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正緊鑼密鼓地編撰《民法典》。隨著2017年《民法總則》的出臺和2018年8月27日《民法典分編（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審議，一部反映中國特色、體現(xiàn)時代特點、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正快步向我們走來。

作為民法典中財產權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法典《物權》編責無旁貸地承擔著保護人民財產權益的重任?！段餀唷肪幉莅笇徸h稿按照物盡其用的規(guī)則，針對物之歸屬、利用和交換等不同價值，以253個條文，從一般規(guī)則、所有權、用益物權、擔保物權和占有五個方面做了詳細規(guī)定，對于保障物權人行使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權能，保障財產的靜態(tài)安全，尊重所有人的意思自治具有重大意義。在所有權取得方面，現(xiàn)行草案沿襲了物權法的做法，當事人除可依法律行為取得財產所有權之外，還可因善意取得、加工、附合、混合等方式獲得?！段餀唷肪幉莅缸鬟@樣的規(guī)定，契合穩(wěn)步推進民法典編撰工作的立法指導思想。從物權法適用效果來看，整體上是值得肯定的。

近年來，我國社會發(fā)展迅速，各方面均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物權法制定時期的社會環(huán)境發(fā)生了很大變化。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與人民群眾對美好幸福生活的要求相適應，人民對物權保護的要求更高，對于財產獲得途徑多樣化的期待也更強烈。從這一角度來說，《物權》編草案尚存在所有權取得方式略顯狹窄的問題，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首先，《物權》編有規(guī)定動產先占制度的必要。所謂先占，是指最先占有無主財產者獲得該財產的所有權。先占，早在羅馬法中即已成為所有權取得的方式，現(xiàn)代各國也普遍建立了這一規(guī)則，因此是一種比較法上具有長久歷史的成熟制度。從實踐效果來看，由最先占有者獲得所有權，有利于實現(xiàn)物盡其用，亦有利于結束物之利用上的不確定狀態(tài)。我國制定物權法時亦曾考慮設立這一制度，但出于對國有資產流失的擔心，最終沒有規(guī)定。然而事實上，先占取得僅限于無主物，國有資產的所有權十分明確，其所有人是國家。擅自占有國有財產屬于典型的侵權行為，不可能獲得所有權。因此，這種擔心沒有必要。先占的對象是動產，按照我國法律，埋藏的文物、受國家保護的野生動物、漁業(yè)資源等重要財產都屬于國家所有，在前述財產之外的無主財產范圍很少，價值也有限，主要是一些廢棄物，對國家來說意義不大，因此，沒有必要歸屬于國家。事實上，在我國民間習慣上，無主先占一直存在，并且發(fā)揮著定紛止爭的作用。比如，拾得垃圾的人獲得所有權，河邊垂釣者獲得漁獲的所有權等?？梢?，規(guī)定無主先占制度有較為堅實的現(xiàn)實基礎。

其次，《物權》編有必要規(guī)定動產時效取得制度。時效取得，是指依取得時效的規(guī)定取得所有權。它是指當事人因占有他人物的事實狀態(tài)經過一定的時間，而取得該物所有權的制度。某個物長期為他人占有而所有人不管不問，本身就表明這個物對于所有人來說價值有限，而對于占有人來說則正好相反。占有人在滿足法定條件情況下獲得財產的所有權，有利于發(fā)揮物的效能，有利于結束物之利用關系上的不確定狀態(tài)，因而為現(xiàn)代各國所普遍采納。

一部成熟的民法典，既應有消滅時效制度，也應有取得時效制度。但我國只規(guī)定了訴訟時效等權利的消滅時效，而沒有規(guī)定財產的取得時效。在物權法制定時，曾經考慮設定取得時效制度。但由于擔心可能會對行為不軌的人哄搶、私占國家、集體、公民財產起到鼓勵作用而棄之高閣。事實上，這一擔心是沒有必要的。時效取得有嚴格的限制，只有善意、公開、持續(xù)、和平地占有達到法定的時間，才可能取得所有權。哄搶、私占國家、集體、公民財產的行為都不可能獲得所有權。從維護正常交易秩序、建立穩(wěn)定的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目的出發(fā)，至少在動產領域，建立取得時效制度是必要的。比如，某甲拾得一塊手表，次月患病死亡，其子某乙以為手表系某甲遺產而繼承，若無時效取得制度，則某乙一直不能獲得所有權，即便某乙于10多年以后賣給某丙，也系無權處分。這勢必影響處分行為的效力，損害第三人某丙的利益。

再次，拾得遺失物的獲得規(guī)則在利益兼顧上可以更均衡一些。現(xiàn)行《物權》編草案規(guī)定，拾得遺失物，應當返還權利人；拾得人應當及時通知權利人領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關部門。遺失物自發(fā)布招領公告之日起一年內無人認領的，歸國家所有。拾得漂流物、發(fā)現(xiàn)埋藏物或者隱藏物的，參照遺失物的有關規(guī)定。這一設計，顯然考慮了社會主義道德觀念的要求，這一出發(fā)點是好的，但從實踐效果來看未必良好。法律不同于道德，為保障法治權威，達到普遍遵行的效果，法律化的道德規(guī)范一般不宜采用普通人難以達到的高標準。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的整體道德水平還有待提高。如果在拾得遺失物規(guī)則中，拾得人不能獲得任何利益，而只產生廣泛義務，則拾得遺失物只是單純招致負擔，這與拾得人的預期明顯不符，極易產生隱瞞拾得事實、逃避法律規(guī)定的后果，法治權威也難以保障。事實上，從物盡其用的角度來說，拾得人之所以“拾得”，恰是因為物對其有用，但對于國家來說則不盡然。在比較法上，各國一般規(guī)定，拾得遺失物的，在返還權利人時，拾得人可以獲得一定比例的報酬；找不到權利人的，拾得人可以獲得所有權。筆者認為這對于我國具有借鑒意義。考慮到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我國的拾得遺失物規(guī)則可以這樣設定：找得到失主的，返還失主，拾得人可以獲得不超過物之價值1/3的報酬；找不到失主的，若是法律規(guī)定屬于國家所有的財產，歸屬于國家，國家對于拾得人給以補償；若不屬于前述重要財產，拾得人獲得所有權。于此，一方面，拾得人尋找失主能夠得到法律的正面肯定；另一方面，無論是否找到失主，拾得人均可獲得一定利益，國家也不會遭受損失，可謂一舉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