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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天下大亂，農(nóng)民起義，豪強乘勢奪權(quán)。李淵父子自山西起兵，兼并天下。李世民屢建戰(zhàn)功，而政見每與乃父不合。李淵建立王朝之后，李世民任尚書令、右翊衛(wèi)大將軍，進封為秦王。7年后，又進位中書令。李淵雖然是有唐一代的開國之君，實際上胸無大志，不過是酒色之徒而已?！缎绿茣?高祖本紀》記載李世民與裴寂共謀起兵，動員李淵的故事，極為有趣： 十三年，拜太原留守，擊高陽歷山飛賊甄翟兒于西河，破之。是時煬帝南游江都，天下盜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陰結(jié)豪杰，招納亡命，與晉陽令劉文靜謀舉大事。計已決,而高祖未知之，欲以情告，懼不見聽。高祖留守太原，領晉陽宮監(jiān)，而所善客裴寂為副監(jiān)，世民陰與寂謀,寂因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高祖過寂飲酒，酒酣從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驚。寂曰：“正為官人奉公，事發(fā)當誅，為此爾?！笔烂褚蛞嗳氚灼涫?高祖初陽不許,欲執(zhí)世民送官，已而許之，曰：“吾愛汝，豈忍告汝邪？”然未有以發(fā)。而所在盜賊益多，突厥數(shù)犯邊，高祖出兵無功，煬帝遣使者執(zhí)高祖詣江都，高祖大懼。世民曰：“事急矣，可舉事！”已而煬帝復馳使者止高祖，其事遂已。為了讓李淵起兵反隋，用隋宮宮人私侍李淵，實在說明李淵是酒色之徒。而李淵中計之后，又對兒子李世民裝佯，假意不許，還“執(zhí)世送官”，就痞味十足了。直待劉武周起兵反隋，進攻李淵的汾陽宮時，李淵才募兵，以計殺隋將，正式起兵反隋。 李淵起兵之后，在軍事上進展十分順利，很快便登上皇帝寶座。李淵起兵過程中，李世民屢立戰(zhàn)功，而且常常在關鍵時刻起扭轉(zhuǎn)局面的作用。如李淵至霍邑，“會天久雨，糧且盡，高祖欲謀還太原”。此時，李世民挺身而出，認為退兵“則眾散于前，而敵乘于后，死亡須臾”，堅決分兵進擊。當李淵與長子建成被隋兵戰(zhàn)敗后退之際，又是李世民勇敢地率軍奮戰(zhàn)，殺隋將而挽回敗局，直搗長安。中國封建政治的一大特色，是皇位父傳子，家天下?！缎绿茣?太宗本紀》稱：“初，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及取天下，破宋金剛、王世充、竇建德等，太宗功益高，而高祖屢許以為太子。太子建成懼廢，與齊王元吉謀害太宗，未發(fā)?！本C觀，唐初史料，李淵身邊最有影響的是長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四子李元吉。李世民雄心勃勃，不僅有將帥之勇，而且有帝王之才。李淵原是好色之徒，乘時而起，幸而為君，建成元吉，亦大有乃父之風。因此，李淵在人情氣度上，與建成、元吉相似，故而有傾心之嫌。但又畏懼李世民雄才大略，戰(zhàn)功卓著，大得人心。雖時時許立太子，但又不甘心。終以立長為由，以建成為太子。父子兄弟之間在權(quán)力分配上有一場既微妙又復雜,既勾心斗角又真刀真槍的政治游戲： 六月三日，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后官，因自陳曰：“臣于兄弟無絲毫所負，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仇。臣今枉死，永違若親，魂歸地下，實亦恥見諸賊?！备咦媸≈等?，報曰：“明日當勘問，汝宜早參。”四日，太宗將左右九人至玄武門自衛(wèi)。高祖已詔裴寂、蕭瑀 、陳叔達、封倫、宇文士及、竇誕、顏師古等，欲令窮核其事。建成、元吉行至臨湖殿，覺變，即回馬，將東歸官府。太宗隨而呼之,元吉馬上張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應弦而斃。元吉中流矢而走，尉遲敬德殺之。 （《新唐書.高祖二十二子傳》） 這就是唐代歷史上著名的宮廷政變──玄武門之變。其實，玄武門之變，早就在醞釀。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淵明知建成“不閑政術(shù)”，依然立建成為太子，并派禮部尚書李綱，民部尚書鄭善果輔助。