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帝國的歷史存在與歷史形象

波斯人和米底亞人同屬來到伊朗的雅利安人。米底人定居于伊朗高原西北部，其地盛產良馬，波斯人則定居于伊朗高原西南部接近海灣之處。

波斯人有十個大的部落(六個農耕，四個畜牧)，其社會結構遵循著早期印歐民族祭司、武士、農民三分的傳統(tǒng)。

在亞述帝國于公元前627年因君主亞述巴尼拔去世而陷入動蕩之際，米底亞王國與新巴比倫王國結盟，于公元前614年與前612年分別攻占亞述舊都阿舒爾與新都尼尼微，一舉消滅了亞述帝國，米底亞借機獲得亞述帝國之西部、安納托利亞之東北部與伊朗高原之大部，上升為帝國，而波斯王岡比西斯一世（Cambyses I）也成為其封臣。

公元前553-前550年，岡比西斯之子居魯士二世（Cyrus II）起兵反抗并成功推翻米底亞的統(tǒng)治，原屬米底統(tǒng)治的埃蘭、帕提亞、基爾卡尼亞、亞美尼亞等相繼歸降，波斯帝國強勢崛起，躍升上世界歷史的舞臺。公元前546年，安納托利亞富藏貴金屬的呂底亞（Lydia）王國被納入其版圖，前539年，波斯大軍幾乎兵不血刃地占領巴比倫。盡管居魯士大帝在公元前529年與馬薩革泰人的戰(zhàn)斗中意外身亡，但波斯帝國的勢力范圍已經延伸到死海與今阿富汗之間的河間地帶（Transoxania），其東部和東北部疆域包括阿姆河兩岸的巴克特里亞（Bactria，中國史書稱為大夏）和花剌子模（Chorasmia）。

公元前525年，居魯士的繼承人岡比西斯二世（Cambyses II）將埃及并入波斯帝國的版圖。這一階段的波斯已經超越了全盛時期的亞述，成為當時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龐大帝國。

公元前522年，岡比西斯二世在從埃及回師的途中神秘去世，王位落入一個自稱是其兄弟巴迪亞（Bardiya）的手中。此時，埃及、米底亞、波斯均發(fā)生了反抗帝國統(tǒng)治的暴動，一種在過往西亞地區(qū)不斷重復的、伴隨著重要君主的去世而造成帝國急劇衰落乃至覆滅的歷史似乎又將上演。正是在這一關鍵的歷史節(jié)點，波斯七大貴族世家的首領合謀，擊殺巴迪亞（或冒充巴迪亞的術士高墨達Gaumata），推選七人中的大流士（Darius）繼承王位。

大流士力挽狂瀾，連續(xù)19戰(zhàn)全勝，擒獲9個暴動首領，平定帝國全境的叛亂，使帝國重定于一。公元前520年，他命人將這一功業(yè)以古波斯語、巴比倫語、埃蘭語銘刻于貝希斯頓（Behistun）的崖壁之上，此即著名的貝希斯頓銘文。

大流士作為波斯帝國的中興之主，確立了對于波斯帝國及后世各大政治體（特別是羅馬帝國）有極深遠影響的行省制度。全國被系統(tǒng)地劃分為二十余個行省，每個行省設置總督。帝國將絕大部分權力下放給各行省的總督，由其負責行政、稅賦、司法事務，在某些條件下也允許其統(tǒng)帥軍隊。對于波斯這樣一個地跨亞非歐三洲、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地區(qū)差異極大的超級帝國而言，這種賦予地方以高度自主性又維持中央政府之高度權威的制度可謂至關重要。

大流士統(tǒng)治末期，波斯帝國發(fā)動了對希臘的入侵。在公元前490年的馬拉松戰(zhàn)役中，波斯軍隊被雅典人所擊敗。大流士之子薛西斯（Xexes I）再次發(fā)動了規(guī)模浩大的旨在征服希臘的遠征，但在公元前480年的薩拉米（Salamis）海戰(zhàn)遭遇決定性的慘敗。希臘遠征的失敗是波斯帝國的轉折點，此后波斯盡管仍維持著對其龐大疆域的統(tǒng)治，卻失去了對于地中海區(qū)域的控制力，也失去了進一步對外擴張的雄心與銳氣，而陷入為內外情勢困擾疲于應付的境地。公元前334年，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率軍進攻波斯帝國，在幾次關鍵性戰(zhàn)役中均取得勝利，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國的末代君主大流士三世被部下所殺，帝國覆亡。

波斯帝國與此前各種帝國的最大差異在于：

1. 它的統(tǒng)治以獲得貢奉和服從為目的，而對于各地復雜的風俗民情、宗教信仰、法律傳統(tǒng)、社會結構、政治認同、經濟活動，只要不明顯與其統(tǒng)治相悖，一概不予干涉。這種中央政府與地方精英-貴族集團合作、在保證統(tǒng)治權的基礎上無為而治的國策，使得波斯帝國的統(tǒng)治得以綿延數百年； 

