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某某黨”的稱呼多為他稱，幾乎沒有朝臣會主動地將自己的政治團體冠以“黨”之名，甚至否認這一團體的存在。

研究東林黨歷史的學者也注意到，雖然一些東林黨人以“黨”自稱或者將“東林”和“黨”兩個詞匯靠近使用，但總體而言，東林黨屬于他稱，而非自稱，東林黨人也避免自稱東林黨。

不過，無論是他稱還是自稱，都無法否認東林黨作為一個深刻影響明末政治生態(tài)官僚集團的客觀存在。

那么東林黨，究竟是個什么樣的“黨”？

接下來你將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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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林黨”具有很強的地域屬性

● “清議”使用不當，促使反東林勢力結盟

● 水火不容的黨爭，超越了善惡標準、國家利益 

● 東林黨人的一些問題

撰文▼ 鄧濤（彰考局專欄作者）

“東林黨”

有學者認為，東林黨的性質介于中國傳統(tǒng)的朋黨和西方的近代政黨之間。

何謂“朋黨”？“朋黨”一詞，先秦時即已出現(xiàn)，《韓非子》有言：“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認為朋黨是朝臣結黨營私、干亂綱紀的行為，不利于君主統(tǒng)治。

實際上，萬歷朝第一個被冠以“黨”的官僚團體并非東林黨，而是萬歷前期張居正去世后以湖廣官僚為主體的“楚黨”。張居正去世后，政敵交相揭發(fā)他的執(zhí)政“劣跡”，此后，受張居正提拔和信任的湖廣籍官僚大多受到罷斥，故時人評價：“江陵敗后，楚黨坐斥殆盡?！?/p>

▲東林書院大門

顯然，這里的“楚黨”是貶義詞。

《朋黨政治研究》提到：“對掌權的大臣來說，千方百計援引同鄉(xiāng)的進士和舉人則是擴大個人權勢、維護鄉(xiāng)里利益的極好途徑?！苯Y黨需要有共同的利益或一定的紐帶，同鄉(xiāng)之情則成為官僚結成朋黨的天然資源。

結合張居正執(zhí)政時期可知，彼時雖然有湖廣籍官僚群體依附在張居正身邊，但尚未形成黨爭，只是存在一個以內閣首輔張居正為核心的權力體系。這個權力體系涵蓋張居正的部分同鄉(xiāng)、同年和門生。

北宋時，歐陽修向宋仁宗上《朋黨論》，認為朋黨并非全然是壞事，強調小人為朋是為了功名利祿，而君子為朋：“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jié)。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p>

如以后世對東林黨的主流評價而言，東林黨應當屬于歐陽修口中的“君子朋黨”，即這類朋黨尊崇道義、注重名節(jié)，會為社稷安危和天下太平而同心協(xié)力。

相比唐朝“牛李黨爭”以入仕方式和個人身份作為區(qū)分的標準，明朝后期“朋黨”最顯著的特點是具有較強的地域性。

盡管東林黨成員中有很多非南直隸士人，但從東林士人的領袖以及各類活動的發(fā)起者來看，南直隸地區(qū)特別是如今蘇南地區(qū)的士人是東林黨的第一大地域來源。這一特征乃源于地域上的便利，即東林書院的影響范圍，往往先影響到無錫周邊，又由于蘇南發(fā)達的農(nóng)業(yè)，孕育了眾多中小地主和富裕農(nóng)民，因而文化發(fā)展擁有了較好的物質基礎，另外，“鄉(xiāng)黨”意識也使得籍貫相近的人抱團取暖。

與東林黨相對應的政治團體，是在史書中處于“邪惡”一方的齊黨、楚黨和浙黨以及宦官集團，而前面三黨有時也被概稱為“閹黨”。齊楚浙三黨因以地域為主要區(qū)分依據(jù)，印證了東林黨自身具有一定的地域屬性，這一屬性并未因為有其他省份士人的加入而完全稀釋。

清議

結合當下的研究看，對“東林黨”整體持正面看法是恰當?shù)摹?/p>

東林黨在抑制礦監(jiān)稅使、為民申冤、化解地方矛盾等方面做了不少好事，很多東林士人也有理想士大夫的品格：忠誠、直諫、為理想拋頭顱灑熱血。此外，東林黨在選賢用能、經(jīng)濟改革等方面也有自己的創(chuàng)見。

但因此說東林黨是正義的，齊楚浙三黨乃至宦官集團就是邪惡的，也不一定符合實際。

在中國古代史書的敘事模式中，宦官群體多為負面形象，宦官權力過重的時期往往被形容為黑暗時期，原因除太監(jiān)本身在身體和心理上存在缺陷、一些言行的確惡劣外，還因為宦官集團本質上是同士人集團對立的。在君主專制的體制下，君主所能分出的權限是有限的，官宦權多，士人權自然就少，士人集團很難同宦官集團愉快地平分君主放給的權力。因此，士人在史書中敘述宦官時，也多作負面描述。