到武德四年，太宗李世民的影響日益增大，“高祖私許立為太子”。這顯然是故意挑起建成和李世民之間的矛盾。史書上說,“建成密知之，乃與齊王元吉潛謀作亂”。此后建成、元吉或招集四方驍勇,或募請長安惡少，或交結(jié)宮中李淵之寵幸，或企圖用藥酒毒殺，種種陰謀，樁樁詭計，都對著李世民。顯而易見，李建成、李元吉與李世民兄弟間政治游戲的導演是李淵，是李淵利用他們之間的權(quán)力之爭，來維持自己的利欲。當建成、元吉利用藥酒使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數(shù)升”之后，李淵一面對建成說“秦王素不能飲，更勿夜聚”，一面又勸李世民離開長安：“觀汝兄弟，終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競。汝還行臺,居于洛陽”。隨后，又聽從建成、元吉之計，留李世民于長安。李淵對李世民是又懼又恨： 時太宗為陜東道行臺，詔于管內(nèi)得專處分。淮安王神通有功，太宗乃給田數(shù)十頃。后婕妤張氏之父令婕妤私奏以乞其地，高祖手詔賜焉。神通以教給在前，遂不肯與。婕妤矯奏曰：“敕賜妾父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备咦娲笈榴秦熖谠唬骸拔以t敕不行，爾之教命州縣即受?！彼?，高祖呼太宗小名謂裴寂等：“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為讀書漢所教，非復我昔日子也。” （《新唐書.高祖二十二子傳》） 這一段記載,我們至少有兩點可說，李淵寵幸張婕妤，有求必應，賞賜無度，生活上糜爛腐朽，這是一。其次，是非不分，政治上糊涂昏聵，不辨賢愚。公然將李世民的治世有方，說成“在外專制”，被讀書的知識分子教壞了。更為令人不快的是，他專聽婦人之言，疏遠李世民。李淵的另一位寵幸尹德妃也上訴：“秦王左右兇暴，凌轢妾父?！崩顪Y又信以為真,盛怒之下,指責李世民：“爾之左右欺我妃嬪之家，一至于此，況凡人百姓乎！”可見李淵不過是酒色之徒,在政治上是昏庸之輩?！缎绿茣返淖髡呱钪顪Y在李世民兄弟之間玩弄的極其拙劣的把戲,又不便于直言指陳，只好說“自是于太宗恩禮漸薄，廢立之心亦以此定，建成、元吉轉(zhuǎn)蒙恩寵。”其實，李淵不知道，他的臥榻之上，建成、元吉亦曾翻滾,他最寵幸的張婕妤、尹德妃恰恰是與他興味相投的寶貝兒子建成、元吉“內(nèi)連嬖幸”的對象，史稱“皆與之淫亂”。因此，當玄武門之變，李世民射殺建成,尉遲敬德殺元吉之后，高祖李淵就驚慌失措，問計于裴寂、蕭瑀、陳叔達等人： 高祖大驚，謂裴寂等曰：“今日之事如何？”蕭瑀、陳叔達進曰：“臣聞內(nèi)外無限，父子不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建成、元吉，義旗草創(chuàng)之際，并不預謀，建立已來，又無功德，常自懷憂，相濟為惡，釁起蕭墻，遂有今日之事。秦王功蓋天下，率土歸心，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陛下如釋重負，蒼生自然從安?！备咦嬖唬骸吧?！此亦吾之夙志也?！蹦嗣偬诙鴵嶂唬骸敖找褋?，幾有投杼之惑?！碧谥蕴柧弥?。 （同上） 蕭瑀、陳叔達實際上都是李世民的親信。蕭瑀和陳叔達對李淵的進言，實質(zhì)上是替李世民逼宮。李世民不便說的話，蕭、陳二位一古腦兒說了個明明白白。李淵雖費盡心機,但畢竟大勢已去。好在李淵深知利害，非常痛快地接受了“ 處以元良，委之國務 ”的建議。當然，雙方都演了一段戲，雙方都找了一個臺階。只是李淵的臺階下起來忍氣吞聲,李世民的臺階下起來氣勢不凡而已。李淵稱“委之國務”是他的“夙志”，顯然是假話，說“幾有投杼之惑”，顯然是無可奈何的話?！巴惰獭庇迷鴧⒛赣H的故事：有人告訴曾參的母親，說“曾參殺人了！”曾參的母親正在織布,聞此言不信,織布如故，機杼不停。 第二次來告，亦不信，如故。到第三次來告，“投杼踰墻”而走。也就是說，到第三次，曾參母親相信了謠言。投杼之惑，就是自己相信了建成、元吉的謠言。就君臣關系而言，是皇帝向大臣檢討認錯，就家庭關系而言，是父親向兒子檢討認錯。在這種情況下，李世民必須“哀號”幾聲，何況他還射殺建成并由部下殺元吉呢！6月4日玄武門之變，8月李淵正式讓位， 李世民正式登上皇帝寶座，開創(chuàng)他的帝王偉業(yè)。 