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首先繼承了經(jīng)顧炎武等人倡導、惠棟確立的漢學的治學宗旨，高度重視文字、音韻、訓詁等基本功的重要性。他說：“經(jīng)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又說：“仆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jīng)孔孟不得，非從事于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宋儒譏訓詁之學，輕語言文字，是猶渡江河而棄舟揖，欲登高而無階梯也?！?可見其對基礎工具類學問的重視。

不過，由于清學的主體（考據(jù)學）大都屬于形而下的學問，對學者的天分要求相對并不高，梁啟超寫道：“凡加入派中者，茍能忠實從事，不拘大小，而總可以有所成。” 而形而上的學問才相對更需要天分，再加上人的普遍心理又希望別人認為其成就來自于天分而非勤奮，所以一些高才之士往往不滿足于自己的學問一直停留在形而下的階段，去研究些形而上的學問也是人之常情。作為清學最杰出的代表，盡管戴震繼承和發(fā)展了漢學的基本治學理念，并且在考據(jù)學領域建立了非凡成就，可是針對當時學術界開始普遍形成的重考據(jù)輕義理的局面，戴震堅持主張兩者的結合。他說：“言者輒曰：‘有漢儒經(jīng)學，有宋儒經(jīng)學，一主于故訓，一主于理義?！苏\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謂理義，茍可以舍經(jīng)而空憑胸臆，將人人鑿空得之，奚有于經(jīng)學之云乎哉？惟空憑胸臆之卒無當于賢人圣人之理義，然后求之古經(jīng)：求之古經(jīng)而遺文垂絕、今古縣隔也，然后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jīng)明，古經(jīng)明則賢人圣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賢人圣人之理義非它，在乎典章制度者是也?！?由此可見戴震認為固然不可離開考據(jù)空談義理，可考據(jù)本身也存在著為義理之學服務的意義，所以戴震晚年最得意的著作并非其《聲類表》、《聲韻考》等考據(jù)之作，卻是大談義理的《孟子字義疏證》，這便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在《孟子字義疏證》中，戴震首先斥責程朱理學導致的“后儒以理殺人”， 把原因歸為理學之理欲二分之說。戴震說：“然則謂‘不出于正則出于邪，不出于邪則出于正’，可也；謂‘不出于理則出于欲，不出于欲則出于理’，不可也。欲，其物；理，其則也。不出于邪而出于正，猶往往有意見之偏，未能得理。而宋以來之言理欲也，徒以為正邪之辨而已矣，不出于邪而出于正，則謂以理應事矣。理與事分為二而與意見合為一，是以害事。” 可見，戴震認為理學過分夸大了“理”、“欲”之間的差別，甚至上綱上線，將其抬高到了正邪不兩立的程度，從而被一些假道學家用來害人。接下來，戴震一方面將理學家所謂至高無上之“理”加以世俗化，他說：“理者，察之而幾微必要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紊理?！?另一方面,把一度被理學家妖魔化的“欲”加以正常化，他說：“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自古及今，以為道之經(jīng)也”，“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最后，戴震將理學的理欲二元論化為一元，試圖建立理欲之間的和諧統(tǒng)一。他說：“理者存乎欲者也。”， “天下必無舍生養(yǎng)之道而得存者，凡事為皆有于欲，無欲則無為矣；有欲而后有為，有為而歸于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欲無為，又焉有理?！?/p>

可是理欲畢竟分屬二端，強而同之恐嫌說服力不足。戴震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在肯定了“欲”的正當性的同時，也無法回避“欲”有著天生容易失控的一面。他說：“欲之失為私，私則貪邪隨之矣；情之失為偏，偏則乖戾隨之矣；知之失為蔽，蔽則差謬隨之矣。” 這里戴震將失控后的“欲”稱為“私”，同時認為理學家學識有限產(chǎn)生了“蔽”，結果把“欲”和“私”混為一談。

戴震此論固然精妙，可無論是程朱之義理還是戴震之義理，畢竟都屬于唯心的學說，由于唯心學說往往缺少統(tǒng)一精確的衡量標準，又具有高度抽象的性質，很難用語言文字實現(xiàn)完美的表述，故多“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所以戴震在批判理學的過程中難免存在對理學的曲解和誤讀。再加上清代樸學本身就是基于反對宋明理學空談義理建立起來的，當時諸儒已“將宋學置于不議不論之列”，故反感戴震把義理之老調(diào)重彈的不乏其人。何況戴震將理欲之二元體系歸并為一元，雖然可以自圓其說成一家之言，不過整個論證過程都沒有跳出程朱的思想體系，始終在圍繞著宋明理學闡述的概念打轉。所以盡管戴震“蓋軼出考證學范圍之外，欲建設一‘戴氏哲學’矣”， 但是無論在當時還是后世都沒有產(chǎn)生如朱熹、王守仁一般的影響力，這也就同樣不令人感到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