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高下、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夫未戰(zhàn)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zhàn)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譯文

孫子說：戰(zhàn)爭是國家的大事，關系到軍民的生死，國家的存亡，是不可以不認真研究的。

所以，要從五個方面分析研究，比較敵對雙方的各種條件，以探求戰(zhàn)爭勝負的情形：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將，五是法，道，是使民眾與國君的意愿相一致，這樣，民眾在戰(zhàn)爭中就可為國君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險。天，是指晝夜、晴雨、寒冷、炎熱、四季更替等天候季節(jié)變化的規(guī)律。地，是指地理位置的遠近，地形的險阻與平坦，廣闊與狹窄以及哪是死地、生地等。將，是指將帥的智謀才能，賞罰有信，愛撫士卒，勇敢果斷，軍紀嚴明。法，是軍隊組織編制、將吏的統(tǒng)轄管理和職責區(qū)分、軍用物資的供應和管理等制度規(guī)定。凡屬這五十方面的情況將帥們沒有不知道的；然而，只有深刻了解。確實掌握的才能打勝仗，否則，就不能取勝。所以，要從以下七個方面來分析比較，以探求戰(zhàn)爭勝負的情勢。要看哪一方的國君比較賢明？哪一方的將帥比較有才能？哪一方占據比較有利的天時地利條件？哪一方的法令能切實貫徹執(zhí)行？哪一方的軍隊實力強盛？哪一方的士卒訓練有素？哪一方賞罰嚴明？我們根據這些，就可以判明誰勝誰敗了。

如果能夠聽從我的計謀，用兵作戰(zhàn)一定能夠勝利，我就留在這里；如果不能聽從我的計謀，用兵作戰(zhàn)必定失敗，我就告辭而去。

有利的計策已被采納，還要設法造成有利的態(tài)勢，作為取勝的輔助條件。所謂“勢”，就是根據情況是否有利而采取相應的措施。

用兵打仗是一種詭詐的行為。所以，能打裝作不能打；要打裝作不想打；要向近處裝作要向遠處；要向遠處裝作要向近處；對于貪利的敵人，要用小利引誘它；對于處于混亂狀態(tài)的敵人，要乘機攻取它；對于力量充實的敵人，要加倍防備它；對于強大的敵人，要暫時避開它；對于易怒的敵人，要用挑逗的辦法去激怒它；對于卑視我方的敵人，要使其更加驕傲；對于休整得充分的敵人，要設法疲勞它；對于內部團結的敵人，要設法離間它。要在敵人無準備的狀態(tài)下實施攻擊，要在敵人意想不到的情況下采取行動。這是軍事家取勝的奧妙，是根據隨時變化的情況，隨機應變，不能事先規(guī)定的。

凡是未戰(zhàn)以前預計能夠取勝的，是因為得勝的條件充分；未戰(zhàn)以前預計不能打勝仗的，是困為得勝的條件不充分。條件充分的就能取勝，條件不充分的就不能取勝，何況根本不計算。沒有勝利條件呢！我們從這些方面來看，戰(zhàn)爭的勝敗就很明白了。

點評

本篇是《孫子兵法》的首篇，具有提挈全書的作用。它主要論述研究和謀劃戰(zhàn)爭的重要性，探討決定戰(zhàn)爭勝負的基本條件，并提出了“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的軍事名言。

（一）對戰(zhàn)爭的基本態(tài)度

孫子對于戰(zhàn)爭的態(tài)度，是非常慎重、非常認真、非常嚴肅的。本篇開宗明義就指出：“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边@一認識，比“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前進了一步。此句中“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相對為文，“地”與“道”互文見義，均指手段、方法。這就使我們明確地看出，戰(zhàn)爭之所以是國家的大事，就在于它既是軍隊生死搏斗的手段，也是國家存亡攸關的途徑。《火攻》中強調：“戰(zhàn)勝攻取，而不修其攻者兇?！彼?，他主張“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告誡君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帥不可“慍而致戰(zhàn)”，“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要認真考慮研究，不可輕率用兵。所以，孫子主張，在用兵之先，要探討決定戰(zhàn)爭勝負的基本條件。