李世民在中國地主階級政權(quán)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向為人樂道。“帝即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斗三錢?！贝_是政績輝煌。無煩細說。我們以為，李世民最突出的是“納諫”與“自律”。中國封建帝王，以天子自命,享有至高無上的權(quán)力，而權(quán)力一“至高”或“無上”，就會迅速腐敗?！凹{諫”就變成“獨斷專行”，“自律”就變成“驕奢放縱”。常常是功越大，越獨斷專行和驕奢放縱，而李世民似乎是個例外，功績大大，而自律嚴嚴，雖不無可指責之過，但大體清勤自守，不失明君風采。 講到唐太宗李世民的納諫，少不了要講他與魏征的關系。 魏征（公元580年－公元643年），字玄成。今河北省館陶縣人。入唐，初隨太子建成,是建成的重要謀士,曾勸李建成早日滅李世民以鞏固自己的地位。李世民殺建成、元吉之后，顯然承受著巨大的輿論壓力。而且太子建成和巢王元吉，都各自是一個勢力集團，有相當?shù)纳鐣绊?。李世民為了緩解這個輿論壓力，就從魏征身上做了工作： 征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鬩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征言，不死今日之禍?！蓖跗髌渲保瑹o恨意。 （《新唐書.魏征傳》） 李世民玄武門之變，面對殺兄殺弟的局面，從政治的角度說，是權(quán)力之爭；從歷史的角度說，是賢不肖之爭；從家庭的角度說，是兄弟殘殺，李世民難逃其咎。李世民的出路有兩條，一是將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勢力斬盡殺絕，斬草除根，徹底消滅。二是分化瓦解，該打的堅決打，能拉的堅決拉，對個別有影響能起作用的堅決重用。李世民選擇了第二條道路，代表人物選擇了魏征。魏征曾忠于建成,是政敵，拉過來，化敵為友，對縮小建成的影響會起極為有益的作用。于是,寬容大肚,“器其直，無恨意。”并且，李世民即帝位后，拜魏征為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果然，魏征歸順李世民之后，為李世民解困，做了極有益的工作： 當是時 ，河北州縣素事隱 、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亂。征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禍不可解?！钡墼唬骸盃栃邪灿骱颖薄！钡烙鎏忧＠钪景病R王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征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宮府舊人普原之。今復執(zhí)送志安等，誰不自疑者？吾屬雖往，人不信?！奔促J而后聞。使還，帝悅，日益親，或引至臥內(nèi)，訪天下事。征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馀奏，無不剴切當?shù)坌恼?。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同上） 顯而易見，李世民用人有方，魏征事主有術(shù)，兩人一拍即合。魏征替李世民完成了緩解隱太子建成、巢王元吉余黨與李世民的矛盾，使李世民穩(wěn)定大局，迅速走上皇帝寶座。需要指出的，李世民用魏征，開初是客觀形勢的需要。玄武門之變，雖然李世民是勝利者，但在社會世俗輿論上,必然受到困擾。用魏征，可以緩解這個困擾。李世民的好處是，能將魏征的作用發(fā)揮到底，由緩解玄武門之變的矛盾，到治國平天下，擇善而從，確乎表現(xiàn)了納諫的持續(xù)性。所以一生犯過錯較小，較少。 魏征的善諫，李世民的納諫，兩《唐書》和《貞觀政要》每有記載，無庸細述。值得一提的是魏征的《諫太宗十思疏》，可以認為是善諫的綱領： 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qū)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偞耸迹昶澗诺?。這些原則，不僅對千年以前的帝王有鑒戒的作用，而且對千年以后的普通人也有鑒戒作用 。