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天津公開發(fā)行的報刊上沒有關于猶太人在天津的專門介紹，天津史學界沒有研究這一特殊人群、特殊歷史現(xiàn)象的專家，甚至近年編撰出版的《天津通志》上，也沒有關于猶太人的記載。好像這些猶太人不曾存在過。好像這段歷史沒有發(fā)生過。歷史是最尊貴的，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涂抹掉它固有的風采。

　　究竟是什么使天津庇護了這些猶太人，使他們逃脫了希特勒滅絕人性的屠殺？猶太人在天津究竟怎樣生活？這座城市曾經(jīng)給了他們什么、他們又給了這座城市什么呢？這奇異的感覺久久地在我的腦際繚繞，無數(shù)個問號也揮之不去。于是，我開始尋找。

　　一幅猶太人居住街區(qū)表

　　2002年10月3日。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天下午發(fā)生的事情。當我將多方尋找、搜集得來的零星資料匯總，為我的“猶太人在天津”研究課題就猶太人在天津曾經(jīng)居住過的居所建立分卷檔案時，我為自己在鍵盤上敲擊出的信息大吃一驚：泰來飯店居住過的猶太人：別拉門，男，67歲，商人，1940年來中國；格林士天，男，43歲，商人，1935年來中國；克波蘭，男，63歲，商人，1937年來中國；高干，男，68歲，包工，1944年來中國；叩布立次，男，40歲，商人，1936年來中國；義品大樓18號、19號居住過猶太人；中央大樓48號住猶太商人以似別以給一家，男主人34歲，女主人28歲，他們有兩個女兒，一個4歲，一個2歲，全家于1931年來到中國；43號住過咖啡店經(jīng)理毛根夫婦，

身穿天津兒童服裝的猶太男孩（攝于1932年）

　　他們于1936年來到中國；49號住著一位60歲的家庭主婦，她只身一人，1941年進入中國，還沒有找到自己的親人。維多利亞公寓大樓3號、13號、16號均住過猶太人。其中有1941年來中國的家庭主婦，有1941年偕母親、妻子一起來中國的公司雇員，有1941年扶老攜幼與老母和四歲兒子一起來中國的商人。

　　我手捧兩大本天津市公安局1986年12月編錄的《天津市新舊門牌對照簿》，一個個門牌地核對。斗轉星移，經(jīng)過歲月風塵的淘洗，能夠原模原樣保留原始面貌的門牌號碼寥寥無幾，還有一些院落已經(jīng)蕩然無存，但大量居所還是保存了下來，雖然街名、路號有所更改，但昔日為猶太人擋風遮雨的屋頂還在，供猶太孩子們嬉鬧玩耍的院子還在，它們?nèi)鐚嵉乇４娌⒂涗浿粋€龐大的猶太人社區(qū)的歷史存在。這是怎樣一種龐大的存在??！

　　近五十條街道縱橫交錯，交叉跨越三國租界，形成了一個面積相當廣大的猶太人聚集群落。街連街，門挨門，許多門牌號碼首尾相接，可以看出當年猶太人在津的居住狀態(tài)多么集中而密集。那些門牌號碼不相接的院落，居住著土生土長的天津居民，在這些普通的里巷，猶太人與天津的普通市民們清晨同一輪朝陽，夜晚共半邊明月，九方雜居，和睦相處。就是這樣一個龐大的人群，卻于20世紀50年代以后悄然消失了。于是我意識到我的電腦屏幕上顯現(xiàn)出來的是第一幅天津猶太人居住街區(qū)表。一個失去的人群，一個龐大的歷史存在，于五十多年后奇跡般地在我的眼前浮出水面。仿佛潛水員在深海發(fā)現(xiàn)了古代沉船，仿佛考古者喚醒了千年木乃伊。我那時的興奮怎么形容也不過分。我拎著相機奔走于天津的大街小巷，哪里曾經(jīng)留下過猶太人的身影，哪里曾經(jīng)為猶太家庭擋風避雨，我的鏡頭便朝向哪里。

　　猶太人完整的社區(qū)建構

　　晚秋，天高云淡，晴空一碧如洗，映襯著猶太會堂的奶白色高墻。會堂尖頂上，大衛(wèi)盾章已不知去向，但湛藍與奶白，這至純至潔的象征卻六十年如一日，點染著天津城一角天空。

　　天津被迫開埠后，逐漸集聚了相當數(shù)量的猶太人，出于精神生活的需要，1906年，猶太拉比吉利舍維奇在天津設立了猶太宗教公會。那時，公會沒有場所，只能租房充作教堂，約柜寄存在租來的房間里，逢年過節(jié)，才臨時取出約柜供奉。逢猶太人的重要節(jié)日，逾越節(jié)，住棚節(jié)，還租過當時英租界最富麗堂皇的建筑戈登堂，舉行活動。二戰(zhàn)期間，猶太難民大量擁入，猶太宗教公會于1937年著手籌建會堂。1940年，會堂建成，地址在上海道14號(今南京路與鄭州道交口處)。這座會堂曾經(jīng)是猶太人活動最集中的場所，出生、死亡乃至嫁娶，它目睹了在天津猶太人人生的重大經(jīng)歷。