2. 在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政治生活中，代表宗教力量的祭司階層總是發(fā)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巴比倫被波斯順利攻占，便是祭司階層主動開門獻城的結果），而波斯帝國則基本不存在具有如此舉足輕重地位的祭司階層。由于帝國采用極為寬容的宗教政策，宗教與祭祀行為對于君主而言更多只是其合法性的某種裝飾，起初波斯君主在巴比倫參與“蒙貝勒（Bēl，“主”）護佑”的儀式、在埃及扮演法老的角色，這只是尊重當地宗教傳統(tǒng)的表現(xiàn)（后來亞歷山大襲取了這一立場，他在巴比倫被稱為“馬爾杜克之子”，在埃及被稱為“阿蒙之子”）?，嵙_亞斯德教對于波斯帝國而言，更大程度上是阿胡拉·瑪茲達信仰在波斯王室中獲得的認同（大流士稱自己的王位來自于阿胡拉·瑪茲達的恩寵），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教。在波斯帝國的政治構架中，祭司的地位被地方精英-貴族集團所取代。相對于此前的政治體，波斯帝國呈現(xiàn)出了前所未有的世俗化或說去宗教化特征；

3. 波斯確立了一種抽離具體宗教內容的絕對王權，這種權威超越傳統(tǒng)習俗與宗教規(guī)范，它是法律之正當性的來源，是世間公正的化身。這一體系下，臣民與君主的差異，對應于傳統(tǒng)宗教上凡夫與神靈的差別。這種意義上的王權，不再需要追溯更高的神性來源（盡管也不排斥），而以自身為目的。

由于波斯與希臘的長期戰(zhàn)爭和相互影響，它構成了希臘人對于東方世界最直觀而深切的觀察對象。后世關于波斯的認識，其主要依據往往是希臘史家的記述（如希羅多德之《歷史》、色諾芬之《長征記》）。這一過程中形成的種種意向，通過希臘人進而嵌入整體西方文明的意識深處，成為其所構造的世界體系中最具典型特征的“東方”代表，一種與“西方”對立的“它者”。

西方有關波斯的記述-想象傳統(tǒng)中，“專制”無疑是其最突出的特質，進而構成了直至今日仍頗具影響的“東方專制主義”敘事的一部分。

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中，專制（despoteía）被表述為以蠻族王制為典型的君主一人對全部臣民實行類似主人對奴隸式的統(tǒng)治，其根源在于蠻族人天然地具有奴性（“自然奴隸”），因而天然適于接受專制統(tǒng)治。盡管在亞里士多德的理論體系中，波斯之政體屬于具有絕對權力的王制（pambasíleia），即應歸入家長式的統(tǒng)治而非主奴式的專制，而專制也并非僅限于蠻族人。

在希臘城邦中，僭主政體、寡頭政體、暴民政體都可以轉化為類似主人對奴隸式的專制統(tǒng)治，但這一精妙的區(qū)分往往被嚴格強調希臘人與野蠻人差別的主流意見所淹沒。在普羅塔克有關亞歷山大的傳記中，記錄了亞里士多德對亞歷山大的教誨：作希臘人的領袖（hēgemōn），作野蠻人的主人（despótēs）。無論這是否真為亞里士多德所言，但其精神正契合于希臘人的主流文明論傾向：希臘人（Héllēnes）與野蠻人（bárbaroi）、西方與東方的對立（波斯正是野蠻東方的代表），分別對應著自由與奴役的品質，西方天然是自由的，東方天然是奴役的。

這種將專制歸于東方的論斷，在15世紀歐洲近代絕對主義國家興起后，受到了挑戰(zhàn)，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一方面延續(xù)了“自由的歐洲”與“奴役的亞洲”這對古老的概念，對于專制主義在東方國家的成因從氣候、地理、環(huán)境、宗教、禮俗、法律等諸多方面加以分析，一方面則借批判專制主義指涉與之相似的歐洲絕對君主制，從而達到以遠寓近、借古諷今的目的。

這一手法在孟德斯鳩的小說《波斯人信札》中更富于創(chuàng)造性地得以發(fā)揮，其中借著在歐洲游歷的波斯貴族郁斯貝克和黎加之視角，以一系列書信的形式表達了對于法國之社會、政治、政體、法律、宗教諸多現(xiàn)象的觀察與批判，在此，波斯的形象融合了西方對于古老東方的種種偏見、成見與奇幻想象，包含著鄙夷與敬畏集于一體的復雜感情，短暫地擺脫了綿延千年的專制標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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