這種重戰(zhàn)、慎戰(zhàn)的思想是可貴的，是先秦進步軍事思想的共同特點之一。它對后世（國內外）的影響很大，我們在評述中已有介紹。

（二）決定戰(zhàn)爭勝負的基本條件

關于探討決定戰(zhàn)爭勝負的基本條件具有豐富的內容，孫子說：“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蔽迨隆⑵哂嬀褪翘接懙氖滓獥l件。所謂道，是使民眾與國君的意愿相一致，這樣，民眾在戰(zhàn)爭中就可以為國君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險。所謂天，即晝夜、晴雨、寒暑、四季更替。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天候還應包括天旱、水澇、蝗災、冰雹等等。孫子關于天的認識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這是很可貴的。當時的戰(zhàn)爭受天候條件的制約相當大，所謂“冬夏不興師”。因為，秋季出師才便于因糧于敵。而且春秋末期以前的戰(zhàn)爭大都是在白天進行的，很少夜戰(zhàn)。因為戰(zhàn)爭持續(xù)時間短，幾個小時，最多一天即結束戰(zhàn)斗。像公元前575年晉楚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南）之戰(zhàn)，“旦而戰(zhàn)，見星未已”（《左傳》成公十六年），從早晨打到星光出現(xiàn)，在春秋中期已屬罕見的史例?！盾姞帯分姓f：“夜戰(zhàn)多火鼓”，則是對春秋末期戰(zhàn)例的總結。當然，天候對戰(zhàn)爭的影響是從具體的作戰(zhàn)對象所處的特殊地位說的。這里無妨舉兩個后世的戰(zhàn)例來說明吧。例如，赤壁之戰(zhàn)中，曹操在寒冬用兵，所以周瑜據此判斷曹軍戰(zhàn)馬缺乏飼料，是敗因之一。而東漢馬援進攻五溪蠻，則因盛夏士卒多染疾疫而失敗。所謂地，是指地理形勢——道路的遠近，地勢的險易，地形是否有利于攻守和進退，戰(zhàn)場的廣狹是否有利于軍隊的部署——對戰(zhàn)爭的影響。所謂將，是指將帥的智謀才能，賞罰有信，愛護士卒，勇敢、堅決、頑強、果斷、軍紀嚴明。所謂法，是指軍隊的法紀和組織編制，將帥的權能和職責區(qū)分、軍用物資的供應和管理制度等等。

以上五點，孫子認為是分析、判斷戰(zhàn)爭勝負的基本因素。要詳細剖析五個基本因素，還要從七計中去推斷。即：哪一國的君主比較賢明？哪一方的將帥比較才能出眾？哪一方占據比較有利的天時、地利條件？哪一方的法令能貫徹執(zhí)行？哪一方的軍隊實力最強？哪一方軍隊訓練有素？哪一方的賞罰嚴明？從上述情況進行綜合判斷，就可以知道誰具備了勝利的條件，判明誰勝誰負了。當然，用現(xiàn)代的觀點分析，上述的條件顯然是不足的。然而在2000年前，孫子能發(fā)現(xiàn)這些戰(zhàn)爭勝負的基本因素，是難能可貴的。

（三）實現(xiàn)戰(zhàn)爭勝利的條件

（1）選將。就是挑選能執(zhí)行“廟算”大計的將帥。我們要在這里集中地作一點分析。孫子把賢能的將帥不僅看作是關系戰(zhàn)爭勝負的重要因素，而且還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作戰(zhàn)》）。又說“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謀攻》）?？梢哉f，在13篇中無篇不顯露出孫子對將帥地位的竭力宣揚，對將帥條件的嚴格要求。因然，這里反映了孫子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但是，必須看到，孫子強調將領的地位和作用，提出選將的條件和要求，又是與當時戰(zhàn)爭急劇發(fā)展的客觀情況緊密聯(lián)系的。

