設喻之訣。然設喻當求其似，不似則為虛語。更有一種正面不能寫者，用旁面寫之。譬如欲寫水，先寫石；欲寫山，先寫樓是也。 大抵寫實景易，寫虛景難；寫近景易，寫遠景難。所謂著跡易，無行地難。 今之作文者，意無所會，而意中先有一段籠統(tǒng)語，若者是寫山林，若者是寫城市，若者是寫臺閣，千篇一律，閱之欲唾。此等文，不如不作為得。古人謂摩潔“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有能以畫意為文，則亦詩中之摩諳也。 狀物篇 宋人于說理之文，大都以言心言性為大宗。不知凡物莫不有理，不知其理，則任舉一物以告人，而托之文字者，易至模糊惝怳而不得其真。 古之善狀物者，首推《周官·考工記》一篇。每舉一物，而人之未及見者，不啻目視手摹，而心知其意。而用字之古雅，可為后來詞學家之祖。此書雖不出周公之手，然必漢世之通人，決無疑議。他如《內(nèi)則》之善言食品，《投壺》之詳載藝事，亦庶幾焉。后之能仿而為者，不可多見。惟韓文公《畫記》一篇，學者推之，以為從《考工記》脫出。以余所覽今人文集，絕少此種題目，豈匿其短而不之作耶？若明人歸有光之<石記》，其末段作形況之詞，蓋自知力所不及，而欲以偏師取勝。惟魏學淮之《核舟記》，最為工絕。次則清人薛福成之《觀巴黎油畫記》，亦略得其大意。 大抵近世讀書之子，于昔人制字之法，多不甚留意。故欲狀一物，雖能知其所以，輒下筆而窘于詞，而于俗人所用之字，又甚惡其不典，而不可以入文。故竊以謂學人平日，宜常講求《倉》《雅》之書，參之物情物態(tài)，互相比擬，以得其吻合之妙，則于屬文之頃，亦可以日出而不窮矣。 傳神篇 余著《涵芬樓文談》，既得《寫景》《狀物》二篇，而其事與此相類，而得之為尤難者，則有傳神之法。蓋寫景、狀物，二者猶麗于有，而傳神則幾遁于無。于無中求有，此其所以難也。 夫人之一身，五官百體，其相去不甚遠，而至于一言一動，則百人而無一相類者，神為之也。茍一入吾文，不能盡得其肖，則一篇之精采全失。能者固無是也。 以予所誦《史記·項羽本紀》，至鴻門一節(jié)，寫樊噲忠義激發(fā)，旁若無人之概；該下一節(jié))，寫項王英雄失路，嘆咤無聊之悲，不啻身立其旁而見之者。次則《前漢書·趙皇后傳》，敘埋死兒一節(jié)，寫庸主溺情枕席，割愛忍詢之狀，與趙婕好驕妒無忌，其聲情意態(tài)，直逼到十二分。此二篇，誠為千古絕作。自唐以下，如韓文公之《張中丞傳后序》，寫南霽云使于賀蘭進明一節(jié)，一腔忠憤之氣，千載如生。自此以外。蓋亦不可多得。 大抵傳神之作，不專以翰墨為工。須極意體會，取古今可歌可泣之事，一一若親入其中而試之者，譬如聞忠孝被禍，則涕灑為之橫流；聞奸雄得志，則頭發(fā)為之上指。凡七情之用，無不皆然，則涉于不似者少矣。昔年閱近人小說，載有優(yōu)伶名噪一時，登壇演劇，見者咸以為真。 或問其術，曰：“吾身在場中，不自知其為男子。故為貞女，雖偶然談笑，而不失莊重之容；為淫女，雖故意矜持，而時露冶蕩之態(tài)；為富貴家女，則不假修飾，而衣履之間，自具華美之氣；為貧賤家女，雖極意梳掠，而行動之頃，不免羞澀之形。”嗚呼，能得此意而為文，則于傳神一道，固人人在我個中矣。 稱謂篇 （一） 凡官制地名，古今沿革不一，為文者皆須用今語，不可以好古自亂其例。如書札往來，偶爾借用，尚無不可，至如傳狀碑志，所以傳信后世，便一字不可移易。若使今無此官，又無此地，而鐫諸金石，恐將來見之，將不知為何代之人，豈不大謬。 昔范文正公嘗為人作墓銘，以示尹師魯。師魯曰：‘“文名重一時，后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今謂轉(zhuǎn)運使為部刺史，知州為太守，現(xiàn)無其官，后必疑之。”文正憮然曰：“幸以示子，不然幾失之?！贝送Q官名之失也。 又碑志之文，只宜載其所居邑里。而近人作文稱李必曰隴西，稱柳必曰河東，稱崔必曰清河，稱王必曰瑯邪。遙遙華胃，無當事實。又南北朝時，土宇分裂，故多置僑郡，如南揚、南荊之屬，及天下一統(tǒng)，此名即已不用。而唐文猶有仍之者，此妄稱地名之失也。 