東林黨作為明朝后期最大的政治團體，掌握著“清議”這一工具，換句話說，東林黨掌握了明末主流話語權和主要媒體。他們可以以自己的標準乃至判斷品評彼時的政治人物，給對方劃分政治陣營并做正面或負面的評價。

“清議”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可以品評政治人物，讓政治人物知道節(jié)制自己，以免名聲太差。另一方面，“清議”本身缺少外部監(jiān)督，且主觀性較大，故東林黨所品評的人物，正邪的定性值得商榷。換言之，被東林黨人劃入“邪惡”勢力的齊楚浙三黨，多少也有些被“黑化”。

▲東林書院內景。

“清議”勢力，通過品評朝政來影響國家政策，顯然是包括皇帝在內的當權者所不愿意看到的，東林黨在形成的過程中，促使了反東林勢力的結盟。具體論之，東林人士品評朝臣時自覺或不自覺地對在朝人士分了類，多依據(jù)非黑即白、二元對立的價值標準。清人趙翼曾言：“天下清流之士群相應和，遂總目為東林。凡忤東林者，即共指為奸邪?！?/p>

這種價值判斷標準，是有局限性的，也使得部分非東林人士不得不結黨自保，明末“黨爭”從而愈演愈烈，東林與非東林在京察和大計時相互打擊，例如齊楚浙三黨得勢后，“東林已為齊、楚、浙三黨斥盡”，顯然是泄私憤，這樣的政治生態(tài)對國家社稷是不利的。

黨爭

將視角拉到東林黨死敵魏忠賢身上，可以說，與其說是魏忠賢挾持天啟皇帝、專擅弄權，不如說是天啟皇帝主動將一些權力放給魏忠賢，一方面，天啟帝自己可以輕松地處理朝政，投身一些“興趣愛好”；另一方面，天啟帝也許意識到強大的東林勢力對朝政的干預乃至對皇權的威脅，盡管東林士人大多是忠臣而非逆子。

齊楚浙三黨最終依附宦官集團，一方面反映這些士人集團一定程度上喪失了獨立人格，開始依附宦官集團，成為天啟帝的基層支持者。另一方面，齊楚浙三黨依附宦官，又何嘗不是東林士人的逼迫？經(jīng)過萬歷朝的政爭，雙方依然水火不容。

不妨將東林與齊楚浙三黨的對立，與唐朝后期牛李黨爭進行對比。學界一般認為，牛黨代表了新興庶族地主，代表新生和蓬勃的力量，李黨代表門閥世族，多少有一些沒落。但依然有不少學者注意到，雖然兩派士人出生和政見有差異，但即便一黨勝出，也未使當時的政治顯現(xiàn)出太多的新氣象，沒有扭轉唐朝下行的國運。

當黨派分歧超越善惡標準以及國家利益，即便是相對處于正面的黨派，其正義性或多或少會受到消減。意圖實現(xiàn)唐朝中興的唐文宗曾感嘆：“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顯然對長期的黨爭感到十分不滿。

亡國

東林與齊楚浙三黨的對立一直延續(xù)到崇禎朝和南明。崇禎帝擊敗魏忠賢，壓制了依附魏忠賢的諸黨朝臣，東林黨重新得勢。然而，在明末內憂外患的大背景下，東林黨人似乎也未能提出什么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國家危難的策略，也沒挽救明王朝于危亡。

崇禎帝從最初極力壓制宦官集團，到后來發(fā)現(xiàn)士人不可盡信、宦官也可為我所用，開始對宦官委以重任。崇禎末年，崇禎帝“命唐通同司禮太監(jiān)杜之秩守居庸關”，這同此前明朝向九邊派出鎮(zhèn)守太監(jiān)監(jiān)督文官巡撫的原因一致：即皇帝覺得文臣并非都忠誠、宦官也非皆不可重用。

▲崇禎帝自縊之處：景山

在皇帝的眼中，除了自己，所有人都可能是潛在威脅，皇后、嬪妃、外戚、閹人、文臣、武將等等皆不可盡信。眾人皆不可信，故眾人皆可不忠。崇禎帝派出的司禮太監(jiān)杜之秩和定西伯唐通一起在居庸關投降了大順軍。北京城破后，崇禎帝在自縊前感慨：“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雖然不無推脫責任之嫌，但顯然崇禎帝對包括東林士人在內的士人集團十分失望。

崇禎朝時工部主事陸澄源曾評論崇禎初期的東林黨：“于是賢者仍以講學為發(fā)明理道之舉，而不肖即借東林為把持官府、刻剝小民、遙執(zhí)朝柄、廣庇匪類。”言語或有過激、問題或有夸大，但亦可反映東林黨人的一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