在春秋時代深刻的社會變革中，軍事上也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化。郭沫若同志主編的《中國史稿》第1 冊中曾簡明扼要地指出：“甲士和車戰(zhàn)的地位下降，徒兵和野戰(zhàn)日益重要。這是和當時社會變化有密切聯(lián)系的。甲士是由平民中的上層充當?shù)?，庶人只能作徒兵。平民階級瓦解了，甲士和車戰(zhàn)制度也隨之而崩壞。庶人地位上升了，地主階級要從農民中征兵，徒兵和野戰(zhàn)的地位也就提高起來了。軍隊中的組織也和農村中的什伍組織相一致的。軍隊中的指揮已經不是非貴族不可了。甚至戰(zhàn)俘也有被提升為指揮官的，并出現(xiàn)了軍功爵制的萌芽?！边@是鞭辟近里的分析。特別是春秋末期，由于井田制的破壞，郡縣制和征兵制的出現(xiàn)，各國兵額激增。原來周天子擁有六軍，大國三軍，中國二軍，小國一軍的格局己完全打破了。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戰(zhàn)爭的特點主要表現(xiàn)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參戰(zhàn)部隊增多了。例如晉國，春秋初期的城濮之戰(zhàn)時只有兵車700乘（約21000人），到魯昭公13年，平丘之會時，晉國有兵車4000乘（約120000人）。又如齊國在公元前484年吳齊艾陵之戰(zhàn)時，一戰(zhàn)就損失兵車800乘。當時吳國是四軍，比齊軍勢優(yōu)，其總兵力也有十幾萬。二是武器裝備提高了。不僅鐵兵器使用于戰(zhàn)場，南方的吳、越、楚等國還有“余皇”之類的大型戰(zhàn)船。三是戰(zhàn)場地域擴大了，從平原曠野礦展到山林沼澤和江河湖海。我國第一次海上登陸作戰(zhàn)就是公元前485年吳魯聯(lián)軍的伐齊之戰(zhàn)（《左傳》哀公十年》）。四是戰(zhàn)爭持續(xù)時間延長了。例如吳楚柏舉之戰(zhàn)打了11天，越滅吳圍困姑蘇竟達3年之久，戰(zhàn)斗的激烈程度有所加劇。五是作戰(zhàn)方式復雜化了。由于徒兵進行野戰(zhàn)，因而出現(xiàn)了奇襲、迂回、包圍、伏擊、側擊等69戰(zhàn)法，戰(zhàn)場流動性增大，機動能力提高。

這一系列新的變化、新的特點，都向軍隊提出了提高指揮效能的要求。原來，古代作戰(zhàn)“出將入相”，文武是不分職的。據《左傳》閔公二年（公元前660年）載，晉國大夫說：“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币馑际钦f率軍作戰(zhàn)，對作戰(zhàn)方案定下決心，部署實施，是國君和正卿的職責。但是，到了春秋末期，這種現(xiàn)象已不能適應變化了的客觀形勢。因此，“將”這一嶄新的事物終于出現(xiàn)在我國的軍事舞臺上。據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史記會往考證》統(tǒng)計，這一時期的將軍有：狐夜姑在晉國為將，孫武在吳為將，子重、子常、屈完在楚為將，司馬穰苴在齊為將，詹伯在鄭為將，慎子在魯為將，子文在衛(wèi)為將，等等。這些專職將領的出現(xiàn)正是隨著戰(zhàn)爭發(fā)展的需要應運而生的。

面對當時的戰(zhàn)爭，孫子對將領提出了“五德”的做將標準。這就是“智”，多謀善斷；“信”，賞罰有信；“仁”，愛護士卒；“勇”，勇敢堅定；“嚴”；明法審令。古人說，孫武尚智，孫臏貴勢，是很有道理的。孫武把“智”放在五德的第一位表明了他對指揮才能的重視。作為將領的主要職責首先也應當是斗智。他認為，一個“賢將”對于關系全局的“五事”必須有深刻的了解（“凡此五者，將莫不聞”。），對于復雜的、易變的、矛盾的戰(zhàn)場情況要能靈活處置（《九變》：“故將通于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對于整個作戰(zhàn)過程要善于分析判斷，考慮利害得失，定下正確的決心（《九變》：“是故智者之慮，必雜于利害。”），要有豐富的作戰(zhàn)經驗，良好的應變能力（《地形》：“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保?。要善于周密地計算敵我兵力對比（《地形》：“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zhàn)，勝之半也?！保鹊?。由此可以看出，沒有豐富的作戰(zhàn)經驗和良好的軍事素養(yǎng)，沒有綜合判斷的洞察能力和商人一籌的預見能力，是不可能勝任賢將之責的。

孫子對才智如此重視，如此強調，正是對當時許多血的經驗教訓的總結。正面的例證如齊魯長勺之戰(zhàn)，曹劌“一鼓作氣”的作戰(zhàn)指導，取得了打敗齊軍的勝利、這是由于指揮高明而獲勝。反面的例證，如宋襄公“不鼓不成列”的蠢豬式戰(zhàn)法是盡人皆知的。還有公元前597年，晉楚兩軍在邲（今河南鄭州東）發(fā)生的一次大規(guī)模遭遇戰(zhàn)中，晉軍之所以慘敗，就是由于主將荀林父指揮無能，遲疑坐困，并錯誤地下達渡河的命令，以致造成“舟中之指可掬”的（士卒因爭相渡河逃命，先上船者用刀砍斷后爬船者的手指，這些被砍斷在船艙里的手指可以滿把地捧起來）悲劇。