　　“學校在，民族存”是猶太人普遍的信條。專門為天津猶太人子女提供就學機會的猶太學校成立于1925年10月。地址在舊英租界維多利亞道(今解放北路)126號。學校用英語授課，講授猶太歷史和希伯來語言文學，同時各種基礎學科齊備，以保證畢業(yè)生能夠在歐美的大學里繼續(xù)深造。學校設初等科、中等科及高等科，還設有幼稚園，圖書館藏書2400冊。1936年，該校有110名學生和15名教師，大多數(shù)學生享受義務教育，學校的經(jīng)費主要來源于捐贈，在新年的猶太人社交聚會中籌得。1937年，猶太俱樂部在舊英租界24號路(今曲阜道)落成，作為在天津的猶太人文化娛樂與社交活動場所。俱樂部擁有圖書館和劇場。圖書館藏希伯來文、俄文、英文書500冊；劇場可容納500人，經(jīng)常舉辦戲劇、音樂會和舞蹈表演。此外還有餐廳、棋室、臺球室等設施。

　　動蕩年代里的溫情

　　2003年春，我開始籌備大型畫冊《猶太人在天津》的編輯工作。我向現(xiàn)居海外原居天津的猶太朋友發(fā)出信函，征集歷史老照片，得到了積極的回應。他們從自己的家庭相冊中取下多年珍藏的老照片寄給我。當我將收集而來的一百多幅老照片匯總分類時，我驚奇地發(fā)現(xiàn)，許多老照片，尤其是以家庭生活為內(nèi)容的老照片，都彌漫著一種溫暖的色調，淡淡的，平靜的，卻穿透了厚重的歷史云霾，深深地感動著我。后來，我把這溫暖的色調命名為“動蕩年代里的溫情”。

　　猶太人在天津這一百多年，是中國歷史最動蕩的年代，也是世界歷史最動蕩的年代，尤其是沙俄時代和二戰(zhàn)期間，在上海和哈爾濱的猶太人都受到相當程度的迫害。20世紀初，雖然沙皇被趕下臺，隨著大批白俄進入哈爾濱，哈爾濱猶太人的生活便危機四伏。二戰(zhàn)期間，日本侵略軍在上海虹口設立了集中營，強迫猶太難民在集中營內(nèi)生活，嚴格限制他們出入。天津的地理位置居于上海、哈爾濱之間，南北間距幾乎相等，恰恰是這樣一個中間地帶，20世紀初天津沒有出現(xiàn)社會性的排猶事件和傾向，二戰(zhàn)中雖然納粹思想甚囂塵上，在外國僑民中歧視猶太人的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但未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排猶事件，天津猶太人奇跡般地躲過了兩次排猶惡浪。

1950年，亞荷德·格爾謝維奇（中間老者）在天津已經(jīng)是三代同堂。圖為亞荷德與他的孫子、孫女們。

　　米勒先生說，小時候家里都是做西餐的，而他偏偏喜歡天津的煎餅馃子、大糖堆兒、烤山芋和炒瓜子。他說，那時候每天去猶太學校上學都要經(jīng)過法國菜市(現(xiàn)大沽路菜市場)，他總是買那兒的煎餅馃子吃。現(xiàn)居美國的馬丁·比霍夫斯基回憶道：我記得我家有個中國廚子叫李華亭。我們不在家時，他給我的哥哥姐姐做了好吃的中國菜。在他們的保薦之下，李成了大師傅。他每月至少做一頓餃子或擺上一桌，令我們歡天喜地。

　　天津猶太人與天津市民的交往也是多方面的。猶太人參加天津人的民俗聚會，他們互相邀請，在各自民族的節(jié)日里暢敘友情。本杰明·卡布寧斯基幼時就好幾次出席了父親中國同事的春節(jié)宴會，在宴會上盡情品嘗中餐。而在猶太人的節(jié)日光明節(jié)里，這些同事便會被邀請到這個猶太家庭里來做客，以致形成慣例，中國客人總會給猶太人家的孩子送上光明節(jié)禮物———面值一圓的硬幣。幾十年過去了，鄉(xiāng)情依舊醇如酒。從這些真實的敘述中，我得出了另一個結論：那“動蕩年代里的溫情”是由天津猶太人與天津人民共同創(chuàng)造的。(宋安娜)

　　宋安娜天津日報文藝部主任，高級編輯，天津市作協(xié)簽約作家，著有長篇小說《桅頂了望》《圣光》、散文集《海之吻》等和文藝理論專著《偵探小說學》，因編輯與創(chuàng)作成績獲得“五個一工程”提名獎、中國新聞獎二等獎、飛天獎、金鷹獎、全國報紙副刊年度大賽金獎、華北文藝理論一等獎等多項獎項，并于2002年獲首屆天津市青年作家創(chuàng)作獎提名獎。近年潛心研究天津猶太人歷史，發(fā)表采訪記、論文多篇，并以此題材創(chuàng)作中短篇小說在《人民文學》《天津日報》《山花》刊登。2004年6月，主編大型畫冊《猶太人在天津》，由五洲傳播出版社以中英文對照版向海內(nèi)外發(f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