魏征曾坦率地對李世民說，“ 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彼e例說，堯舜時代，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盡管有奸人，也不能妨礙堯舜了解下情。秦二世只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彼Ｍ觥傲汲肌?不做“忠臣”,因為“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只取空名。”這些話，對李世民有警策作用。說實在的，魏征的存在，給李世民提供了警鐘長鳴的作用。當然，李世民的個人素質(zhì)良好，對警鐘的鳴聲特別敏感，依警鐘而自律，實在是歷史上罕見的君臣現(xiàn)象。 李世民在物質(zhì)享樂面前，也能夠嚴格自律，是又一個特殊社會現(xiàn)象。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嘗謂貪人不解愛財也，至如內(nèi)外官五品以上，祿秩優(yōu)厚，一年所得，其數(shù)自多。若受人財賄，不過數(shù)萬，一朝彰露，祿秩削奪，此豈是解愛財物？規(guī)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儀休性嗜魚，而不受人魚，其魚長存。且為主貪，必喪其國；為臣貪,必亡其身?！对姟吩疲骸箫L有隧，貪人敗類。’固非謬言也。昔秦惠王欲伐蜀，不知其逕，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見之，以為牛能便金，蜀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道成，秦師隨而伐之，蜀國遂亡。漢大司農(nóng)田延年贓賄三千萬,事覺自死。如此之流，何可勝記！朕今以蜀王為元龜，卿等亦須以延年為覆轍也?！?nbsp; （《貞觀政要.貪鄙》） 社會有剩余財富，社會財富占有存在差別，貪財受賄就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人類的物質(zhì)欲望單靠自我精神調(diào)節(jié)，只有貪得攫取無操作可能的條件下才有意義。一般說來，人若具備貪取或攫取財物的條件時，貪取或攫取就是可能的，人自身精神調(diào)節(jié)制止的可能性是很低很低的。因此只有社會的強力制止才能提高制止的可能性。要提高人自身精神調(diào)節(jié)制止的可能性，則只有人具備高度責任感和高度素養(yǎng)時,才成為可能，這種現(xiàn)象在實際生活中，其概率是很小的。唐太宗李世民深知人的心理狀態(tài)，在談話中，分析愛財之道。如果不貪不取，好生做官，則俸祿優(yōu)厚，“一年所得，其數(shù)自多”，終生所得，則將令人側(cè)目。“若受人財賄，不過數(shù)萬”，一朝敗露，則“祿秩削奪”，貪賄全無，終生困頓。兩相比較，不貪為上。并且坦誠相告，他自己不做貪財亡國的蜀王，也希望大臣們不做貪財而死的田延年。他不僅從大道理上告誡大臣,警戒自己，而且從心理學上勸誡大臣： 貞觀四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終日孜孜，非但憂憐百姓，亦欲使卿等長守富貴。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業(yè)業(yè),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寧，自身常得歡樂。古人云：‘賢者多財損其志，愚者多財生其過?！搜钥蔀樯钫]。若徇私貪濁，非止壞公法，損百姓，縱事未發(fā)聞，中心豈不常懼？恐懼過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豈得茍貪財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孫每懷愧恥耶？卿等宜深思此言?！?nbsp; （同上） 在法制嚴肅，紀律嚴明的時代，羞恥之心，畏懼之心，常人皆有之。在法制松弛，紀律荒廢的時代，民無羞恥之心，官無畏懼之意,則盜賊橫行,貪賄成風。這幾乎是規(guī)律性的現(xiàn)象。因此，權(quán)力一定要有約制和監(jiān)督，人的社會行為一定要遵循準則，而且是強制性的準則，否則，社會結(jié)構(gòu)就必然產(chǎn)生局部的乃至整體的動蕩。