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點擊上方“領導文萃” 可以訂閱哦！  宰相與帝王，是中國古代高層權力關系的主角；相權與君權，是中國古代高層權力沖突的核心。 呂不韋成就秦始皇而后遭放逐，韓信輔助劉邦而后被殺戮，曹操挾漢獻帝以令諸侯，張居正越皇權而治天下……難以計數(shù)的宰相與帝王在滄海橫流的歷史瞬間上演了一幕幕最精彩、最血腥、最無情的人間活劇。在眾多的血雨腥風、太多的云譎波詭中，我們發(fā)現(xiàn)有那么一對君臣，攜手創(chuàng)造了一番盛世景象，他們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宰相魏征。 唐貞觀十七年，唐太宗刻功臣24人畫像于凌煙閣，以紀念他們的功績。這24人為：長孫無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恭、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jié)、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勣、秦叔寶。 魏征能名列24人之中，是因其在唐太宗心中的地位頗重，對貞觀盛世貢獻大。也許乍一想，我們會認為李世民與魏征必是君臣相惜，雖為君臣，勝似摯友。但就像英國女作家康普頓-伯內特夫人所說的那樣，表象不是追蹤真理的線索。君臣一心、交相輝映的背后隱藏著難以言表的復雜心境，與其說稱功頌德是君臣和睦齊心共進的標志，還不如說這是他們在統(tǒng)觀大局、運籌帷幄后所維持的一種平衡。 魏征曾說過，“自古喪亂未有如隋世者?！睘榇?，他曾輾轉各地、5次易主，最終走到李世民身邊。這不禁讓人想起一生曾侍奉十主的馮道，兩人皆有不忠的前科，可是前者青史留名，后者卻留下千載罵名。魏征的“縱橫之說”是實現(xiàn)君臣關系平衡的有力武器，更是成就他生前身后名的不二法寶。  在李建成被殺，魏征被俘之時，面對唐太宗的指責，魏征鎮(zhèn)定自若，他說：“如果太子聽從我的勸告，哪會有他今日的殺身之禍？”這話說得實在高明，魏征不僅大肆標榜自己的先見之明，還巧妙地道出了李建成不聽良言，自己懷才不遇的基本事實，而這一切又都襯托了李世民的偉大，和他走向皇權的必然。李世民聽后果然受用，馬上“為之斂容，厚加禮異”。 再者就是那段關于忠臣與良臣的論辯，魏征充分施展了自己的縱橫特長。他說，使家國興盛、成就圣主、青史留名的是良臣；而使家破人亡、造就亡國之君、徒留空名的是忠臣。也就是說，君主與臣子是唇亡齒寒的關系。李世民在深深佩服其辯才之余，不得不謹慎待之、禮遇加之，主動與其維持既和睦又緊張的微妙平衡。 縱觀魏征輔佐李世民的整個時期，可以發(fā)現(xiàn)魏征的直諫并非所謂的死諫，而是在治國、平天下的同時進一步鞏固他與李世民間君臣關系的平衡，最大限度地為自己在這場政治角力中爭取穩(wěn)勢甚至優(yōu)勢。  應該說是長期以來初唐時期的政治、經(jīng)濟和民族關系使得唐太宗對魏征采取了這種君臣的平衡關系。 一是怕窮究余黨，打擊面太寬，容易激亂，不利于新政權的穩(wěn)定； 二是魏征等人雖為建成屬員，但亦是高祖李淵的臣屬，李淵尚在，不能不有所顧忌； 三是李世民希望利用魏征籠絡山東豪杰，并達到制約山東士族集團的目的。 在玄武門事變前后，山東集團一直是左右唐初政局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在事變前，斗爭的雙方都竭力拉攏山東勢力，以期取得斗爭力量上的優(yōu)勢。事變后，對山東集團及東宮、齊王府僚屬的處理成為太宗必須面對的首要問題。魏征參加過瓦崗軍，又是東宮太子集團的主要謀臣之一，因而成為山東集團和東宮集團的共同代言人。太宗重用魏征，既可以顯示他的寬容大度，借以籠絡從前的敵對力量，又可以利用魏征協(xié)調李唐政權和各反對勢力乃至各個反對勢力之間的矛盾。就在玄武門事變后不久，魏征多次奉命赴山東地區(qū)處理各種棘手的社會問題。 可以說，魏征在維護貞觀初期政局的穩(wěn)定方面發(fā)揮了無可取代的作用。而這也正是唐太宗對魏征恩遇甚厚的重要原因（這可以從陳寅恪先生所撰《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杰”》一文中得到驗證）。  魏征死后，唐太宗曾“親制碑文，并為書石”。而當他聽說魏征不僅有結黨營私之嫌，還有沽名釣譽之舉后，便令人毀掉了碑文，并解除了衡山公主和魏征長子魏書玉的婚約。直到他遠征高麗失敗，才想起魏征之言，思其“銅鏡”之功，方又重新為魏征立碑。李世民和魏征的關系始終處于一種充滿政治張力的狀態(tài)之中，彼此可以平衡、容納、共存，但不能達到親密的和諧相處。李世民曾經(jīng)有過殺魏征的念頭，可是最終作罷。這一方面歸功于長孫皇后的賢臣說，另一方面則引出了李世民不為人知的心理。 黃仁宇先生以為“太宗之受諫，不一定是以受諫為目的，而是表揚自己虛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門面”，同時“他既有弒兄脅父的行為，又曾讀圣賢書，不能無愧于中，且受良心譴責，因之更要表彰他種種行為，無非自衛(wèi)。至于他和兄弟間要走此極端，則是他總戎律，‘惟以撫接賢才為務’。既登九五之尊，則更要表彰他之不得已卷入悲劇的漩渦，只因為他有作堯舜之君的才華和能力”。 綜上，可以說不論是臣子魏征還是天子李世民，他們皆出于各種私人的、政治的和社稷的需要，努力維持兩人間微妙的平衡關系，達到了雙贏的結果，成就了一段錦繡盛唐、一席君臣佳話、一位千古大帝和一位忠臣良相。所以，魏征可以說是指標性人物，他一個人洗凈了李世民玄武門之變身上的鮮血，平衡了唐太宗失衡的帝王形象。也是在這層意義上，李世民在毀掉魏征的墓碑后不久，又予以重修。畢竟，皇帝的面子、帝國的尊嚴和國家的長治久安，都大于君臣間的恩恩怨怨。此中道理，雄才大略的唐太宗當然了然于心。也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夠開創(chuàng)盛唐之治，為中華民族的歷史寫下不朽篇章。 （摘自《領導文萃》2018年1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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