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之前，我從未想到過寫作和閱讀。

但有一天，在進入不惑之年的某一天，我不得不寫作，我非得寫作，因為不寫出來似乎會被梗死。但關(guān)于寫作的動因，直至今日我才認真地納入反思。

有人曾問及美國人菲利普·羅斯為什么成為一個作家，這位五十多歲的當今著名作家很誠實地回答說是為了遇到女孩。

四十歲的我是不是因為遇到或是為了遇到女孩而寫作，我已經(jīng)記不起來了。這些年來，我的最大困擾不是記憶，而是遺忘。遺忘究竟是我們深層腦海中保留的東西還是遺失的東西呢？有時我會站在鏡子前注視著那個神情冷漠絕望的男人，然后用右手掌在額頭上輕輕地來回抹擦，像要抹去遺忘癥所帶來的陌生痛感。

歲暮清閑的時光使我有機會去反思那些曾經(jīng)閱讀并感動過我的好作品。忽然間我意識到，十之八九的寫作不過是失敗、失意、空虛、期待、震怒、憂愁、焦慮的記錄，而這些記錄，由于是用了具有渲染力的文學(xué)的形式表達，其結(jié)果是作者的壞情緒又復(fù)被深具悲傷色彩的作品加重，而且，當作者重讀那些作品時，昔日的感傷會被喚醒而披掛上陣，并在一遍遍回味聯(lián)想中，深陷自設(shè)的精神煉獄而不能解放。寫作，本是用來抒發(fā)、傾訴的，是用這種自說自話的形式減輕精神負累的，但到頭來卻使得負累一再加重、延時。

不要把能寫出幾篇能打動人心作品的人稱之為有才能的人，因為他們多是生活中的失意者（有些專業(yè)作家除外），有著一顆看似歡騰實則勞苦之心。他們所以寫作，不過是為了傾訴，宣泄一種情緒，利用隱喻敘說不能與人分享的秘密，消除內(nèi)心的不安。但作者取法各異，癡于情者無異于抉心自食，欲知本味。英國人阿蘭·德波頓在一次書展論壇上發(fā)言說，“假如觀眾中有為人父母的，千萬別讓你的孩子成為作家。阻止的方式就是仔細傾聽他們，盡你所能關(guān)注他們。因為寫作的源起大多帶有悲劇色彩，往往因為這個世界不太愿意傾聽我們，我們才跑回臥室，開始寫日記。而愛卻可以阻斷這個討厭的習(xí)慣。”

這是作家的心得，是他的真心話。難道不是嗎？那些劌目銖心的作家，難道不是因為失去了事業(yè)、失去了目標、失去了家庭、失去了祖國、失去了愛，失去了平生最渴望、最寶貴的東西才焚膏繼晷的寫作，以打發(fā)兀兀窮年嗎？有志不申、有情無寄、有心無力、有夢難續(xù)的失落情緒，都能促使一些人成為作家。張岱在《陶庵夢憶》自序里把寫作的動因說得十分周全（一個連環(huán)），他說，他寫了很多自挽之詩來敘說自己的死亡，就是說死亡需要寫作，但他所以還沒死，那是因為《石匱書》還沒脫稿付梓。他用寫作來敘說死亡，又因為寫作而暫時擱置死亡。寫作令人死亦令人活。那么他為什么要尋死呢？因為“國破家亡，無所歸止”。這是他但求一死的初衷，而這種傷于國破的情感在現(xiàn)實生活細節(jié)里，隨處都可觸發(fā)更廣闊更深層次的關(guān)乎人生本旨的痛感而發(fā)散深化為志無所歸，情無所歸，心無所歸，魂無所歸的濃郁悲情。如此，則大大豐富了死亡的意義和內(nèi)涵。

你可曾見到哪位心滿意足的人天天在油燈下、電腦前用寫作去抒發(fā)憂傷和不滿？所以莊子才稱道赫胥氏時代的生活：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

阿蘭·德波頓在評價菲利普·羅斯關(guān)于寫作動因的回答時說，“它的含義遠非如此。生活中能激發(fā)我們的一樣?xùn)|西就是愛，而最深層次的愛是兩個人之間的理解。但在平常的社會生活中，你時時要上進、樂觀、簡短，不能進入事物深層次，往往很難達到這種理解。人需要找尋時間，去彌補在社會場合中被簡化了的內(nèi)在的、真實的自我。因此我認為，菲利普·羅斯真正的意思是：寫作能讓人打破日常社會生活的界線，做更真實的自己?！?/span>

阿蘭·德波頓的重新詮釋使得寫作有了正面積極的意義，并聲稱這是他寫作和閱讀的原因之一。他還說他最喜歡憂郁的文學(xué)，“假使叔本華得到更多父母之愛，長得更英俊一些，他還會寫作嗎？”尼采說，一切文學(xué)，我喜歡用血寫就的。卡夫卡則說 ，我覺得我們應(yīng)該閱讀那些傷害我們和捅我們一刀的書。尼采和卡夫卡對閱讀的要求也就是對寫作的要求。他們?yōu)槭裁慈绱硕x寫作和閱讀呢？因為我們知悉的尼采和卡夫卡的人生，他們的私人生活，那是多么失敗悲傷的人生啊！事實上，他們在寫作上有多大的成就，他們的生活就有多大的挫敗和痛苦。而寫作，如果真的還有什么正面作用的話，那就是王爾德的所說的，“通過藝術(shù)，只有通過藝術(shù)，我們才能完善自身；通過藝術(shù)，只有通過藝術(shù)，我們才能讓自己避過實際生活中后果不堪的危險?！笔堑?，用高明的藝術(shù)手段，把某類人的內(nèi)心隱秘、私性、甚至痛苦的經(jīng)歷具象化，以恰當?shù)恼Z言進行表述，獲得共鳴，使作者和閱讀者深植于心靈的個體孤獨感變成一群人的孤獨感，使個體孤獨變成一個公共事件，從而減輕他們的孤獨感。這恐怕是寫作和閱讀唯一的積極意義所在。

但我還是贊成阿蘭的呼吁，不要讓自己的孩子去寫作，去當作家。因為寫作，從本質(zhì)上說，不過是飲鴆止渴的權(quán)宜之計。與其用一粒藥丸讓失眠癥患者睡個好覺，為什么不從一開始就不讓他患上失眠癥呢？如果我們不再覺得孤獨，不再失去愛，不再感到恐慌，不再失意，不再懷揣隱秘的沉重，我們還會失眠嗎？還會心悸嗎？還會孤單嗎？我們還需要寫作嗎？還需要閱讀嗎？還需要寫出“我愛我生命中的晦暝時刻”的詩句并顫抖著朗誦給那個刻骨銘心、愛而不見的情人聽嗎？

但問題是，一個社會、一個家庭，給了你全部想要的，難道你就不再有失意？不再有挫??？不再有隱秘？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孤獨？回答是肯定的。因為，到了那個層面，失意、挫敗、隱秘、痛苦、孤獨，會弄一個新發(fā)型、涂抹一種新香水、換一身新衣服、穿一雙新球鞋跑到你跟前，和你達成妥協(xié)，握手言和。于是，中斷的寫作又將以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現(xiàn)實、超現(xiàn)實的形式重新開始。但顯然，這是一個更高層面的東西，需要我們做更深層次的冷靜思考（僅僅限于思考，因為思考不是生活本身）。就像我在閱讀里爾克的《掘墓人》時所作的思考。但我還是認為，一個能從社會、家庭、友人那里獲得更多的人，其成為憂傷文學(xué)的作者或閱讀者的可能性將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