李世民深諳此道，他給自己設置的制約力量是“畏天地”，給大臣們設置的制約力量是“小心奉法”。封建時代的“法”是皇帝定的，雖然代表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但皇帝的權(quán)限永遠超過法律，皇權(quán)大于法律，因而，制約皇帝的不是法，而是人們虛構(gòu)的天神地祇。聰明的皇帝自然明白天神地祇的制約意義，而昏庸之主就什么也不放眼里，肆意妄為，直至身亡國滅為止。李世民這種嚴格的自律，雖不一定十分科學，但他奉行不輟,確乎堪稱一代明主?！缎绿茣返淖髡叻Q贊李世民說： 盛者，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 （《新唐書.太宗本紀》） 但是，任何一個人都不是超人，他只能在一定的社會環(huán)境中存在，他的成功和局限都會受到客觀環(huán)境的制約和影響。杰出的人能推動社會發(fā)展與進步，但他的推動發(fā)展與進步的程度又不能不受社會的影響。所以《新唐書》的作者不無遺憾地說： 至其牽于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于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常責備于賢者，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嘆息于欺焉。這里的指責，基本符合事實。這里的惋惜，也不無道理。綜統(tǒng)而言之，李世民是中國封建地主階段政權(quán)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是毫無疑義的。 李世民雖然強于自律，但也是血肉之軀，有常人之性，免不了在客觀的誘惑面前，產(chǎn)生心靈上的震動。 據(jù)《冊府元龜》記載，自從東漢光武帝之后，又多次議論封禪，到晉代，封禪泰山已演變成通過“弘禮樂之制，正三雍之典”，來實現(xiàn)“揚名萬世，以顯祖宗”的目的。李世民在接管政權(quán)之后，不數(shù)年就政通人和，天下大治，自然會自我欣賞，自我慶幸。既然封禪泰山可以揚名萬世，自然可以一試。貞觀五年（公元631年）正月,朝集使趙郡王孝恭等提議李世民到泰山封禪?！顿Y治通鑒》說，手詔不許。檢《冊府元龜》卷三五、得手詔文字： 省有具懷。自有隋失道，四海橫流。百王之弊，于斯為甚。朕提劍鞠旅，首啟戎行。扶翼興運，克成鴻業(yè)。遂荷慈眷,恭承大寶。每日昃思治，弗敢康寧。競競夕惕，用忘興寢。履薄馭朽，不足為喻。賴三靈顯命，百辟同心，海外無塵,遠夷慕義。但流遁永久,凋殘未復，田疇多曠，倉廩猶虛，家給人足，尚懷多愧。豈可遽追前代，取譏虛美。所望恂恂濟濟，協(xié)力盡誠，輔其不逮，致之王道。如得雅頌形于金石，菽粟同于水火，反樸還淳，當如來議。 即位之初，雖然有顯著的治績，但隋末遺留的社會問題，并未徹底解決。東巡封禪，消耗過多。有識之大臣，自然反對。魏征就以濱海地區(qū)，土地荒蕪，人民生活并未改善等為由，加以反對。從李世民的手詔看,李世民對自己的功績，估計是充分的，對封禪揚名，內(nèi)心深處是抱著希望的，只是礙于一部分大臣的反對，不得不忍痛克制。說“如得雅頌形于金石,菽粟同于水火,反樸還淳”，才可以去封禪。我們這樣說，是有根據(jù)的。李世民執(zhí)政期間,很想到泰山封禪。從《全唐文》、《資治通鑒》等重要文獻看，唐太宗李世民或下令封禪，或下令討論封禪，或下令停止封禪，反反復復，說明李世民的內(nèi)心狀態(tài)。質(zhì)言之，李世民希望去泰山封禪,“揚名萬世”。但他又十分小心謹慎，一有風吹草動，例如大臣反對，水旱災害，邊境戰(zhàn)爭，他都能自我克制，取消預定的活動，包括封禪大典。貞觀五年正月的地方大臣提議封禪被中央大臣制止之后，時間相隔不到一年，即本年底，又一位地方大臣武士?再次提議李世民到泰山封禪。這一次建議，史書未加記載，唯《冊府元龜》收錄此事。但是這次提議，又被李世民否定： 帝曰：“隋末分離，群兇競逐。我提三尺劍，數(shù)年之間，正一四海，是朕武功所定也。突厥強梁，世為紛更，今乃襲我衣冠，為我臣吏。殊方異類，輻輳鴻臚，朕文教所來也。突厥破滅，君臣為俘，安養(yǎng)之情，同于赤子，是朕仁愛之道也。林邑貢能言鳥，新羅獻女樂，憫其離本，皆令返國，是朕敦本也。酬功錄效，必依賞格；懲惡罰罪，必據(jù)刑書。割親愛，舍嫌隙，以弘至公之道，是朕崇信也。非朕茍自矜伐，欲明圣人之教不徒然也。