余因憶乾隆中有彭姓者，自著家譜，署曰《大彭世譜》，以其書進呈。清高宗見之大怒，因搜其家，得有悖逆字跡，卒置于法。又紀曉嵐先生方負一代重名，有故人子以所著《蘇州府志》進渴，署曰《姑蘇志》。紀一見卻之，其人頗不悅，謂‘訟未見此書，何以知其不合”，公言“其名如此，其書可知”。蓋以姑蘇乃臺名也，以此名志，至為無謂。姑舉此二字，以為好古者戒。 （二） 古人所作行狀，稱其以上祖父，皆作死者之詞，此其例昉于《列傳》。惟《列傳》出自史臣之手，行狀則多其子孫為之，于是所列曾祖祖悉以生者為主，后來相承，習為故事。而見諸百家文字，每有因此事不斷斷休者，各執(zhí)所見，莫衷一是。其從死者之稱，見于穆員白樂天所作，近人沈果堂主之。其從生者之稱，見于韓昌黎、歐陽永叔所作，近人陸朗夫主之。 竊謂行狀之作，不必出于其子，或以孫而狀其祖，或以曾孫而狀其曾祖者，則世代既遠，使讀者易惑，且有以外孫，而狀其外祖者，然則宜何如稱？似不如從死者之稱，為適于用，不得以韓、歐大家，謂為所見之愈于穆白也。 （三） 凡自稱之文，主于謙下為義。凡古今通用者，可得而言，或曰愚，或曰蒙，或曰仆，或曰走，或曰不才，或日不僵，或曰不肖（在憂中或稱不孝），或曰鄙人，或曰賤子。大抵視所施之尊卑而為之詞。 至所自作之文，則以稱名為大宗，或稱曰余。昔洪容齋《五筆》論歐陽文忠文好稱余，因譏其《仁宗御書飛白記》“登真觀御書閣記”,屢稱余，為不合敬上之道，不如東坡為王誨亦作此記，其語云：“故太子少傅安蘭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其稱較為得體。余謂歐公此記，乃與其友朋相問答之辭，非對揚可比，稱余亦未為失，不得以朋黨論為例。至觀作《瀧岡阡表》，則一一皆稱名，容齋之譏，亦大近泥。惟是稱名則為用較便，觀昌黎集中文字，則大半皆稱名矣。使歐公亦如此，則何至為容齋所論，作文似當以韓公為法。 含蓄篇 文有不肯一說而盡，而詘然輒止，使人自得其意于語言之外者，則以含蓄為妙。然語盡于此，而意見于彼，凡使人思索而不得者，非善含蓄者也。使人不待思索而即得者，亦非善含蓄者也。 如《左傳》紀宋華耦來聘，自言“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而左氏譏之曰：“魯人以為敏。”言魯鈍之人皆以為敏，則其不敏可知。（說本《史通》）紀鞍之戰(zhàn)，辟司徒之妻對齊頃公語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痹唬骸捌埦c吾父免矣，可若何!”此三字，蓋欲問辟司徒而不敢也。此二處極見含蓄之妙。后則惟太史公亦善用此筆?！妒酚洝し舛U書》，歷言封禪之事，而收處只云：“此其效可睹矣?！泵餮云浞N種無益，語意全然不露，而尖刺已極。昔人謂為謗書，誠不誣也。此其用筆之妙，豈復淺人可到！劉彥和所謂“余味曲包”，正指此類。 欲工此者，大抵所作文字，從正面少，從旁面多；寫實處少，寫虛處多；或道古，而今自見；或語后，而前益彰；或付諸毀譽之口，而此中已寓微詞；或明其功罪之分，而到底未加斷語。此如善寫人者，不寫人而寫影；善繪水者，不繪水而繪聲。微乎微乎，其精思冥想，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此惟漢魏之文，間有此境界，自唐宋以下，蓋亦不多得矣。 互異篇 ，則一篇中語皆由此而生，所謂“理以立干，而詞以結繁”者，此之謂也。乃文人之患，每有興之所到，而不暇顧其本旨者。 昔劉彥和譏崔緩作《汝陽王哀詞》，有“駕云乘龍”語，為“仙而不哀”，即是此意。今按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稱“子建函京，仲宣霸岸……音律調(diào)韻，取高前式”，末又云“張、蔡、曹、王，曾無先覺”，前后毀譽互異，殊不可解。又江文通材良賦》，俱以恨人言恨事，而中間數(shù)句云：“左對孺人，右顧稚子，脫略公卿，跌宕文史”，則“極寫山林之樂，與限字大不近矣”。