除指揮才能外，孫子也十分強調將帥要有良好的精神素質。對國家要“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地形》），“將不可以慍而致戰(zhàn)”（《火攻》）；對士卒要視卒如嬰兒”，“視卒如愛子”（《地形》）；將帥個人也必須具備完善的品格，所謂“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九地》）?！办o”就是沉著，“幽”就是深恩，“正”就是堅定，“治”就是整治。

孫子對將的要求是多方面的，這里只著重介紹了關于提高指揮效能方面的內容，至于治軍等其它方面的豐富內容，我們將在有關的篇章中再分別介紹。

（2）造勢。就是要設法造成戰(zhàn)場上的有利態(tài)勢。孫子對戰(zhàn)爭勝負的分析并沒有停留在僅僅對“五事”的比較上，而是緊接著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命題：“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即是說，計算客觀利害，意見得到采納，這只是指揮戰(zhàn)爭的常法，還要憑藉常法之外的變法才能把勝利的可能性變?yōu)楝F(xiàn)實性。這個變法就是“困利而制權”的“勢”。所謂”勢”，就是根據情況是否有利而采取相應的措施、造成于己有利的戰(zhàn)場態(tài)勢。什么是“權”？“權”的本義是秤錘，引申為權變?！?a target="_blank">荀子?議兵》說：“以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隨物變化?！笨梢?，“權”就是因敵制勝，靈活用兵，是達到奪取有利態(tài)勢的手段。歷來的注家們，把孫子這一發(fā)揮主觀能動作用而造成的有利態(tài)勢，稱之為“造勢”。

勢不是固有的，是靠指揮官的高深的戰(zhàn)略戰(zhàn)役素養(yǎng)，穩(wěn)操勝算的指揮藝術，極為豐富的戰(zhàn)斗經驗，以及在戰(zhàn)略戰(zhàn)役上的深思熟慮，才能造成的。《勢篇》中說：“故善戰(zhàn)人之勢，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戰(zhàn)場中的這種勢，是艱難用生動的戰(zhàn)例和具體的語言表述出來的。所以孫子用人們生活中的各種現(xiàn)象作比喻。他所說的：一塊圓石，從很高很陡的山上滾落，會造成急驟落下之勢，是很難阻擋的。湍急的流水，以飛快的速度棄瀉，可以把一塊大石頭沖走，這是水勢的力量。

在通常情況下?lián)碛斜Α⒈鲀?yōu)勢者，易造成有利態(tài)勢，但這也不是絕對的。有時劣勢者利用各種條件，也可以造成有利態(tài)勢。例如：南方有種小動物像貓，俗稱花面貍（有稱彪貍和狐狼的），愛和老虎打架，凡遇老虎，它都要主動地發(fā)動進攻。論力量，它比老虎要弱得多?？墒?，它的動作非常靈敏。一遇老虎，它通常先在樹上打埋伏，突然跳在老虎背上，抱在老虎的尾巴根子上，用它尖利的爪子，死扣老虎的肛門。老虎痛得大叫大跳，想抓抓不下來，想咬也咬不著，最后只好在地上打滾，甩脫這個小動物的襲擊。當老虎在地上打滾時，“花面貍”早就逃之夭夭了。

造成與我有利的態(tài)勢的各種條件是很多的，如地形對我有利。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并不是說這個人有萬夫不擋之勇，而是說這個人占據了有利的地勢，一個人據關而守，一萬人也無法攻取。

出敵意外，是造成有利態(tài)勢的重要條件。東漢光武帝劉秀在昆陽大戰(zhàn)中以其精銳5000人，襲擊于莽軍之側后，一舉擊潰強大的莽軍，就是抓住有利戰(zhàn)機，造成有利態(tài)勢而出奇制勝的典型戰(zhàn)例。

主動、靈活，也是造成有利態(tài)勢的重要條件。例如：先發(fā)制人，打敵人措手不及，迫敵處于應戰(zhàn)的被動地位。掌握有利戰(zhàn)機，抓住敵人的弱點、迅速進擊等等，都是創(chuàng)造有利態(tài)勢的重要條件。