比年谷稼頻登，疾疚不作，誠宜展禮名山，以謝天地，但以喪亂之后，民物凋殘，憚于勞費，所未遑也?！泵餮廴瞬浑y看出，李世民拒絕封禪泰山,實在是戀戀泰山。他不厭其煩，敘述自己的“武功”、“文教”、“仁愛”、“敦本”、“崇信”，實在是相信自己有資格去封禪泰山。這種內(nèi)心活動，他自己也覺得表白得太過分，不得不加以掩飾，說“非朕茍自矜伐”，而是為了弘揚圣人之道，“欲明圣人之教不徒然也”。用圣人的旗幟，遮蓋個人的欲望，是中國古代人文心態(tài)的一種特殊表達形式。大概還是由于大臣們的反對，他不得不宣稱“喪亂之后，民物凋殘，憚于勞費”，暫不去泰山。欲望是暫時地壓下去了，但內(nèi)心憤怒，并沒有消除?！顿Y治通鑒》于貞觀六年條下，記載了李世民與魏征爭論封禪與否的問題，李世民言詞之激烈，咄咄逼人，魏征態(tài)度之堅決，也十分感人： 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后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shù)尺之土，然后可以展其誠敬乎！”好像是深通哲理，深明大義，以為不必登泰山之巔而封禪祭天，才能證明自己是賢能之君，也不必以為只有登泰山封禪，才能表示對天地神祇的誠敬。見解確乎不凡。但是，這不過是李世民的權(quán)術(shù)，搞所謂謙讓再三的游戲。遺憾的是，李世民謙讓再三的游戲,被直言敢諫的魏征攪亂了，魏征堅決反對封禪。史稱“群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征獨以為不可”。這個“獨以為不可”，使李世民心中不快。李世民以為，“群臣”擁戴封禪，魏征“獨以為不可。”“獨”說明魏征是少數(shù)。于是，李世民氣勢洶洶，向魏征挑戰(zhàn)： 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 曰：“高矣！” “ 德未厚邪？” 曰：“厚矣！” “中國未安邪？” 曰：“安矣！” “四夷未服邪？” 曰：“服矣！” “年谷未豐邪？” 曰：“豐矣！” “符瑞未至邪？” 曰：“至矣！” “然則何為不可封禪？” 司馬光領導的秀才們雖然是在編歷史，但實際上能準確地把握唐太宗李世民的情緒。在魏征的每一句話前，冠以“曰”，而于唐太宗李世民的話，除第一句冠以“上曰”而外，其余六句，皆不著“曰”,以示語氣急切,一氣直下，不容分辯。但是,魏征亦不失大臣風度，從容不迫，每句加“曰”，既緩沖李世民的氣勢,又胸有成竹,不失大臣之體。直至李世民銳氣放盡,魏征才從容應對，力陳利害： 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后，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灌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況賞?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災害，陛下將焉用之！”貞觀六年，唐太宗李世民沒有封禪，是不是因為魏征的反對呢，《資治通鑒》未加說明，但在魏征的話后加“會河南、北數(shù)州大水，事遂寢”，卻能說明李世民能夠自我克制。以國事為重，大約是李世民一生少犯過錯的重要原因。 貞觀十一年,李世民真的按捺不住，意欲封禪泰山。國子監(jiān)博士劉伯莊、睦州刺史徐令言都上書言封禪之事，但是，兩人卻對封禪儀禮說法不同。唐太宗下令秘書少監(jiān)顏思古、諫議大夫朱子奢等人，研究封禪事宜。據(jù)說，顏思古和朱子奢“與四方名儒博物之士參議得失，議者數(shù)十家,遞相駁難,紛紜久不決”。顏思古，《舊唐書》本傳作顏師古，武德初年，任李世民記室參軍，是唐代著名訓詁學家，他的《漢書注》“解釋詳明，深為學者所重”。他參與的封禪儀典尚不能盡如人意，可見制定封禪儀典之難。于是，李世民又指派房玄齡、魏征、楊師道三人博采眾議，參酌論定。 其議昊天上帝壇曰：“將封先祭，義在告神，且備謁敬之儀，方展慶成之禮。固當于壇下址，預申齊潔。贊饗已畢，然后登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漸。今請祭于泰山下，設壇以祀上帝，以景皇帝配享。壇長一十二丈，高一丈二尺?！?br data-filtered="filtered"> 又議制玉牒曰：“金玉重寶，質(zhì)性貞堅,宗祀郊禋,皆充器幣，豈嫌華美，實貴精確。況乎三神壯觀，萬代鴻名，禮極殷崇，事資藻縟。