（此方廷珪語）又如韓昌黎《送孟東野序》云：“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贝嗣髦笘|野懷才不遇，而遁為詩人。而其下乃云：“伊尹鳴商，周公鳴周。”“此二人行道濟時，功在天壤，尚何不平之有？"（此章學誠語）大抵文人縱筆所至，此種不經(jīng)意處，在所不免，而不害其全體之佳。 猶憶少日授徒里中，為童子講劉夢得《陋室銘》，至“可以調(diào)素琴，閱金經(jīng)。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犢圈之勞形”，童子請曰：“琴獨非絲類乎？”余為解之曰：“此言無他樂以間之，獨有琴在。譬如孟子言‘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黍亦在五谷之內(nèi)。古人之文，不可以詞害意?！蓖幽朔弧＝袼贾?，此等語終與前所述者相類，俗語于此等處，謂之矛盾。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其自違戾也。 從今篇 （一） 文不可不求古，而有不可不遵今者，此又不可不知也。大抵奏御之文，一代有一代格式。是故為漢魏之文，不得用周秦格式；為唐宋之文，不得用漢魏格式。 嘗讀東坡《表忠觀碑》，一時稱為絕作，王介甫至為之俯首。然通篇作趙撲奏事語，而開口便云“臣撲言”，此語似屬不合。蓋宋人奏犢之體，從無專稱名者，則趙公原奏必不如是可知。而末云“制曰可”，亦全不類宋時批答之語，蓋東坡仿漢魏人表疏體為之，意在力求古雅，而未悟其于近體不合。 至清汪堯峰撰《難州湯烈婦族門頌》，入手便列巡按御史奏報，首曰“臣粹然言”，末云“臣謹昧死以聞”，均用蘇氏之法。試問今時奏報之文，有此語否？使人知為贗作，猶之可也。使數(shù)百年后，人爭言當時有此體，豈不大謬。 竊謂為人作傳狀碑志，或必須以公犢入文者，不妨摘其中要語，使有事實可稽足矣。若必錄其全篇，則仍之，既以不典為疑，而改之又以失真為病，二者交譏。其足以為吾文之累，則一也。 （二） 文有敘述事要，而必出于他人口吻者，則不得不力求其肖。若一一務從典雅，則抵牾必多。劉子元所謂“怯書今語，勇效昔言”是也。然此惟太史公最為絕技，他人莫之及。 觀《高祖本紀》，對臣下語，屢日“乃公”，又曰“而公，，使后人見之，想見嫚罵人語氣。令當日悉改為聯(lián)字，以符詔諭之體，豈不矞皇典重，然而語氣全失。至《陳涉本紀》云“伙頤涉之為王沉沉”者，儼然是一村浴人語，“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得上”，儼然是一滑稽人語。而當日并不以鄙俚為病，至若寧馨阿堵之類，史臣皆登而錄之，存其真也。 近人趙甌北，嘗譏宋鐮修《元史》，多用當時應對之語，無所更易，致鹵莽不可讀。竊謂元以蒙古入主中國，其國語存者，正賴史家記載之文，若一一易之，后世又何從考究？以此知作文之道，貴于文質(zhì)相參，因質(zhì)而廢文，與因文而廢質(zhì)，有一于此，均不足以為文之至也。 割愛篇 行文之道，有疏有密，二者相須而不可偏廢。譬如一室之中，左列圖書，右陳鐘鼎，一切坐臥之處，無所不有。然中間必留少許隙地，以供散步。若填門溢戶，庋置皆滿，則欲為一日之居而不可得。惟文亦然。一篇之中，凡經(jīng)營慘澹者，率不過一二百言，其余則若不經(jīng)意而為之者，謂之閑筆。然使無此一種閑筆，則所謂慘澹經(jīng)營者，亦大為減色矣。 大抵能文之士，有時病于佳語太多，層見疊出，使人應接不暇。然其文氣必不舒，文心必不活，以至于累墜而不舉。以陸士衡之才而識者猶以患多為誚。寧都魏冰叔論姜西溟之文，亦以好意太多，不能舍割為病，正為此也。故夫一篇之中，凡濃圈密布者，只能容十分之三四，若至于五六，便不成文。以此知貪多務得，未有能善其事者。 故行文有二患，有不足之患，有有余之患。不足之患，當開浚其心思，而充拓其才力，以免于枯寂無聊之譏；有余之患，當限制以范圍，而約束以法度，以去其泛濫不節(jié)之失。古人云：“要言不煩。”嗚呼，能知不煩之為美，庶可與論文格矣。 屬對篇 自散體之作，別于駢儷為名。