（3）運用詭道。交朋友全憑信義，斗頑敵應通詭道。軍事斗爭有自己的規(guī)律和特點。宋襄公對敵人講仁義，結果使自己喪軍敗旅。兵不厭詐，古今常理。如果說誑騙和撒謊，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交易所里是常見的事，那么，在戰(zhàn)爭舞臺上它表現(xiàn)得更加豐富多彩。在相互用詐的戰(zhàn)爭場合，如果你不能欺騙敵人，那必然為敵所制；如果你不能識破敵詐，那就會陷入敵人的圈套。行詭道之木，首先要設法偽裝自己的真實企圖，以假象掩蓋真象，以形式掩蓋內容，以枝節(jié)的、次要的過場沖淡主要的“劇情”，給對方造成虛幻的錯覺，使敵手難以料定我的本意。諸如此類的示形用佯，都可以收到示假隱真的效果。凡詭道之法，都與形式邏輯的思維方式相違背，都力求從相反中求相成，或反我內心的目的而行動；或反事情的真實面貌而行動；或順應著敵手的某些主觀愿望而行動；或根據駕馭的需要而行動，等等。行詭道之術，指揮員的決策思維忌“直線運動”。聯(lián)想法、反想法，最能跳出敵手料想判斷的圈子。孫子第一次在我國軍事學術史上鮮明地提出了“兵者，詭道也”，“兵以詐立”（《軍爭》）的戰(zhàn)術原則。在這一原則指導下，他列舉了十二條戰(zhàn)法。人們習慣地稱之為“詭道十二法”。

“詭道十二法”的前四法是利用”示形”，即采用欺騙和偽裝的手法，麻痹敵軍，爭取戰(zhàn)爭的勝利。其余八法是指對八種不同情況的敵人所采取的八種不同的對付方法。

“詭道十二法”目的就是一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對敵實施突然攻擊。這十二法的要旨就在于集中兵力，攻虛擊弱。因為無論是戰(zhàn)役上或戰(zhàn)斗上的偽裝，佯動和欺騙，都是為了迷惑敵人。只有迷惑敵人，才能蔭蔽自己的兵力集中，調動敵人，使其錯誤地變更部署，分散兵力。唯其如此，才能最終達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的目的。所以，也可以說“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詭道十二法”的小結。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孫子“權詐之兵”的精髓，也是進攻作戰(zhàn)發(fā)起階段謀略運用的要旨。戰(zhàn)爭歷史表明，在敵手失去戒備或者料想不到的時間、地點實施突然襲擊，能在軍事上和心理上取得巨大效果，并使對方在慌亂中作出錯誤的判斷，制定錯誤的計劃，采取錯誤的行動，以致連連失敗。

（四）多算勝，少算不勝

本篇的最后結論是：“多算勝，少算不勝”，“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這里的”見”同“現(xiàn)”，顯現(xiàn)。就是說，計算周密，勝利條件多，可勝敵，否則，不能勝敵。我們全面地考察了戰(zhàn)爭勝負的主客觀條件，誰勝誰負就端倪可見了。

孫子說：”未戰(zhàn)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彼^”廟算”，本意指興師作戰(zhàn)前，先在廟堂（朝廷）舉行會議，謀劃作戰(zhàn)大計，預見戰(zhàn)爭的結局。這是就戰(zhàn)略決策而言的。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是廟算之妙。所以，廟算就其普遍意義而言，也可稱作“妙算”。將軍用謀，神機妙算?！捌敢凰?，便知分曉”；“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古典小說中這些描寫軍事智囊的詞語，雖然帶有幾分神話色彩，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決勝之策，在于運籌；高敵之著，以計為先。

戰(zhàn)爭是力量的比賽，而力量則具體表現(xiàn)為一定的數(shù)量關系（兵力、火力的多少）和空間形式（編組、部署、設防等）。軍事謀略不過是通過精細的運籌計算，用“數(shù)”和“形”編織出的畫圖。比如：同樣一支軍隊，處在行軍、宿營中，或配置在陣地上，其戰(zhàn)斗力大不相同；同樣數(shù)量的火炮、對同一具有反抗力的軍事目標射擊，采取集火齊射或分次零射，其效果大不一樣；同樣上、中、下三等馬，按田忌的賽法則敗，接孫臏的賽法就勝；2個馬木留克兵絕對能打贏3個法國兵，而1000個法國兵則總能打敗1500個馬木留克兵，等等。整體是由局部構成的，但整體力量并不等于一個個局部力量的和。使用得法，排列組合適當，整體力量則會成倍地超過一個個局部力量的和，否則，還會小于這個和數(shù)。從對力量的使用來說，施計用謀，無非是靈活而巧妙地玩弄“軍事魔方”——用一定數(shù)量的兵力，組成超定量的“形”。

戰(zhàn)爭中充滿著未知數(shù)，也一定會暴露出許多已知數(shù)。指揮員的判斷藝術，就是通過已知求未知；指揮員的欺敵方略，在于示形虛數(shù)，深隱實數(shù)，以多算勝少算。孫臏馬陵設伏，妙在先“度其行”，料定龐涓“暮當至馬陵”。東漢虞詡增灶賺羌戎，巧在設虛數(shù)示強，使敵手判斷錯誤，行動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