玉牒玉檢，式韞靈奇，傳之無窮，永存不朽。今請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各五寸。玉檢厚二寸，長短闊狹一如玉牒。其印齒請隨璽大小，仍纏以金繩五周。” （《舊唐書.禮儀制三》） 此外，房玄齡、魏征等人議定的封禪儀典還包括玉策、金匱、方石再累、泰山上圜壇、圓壇上土封、玉璽、立碑、設告至壇、廢石闕及大小距石等。這是從秦始皇封禪泰山以來，關于泰山封禪儀具、禮儀講的最詳細最明白一篇文字。因為本身只在說明，讀起來趣味性稍嫌不足，僅錄兩條說明,以備一格。看來，朝內(nèi)朝外，朝上朝下，爭論五六年，才趨于一致。 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夏，李世民正式下詔，“以來年二月有事于泰山”?？墒恰顿Y治通鑒》又說，“有星孛于太微，太史令薜頤上言，未可東封。辛亥，起居郎褚遂良亦言之；丙辰，詔罷封禪?！庇纱丝梢?，這一次的封禪，又以流產(chǎn)而告終。我們在《全唐文》中找到了李世民的《停封禪詔》，他說： 今太史奏，有彗星出于西方。朕撫躬自省,深以戰(zhàn)栗。良由功業(yè)之被六合，猶有未著；德化之覃八表，尚多所闕。遂使神祇垂祐,警戒昭然。朕畏天之威，寢興靡措。且曠代盛典，禮數(shù)非一。行途之間，勞費不少。東夏凋弊，多未克復。將送儀仗，轉(zhuǎn)運糧儲，雖存節(jié)省之儀，終煩黎庶之力。非唯上虧天意，亦恐下失人心。解而更張，抑有故實。前以來年二月有事泰山，宜停。李世民說過，在國家政治生活的運作過程中，上至皇帝，下至大小臣僚，皆應有所畏。若無所畏，必然腐化墮落。李世民聲稱他畏天，要求臣下畏法。倘若不畏天不畏法，就是無法無天。無法無天，在中國文化心態(tài)中，是一個不祥之詞，也是批評目無法紀的強硬之詞。如果一個王朝的帝王和大臣都無法無天起來，大概就是王朝末日的到來之日。李世民在這里真的是畏天。有“天”可畏，總比無“天”可畏要好。不過李世民以“彗星出于西方”而停止封禪，還有更深層次的背景。 檢《資治通鑒》，在李世民下詔停止封禪泰山的同時，正是太子李承乾勾結(jié)突厥人刺殺于志寧的時候。于志寧是唐太宗的親信之一，李世民委派他輔助太子李承乾。在于志寧就任之際，李世民對于志寧說： 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以周、召為師傅，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啟其心。勉之,官賞可不次得也。（《新唐書?于志寧傳》） 于志寧忠于職守，多次給太子提意見。李世民滿意，而太子卻懷恨在心。太子居然“私引突厥，與相狎比”。此乃朝廷大忌，亦政治生活之大忌。理所當然地遭到于志寧的反對。于是太子李承乾派張師政、紇干承基刺殺于志寧。只是由于看見于志寧“憔然在苫塊中，不忍殺”，才得以幸免。李世民得知此事，自然心中惴惴不安。搞政治的人，都特別敏感，父子、兄弟、夫妻之間都不無戒心。李世民自然對李承乾的行為特別敏感。只是這種敏感難于啟齒，只能放在心里，體現(xiàn)在行動上。所以，李世民得知李承乾的行為之后，一面對李承乾身邊的人嚴加懲處，“宮臣皆罪廢”，一面對于志寧大加慰勉：“聞公數(shù)諫，承乾不聽公，故至此?！崩钍烂駥@件事敏感，因為太子圈是唐王朝的后院，后院里的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居安當思危。 其次，正如《新唐書》作者所批評的，李世民“好大喜功，勤兵于遠”。貞觀十五年前后，東方的高麗，北方的突厥,是李世民注視的對象，稍有風吹草動，都會引起唐王朝和李世民的關切。李世民宣布去泰山封禪之后，遠在大漠以北的薛延陀，越大漠而南，進攻突厥族： 薛延陀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謂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馬皆從，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蹦嗣渥哟蠖仍O發(fā)同羅、仆骨、回紇、靺鞨、?等兵，合二十萬，度漠南，屯白道川，據(jù)善陽嶺以擊突厥。俟利苾可汗不能御，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 本來，薛延陀攻打突厥，不能說與唐王朝沒有關系，但是，關系并不直接。