于是談古文者，以不講屬對為自立風格。然平心而論，二者如陰陽畸耦，不可偏廢。自六經(jīng)以外，以至諸子百家，于數(shù)百字中，全作散語，不著一偶句者，蓋不可多得。此無他，文以氣為主，而氣之所趨，茍一泄無余。而其后必易竭，故其中必間以偶句，以稍止其汪洋態(tài)肆之勢，而文之地步乃寬綽有余。此亦文家之秘訣，而從來無有人焉嘗舉以告人者也。 惟屬對之法，與駢儷不同。駢儷之句法，或力求工整，或務在諧葉。漢魏以前，尚不甚拘，自齊梁以降，日嚴一日，其作法與詩賦相近。若散文之對法，自以參錯不齊為妙，凡字之多少，句之長短，皆所不禁。且駢語則多兩句為偶，或四句為偶，散體則均無不可。韓文公為一代文宗，實首變燕許之格，然其文中間用偶語者，亦往往而是，而運用之法，亦在在以金針度人。蓋此中機括，全由音節(jié)而生。駢文有駢文音節(jié)，則有駢文對法；散文有散文音節(jié)，故有散文對法。使取二者互易而用之，則數(shù)句之后，已不復可讀矣。 惟陸宣公之奏議，間于不驕不散之間，善以偶語寓單行者，實為自辟畦盯，而為宋四六之濫筋。此視人筆性之所近，而不必強為學步。此外更有遙對之法，如蘇東坡作《秦始皇扶蘇論》，上半篇結句云“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下半篇結句云“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之果于殺者”。此在制舉文中，儼然二大比，亦一對法也?；蛑^東坡此作，實與《孟子·逄蒙學射》一章相近，斯言得之。 設問篇 古人欲有所作，恐己意不伸，則設為賓主問答之辭，先為難端,然后徐出己意。有一之不己，至于再三者。其體皆歸于詘賓而伸主,此其通用之例。 其始蓋防諸周秦諸子，其后能文之士，仿而為之。其入之賦者，則有《東西都》《東西京》《三都》《子虛》《上林》之屬；入之論者，則有《非有先生》《四子講德》之屬。在《楚辭》中，則屈原之《卜居漁父》，宋玉之《對楚王問》是也。其見諸雜體文中，如枚乘之《七發(fā)》，及以后之效其體者。又如東方曼倩之《答客難》，揚雄之《解嘲》，班孟堅之《答賓戲》諸篇。然此體既前人屢見，襲而為之，亦屬重復可 厭。故自唐宋以后，間有效肇，而率不為人所傳誦。如韓昌黎之《進學解》，柳子厚之《晉問》，頗為彼善于此，而均非其本集中文之至者。 惟論議之文，中間遇文勢窮處，間入一二段，亦足以為展局之法。故古今承用不廢，雖名家之文，亦往往遇之。然不必強立主名，如某某公子、某某先生之類，以其近于矜心作意而為之者。 至于宋以來之學案，則有置問語于前，列答辭于后，得數(shù)十條，或百余條，而因成一編者。此則不在作文之例，而其意固未始不相符也。 欣賞篇 文章一道，其生平得力處，大都可為知者言，不可為不知者道也。韓文公《與馮宿書》謂：稱意者，人以為怪；下筆令人慚，則人以為妖然則世俗之愛惡，其不足為吾文輕重固也。 今之為文者，見一人譽之則沾沾然喜，見一人毀之則竊竊然憂。此惟揣摩求合之不暇，何足與言自立之計哉！ 古之通人，其得名多在數(shù)百年以后。揚子云著《太元》，同時有覆瓿之譏。韓文公能“起八代之衰”，然而閱唐及宋，一旦遇歐陽子，始顯于世。歸熙甫為歐、曾嫡派，方、姚二老翕然宗之，然當日氣焰聲譽，固遠出王、李之凡自來有志之士，其不屑為一日之爭亦已明矣。 今夫制舉之文，將以卜一身之知遇，茍不得志于有司，則吾文為棄物。此其講求程式，摹仿風氣，乃其職也。今吾與人所爭者為何如事，顧可以輕心操之，躁心出之？玉之寶者，其光必藏，劍之良者，其鋒必斂，理勢然也。茍作文者而有汲汲人知之心，則其品格必卑，理趣必淺，氣味必醨，風骨必弱。此無他，外愈有余，而中愈不足故也。 嗟呼！積瘁之士山，一生苦心焦思，而其收效，不得及身而見，而或效或不效，又有命存焉，不可得而強，宜人之不肯為也。然而自古及今，遙遙相望，是亦在乎吾身自命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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