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編》稍寬容，然所列進士、監(jiān)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猶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還職，率戴斬罪治事。故文武臣之善惡，皆列其名于《誥》中。

居士曰：在《大誥·民陳有司賢否》一條中，朱元璋特別鼓勵民告官，但根本達不到應有的效果，因為民眾監(jiān)督必須和民主制度聯(lián)合起來才有效，民眾一沒有組織，二沒有權(quán)力，即使有《大誥》作為保障，也只能任官吏宰割。一旦有有組織、有權(quán)力的民眾，他們就會一次作為口實，脅迫綁架官吏入京一次訛詐官吏錢財，同樣達不到鎮(zhèn)壓地頭蛇的目的。朱元璋所提出的民告官只是利用民意做政治獨裁，自然達不到消除腐敗的目的。

第九卷 紀九

明太祖洪武十九年（丙寅，公元1386年）

繼而倭寇上海，上患之，顧謂（湯）和曰：“卿年老，強為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謙，國珍從子也，習海事。

居士曰：湯和生于公元1326年，本年已經(jīng)60歲，不應該作為一線將領使用，何況他剛剛從思州（今貴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縣附近）作戰(zhàn)歸來不足一年，朱元璋急切任用他承擔東南沿海國防，同時啟用自己所防備的方國珍侄子方鳴謙，可見國家仍然有重大的邊防任務，卻已經(jīng)完全沒有合適的青年將領可用。如果此時停止屠殺（此后，朱元璋將胡惟庸案繼續(xù)擴大，先后釀成了公元1390年的李善長案和公元1933年的藍玉案，特別是藍玉案中，藍玉本人東征西討，是在徐達之后另一個承擔帝國救火隊長角色的人物，此案致死者一萬五千余人，包括很多有能力的將領在內(nèi)）并對青年將領進行培養(yǎng)，帝國還有足夠的時間和機遇，但可惜的是朱元璋卻走了另一條路，導致帝國將領嚴重匱乏。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戊辰，公元1388年）

論曰：明之解縉，其才有似于賈誼，其得君有似于魏征，然跡其生平，殆裴行儉之所謂“有文藝而無器識”者歟……躁也，淺也，四杰之所以不克令終，而縉似之，豈享爵祿之器哉！

居士曰：明初四杰指的是高啟、楊基、張羽、徐賁，都死于朱元璋的猜忌和暴虐，而解縉則是死于朱棣的猜忌和暴虐，夏燮認為他們不得善終是因為器量不夠，其所謂的器量大概是指被君主奴役，認為他們的敢于反抗君主權(quán)威是對君主寵愛的沾沾自喜，奴才之相溢于言表，已經(jīng)與司馬光不可同日而語。同時作為帝國順民，夏夑先生忘記了儒家的祖師孔丘說過“君子不器”的話，所謂君子不器一是指不能像器具一樣只承擔一種用途，而應有更宏大的志愿；另一方面也是說君子不應該被某種器形束縛，而應該具有自己的獨立人格，解縉的所作所為正在于保持自己的獨立。他的上書切中時弊，分析深入，給朱元璋上這樣的奏章確實是需要承擔風險的。但解縉也并非不顧安危，他所以敢這么做是因為他在朱元璋身旁具有寵臣的身份。而他必須這么做，則是避免從寵臣變成為佞臣，這也是對自身負責的一種選擇，否則朱元璋的政策會被冠以解縉之名，解縉也會朱元璋死后遭到清算。朱元璋將他放逐，是為了增加他的名譽，方便日后朱標即位起用他時能夠獲得良好的聲譽，而不是像夏夑所說是因為解縉的迂腐。

第十卷 紀十

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庚午，1390年）

初，胡惟庸之獄，株連黨與萬余。群臣請究問李善長及陸仲亨等交通狀，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軍門，以為復見天日……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膂也，其勿復言！”

居士曰：朱元璋以胡惟庸案大肆清除淮黨，因為朱元璋與淮黨出身、履歷有相似之處，這些人能夠服從朱元璋的統(tǒng)治，卻不見得服從朱元璋兒子的統(tǒng)治，成為重要威脅。同時這一集團卻是帝國的主導力量，如果驟然清楚將會影響到帝國統(tǒng)治安全，何況集團中確實不乏朱元璋的心腹，如湯和、徐達等人，但判斷是威脅還是心腹其標準只有朱元璋自己知道。李善長是淮黨中的一員，同時兼有威脅和心腹的角色，威脅是指他曾任帝國丞相又南征北戰(zhàn)，有其政治資源和軍事實力，而心腹則是他在政治上盡可能靠近朱元璋，在朱元璋處置胡惟庸時默不作聲，成為淮黨中支持朱元璋屠殺的重要人物。李善長本以為這種政治上的傾向會給自己帶來安全，卻沒有想到最終給朱元璋以分化淮黨的機會，朱元璋利用李善長的默許除掉胡惟庸，將淮黨分為胡惟庸和李善長兩派，這是第一次分化淮黨；此時又利用藍玉制造封績的口供（《明史·李善長傳》：胡惟庸派出封績交結(jié)北元皇帝，被藍玉擒獲送抵南京，卻被李善長扣押。這一過程必須有封績的口供和藍玉對此事的承認才行），將李善長一派又分裂為藍玉派，這是第二次分化淮黨；稍后又消滅藍玉，使淮黨再無主導朝政的能力。三次大案雖然針對對象不同，但都是針對淮黨，一脈相承。

（楊靖）嘗鞠一武弁門卒，檢其身，得大珠，僚屬驚異。靖徐日：“偽也，安有珠大如此者！”碎之。上聞．嘆曰：“前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求悅，一善也；不窮追投獻，二善也；不獎門卒，杜小人僥幸，三善也；千金之珠，卒然而至，略不動心……四善也?！?/span>

居士曰：朱元璋沒有說的四條不能算“善”，只能算“不惡”。除此之外還有第五條路，也是唯一正確的路，就是將贓款上交國家，作為國家財產(chǎn)使用。楊靖沒有公心，同時對可能的盜竊案件不聞不問，完全沒有盡到自己的職責。朱元璋對此種人物進行道德褒獎，只能證明他對吏治的要求只停留于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