突厥被唐王征服后，與唐王結(jié)成歸順關系，事實上受唐王朝的保護。另一方面，李世民對邊境少數(shù)民族存有戒心，總是擔心引起連鎖反應，造成整個邊境的不穩(wěn)定。于是派營州都督張儉壓薛延陀東境；兵部尚書李世勣屯朔方；右衛(wèi)大將軍李大亮屯靈武；右屯衛(wèi)大將軍張士貴出云中；涼州都督李襲譽出薛延陀之西。五路大軍三面包抄，真是大軍壓境，勢在必勝。并且在諸將出征之時，李世民親自叮囑： 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強盛，俞漠而南，行數(shù)千里，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備，急擊之，思摩入長城,又不速退。吾已敕思摩燒秋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頃偵者來，云其馬?林木枝皮略盡。卿等當與思摩共為犄角，不須速戰(zhàn)，俟其將退，一時奮擊，破之必矣?！?nbsp; （《資治通鑒》卷一九六） 顯而易見，李世民是駕馭戰(zhàn)爭的能手，他對薛延陀的優(yōu)勢與劣勢了如指掌，并且對對方行軍途中的細節(jié)，搞得清清楚楚。兵家常說，“知已知彼，百戰(zhàn)不殆?！惫?，薛延陀一看形勢不利，突厥身后站著一個強大的李唐王朝，于是“遣使入見，請與突厥和親”。唐王朝當會允許薛延陀退而求其次，結(jié)果，李世民大敗薛延陀。當薛延陀的使者北歸時，李世民則警告薛延陀“吾約汝與突厥以大漠為界,有相侵者,我則討之?！薄皻w語可汗：凡舉措利害，可善擇其宜?！崩钍烂竦脑瓌t，是保持邊界穩(wěn)定，相互斗爭和背反唐王朝都是不能允許的。薛延陀戰(zhàn)事至此結(jié)束，但是薛延陀發(fā)動戰(zhàn)爭的起因卻是“天子封泰山，士馬皆從，邊境必虛”。 這不能不引起李世民對邊事與封禪互動關系的重視與關切，這當然是他決定停止封禪的因素之一。盡管停止封禪在薛延陀南侵之前，但薛延陀南侵之前，李世民一定早就有軍情預報了。一次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雙方都應有一個準備過程，突然行動是極為罕見的。 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正月，李世民要圓封禪泰山的舊夢，“詔以明年仲春有事泰山，禪社首；馀并依十五年議 ”。貞觀十五年未曾實現(xiàn)的封禪，將于貞觀二十二年舉行。然而遺憾的很，正月里決定的事,到了8月份又被取消，“詔以薛延陀新降，士功屢興，加以河北水災，停明年封禪”。檢《全唐文》，我們又找到了貞觀二十一年的《停封禪詔》，有關文字摘引如下： 而今延陀一姓，流竄西陲，控弦萬計，初歸正朔，亡其沙塞之地，游魂戴斗之鄉(xiāng)。一物之微，猶驚心于夕惕；九夷乃陋，豈忘懷于施生。新就縶維，理須安置。又以朕往歲躬勤拯溺，至于炎月，沿比不安。公卿庶僚，各陳誠請。遂有翠微之役，非無版筑之勞。既而山谷阻深，朝宗有礙，重披丹懇，請建玉華。朕以寸心，經(jīng)作億兆。冒茲隆熱，貽朝野之深憂；允乃誠忱，副率土之僉望。遂復頻有興造，恐致勞煩。兼聞河北數(shù)州，頗傷淹澇。朕為人父母，思濟黎元。順動升中，理無兼遂。其介邱大理，宜且權(quán)停。這份《停封禪詔》解釋停止封禪的理由是三條，一是薛延陀“初歸正朔”，“理須安置”。二是“有翠微之役。三是“ 河北數(shù)州，頗傷淹澇”。凡此三項，皆與《資治通鑒》的記載相合。詔書沒有寫到的是這一年還和高麗發(fā)生戰(zhàn)爭。雖然這次戰(zhàn)爭以高麗失敗和唐王朝勝利告終，但畢竟是一件大事。 綜觀李世民一生企圖封禪泰山，每議每停。使人確信李世民是地主階級政權(quán)建設中最有成就的人之一。除武功文治之外，李世民最大的個人特色是“自律”，他常常依據(jù)客觀的情勢來限制或克制個人的主觀愿望，將個人的欲望限制在國家利益所允許的范圍之內(nèi)，一旦發(fā)生矛盾或沖突，就堅決自我克制、自我約束，直至取消個人的欲望，這在中國古代封建帝王中，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4月，李世民逝世。封禪泰山，永遠是他一個美麗的夢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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