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題跋 仇英繪 大金德運圖說
美國弗利爾美術(shù)館藏

　　內(nèi)容提要：遼、金兩朝在接受漢文化之后，都以正統(tǒng)相標榜:遼承晉統(tǒng)，金承宋統(tǒng)，并企圖為其正統(tǒng)論尋找德運的依據(jù)。元代曾圍繞宋遼金三史的纂修義例問題展開激烈的正統(tǒng)之辨。明代士人普遍否認遼金正統(tǒng)，紛紛重修《宋史》，其旨趣不在于訂訛補闕，而在于另創(chuàng)義例。在清代，宋遼金正閏之爭本是一個頗有忌諱的話題，但當清朝統(tǒng)治者從北方民族王朝立場轉(zhuǎn)向中國大一統(tǒng)王朝立場之后，最終也否定了遼金正統(tǒng)。遼金王朝的正統(tǒng)性之爭，從一個側(cè)面彰顯了近千年來華夷觀念的演變軌跡。
　　關(guān) 鍵 詞：遼金/正統(tǒng)觀/德運/華夷觀念

　　自秦漢大一統(tǒng)王朝形成以后，正統(tǒng)問題便成為中國傳統(tǒng)政治學(xué)說中的一個永恒話題。一百年前，梁啟超在《新史學(xué)·論正統(tǒng)》中總結(jié)出歷代正統(tǒng)之辨的六項標準，其中之一是“以中國種族為正，其余為偽也”。遼、金王朝的正統(tǒng)性之爭，自始就是與種族問題糾纏在一起的，它從一個側(cè)面彰顯了近千年來華夷觀念的演變軌跡。

　　一、契丹王朝之正統(tǒng)論與德運說

　　遼朝雖然始終堅持草原本位，但自從燕云十六州漢地入遼后，文化的融合已是大勢所趨。契丹人對漢文化認同的一個明顯標志便是華夏正統(tǒng)觀念的形成。遼代前期，契丹人以“蕃”自居，自外于“中國”。遼朝人中國意識的覺醒，大致是興宗以后的事情。自重熙年間起，遼朝開始以北朝自稱。重熙二十一年(1052年)遣使于宋，“其國書始去國號，而稱南、北朝”。道宗大康七年(1081年)《蕭孝恭墓志》，首行稱“北朝大遼國……蕭孝恭墓志銘”。遼代中晚期石刻中，常見“南瞻部州大契丹國”或“南贍部州大遼國”的說法。按照佛教的地理概念，中國屬于四大部洲中的南瞻(贍)部洲，鄭樵說:“釋氏謂華夏為南贍部洲?！碧扑问讨幸阅腺牪恐拗阜Q中原王朝的例子比比皆是。遼人既自稱為南贍部洲，則是自比于華夏之邦。遼道宗的言行最足以說明契丹統(tǒng)治者從“夷”到“華”的文化立場的轉(zhuǎn)變。道宗曾作有一首《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松漠記聞》卷上記述的一個故事更是常為人們津津樂道:“大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夷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則曰:‘上世獯鬻、獫狁，蕩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卒令講之?！边@實際上就是金、元時代人所竭力張揚的“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的華夷觀念。契丹人傳統(tǒng)的青牛白馬故事反映了本民族根的意識，而道宗末年修成的耶律儼《皇朝實錄》卻“稱遼為軒轅后”，無疑是對華夏文化的明確認同。

　　五德轉(zhuǎn)移說是華夏正統(tǒng)觀的核心因子，遼朝的德運觀念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咸雍元年(1065年)《耶律宗允墓志》云:“我國家荷三神之顧諟，乘五運之靈長?！钡翊孢|代文獻中并沒有關(guān)于本朝德運的任何記載。金章宗泰和間討論德運問題時，秘書郎呂貞旱等人有“遼以水為德”之說，這是目前遼、宋、金文獻中有關(guān)遼朝德運的惟一明確的信息。馮家升先生認為:“金章宗去遼未遠，呂貞旱所云‘遼以水為德’，必甚可靠?！背酥猓宕鷮W(xué)者還曾舉出一個新的論據(jù)，道光四年殿本《遼史》在卷53《禮志》“臘辰日”條下有一段考證文字說:“按《五德運補》曰:‘遼以水德王?！职础段号_訪議》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為祖，衰日為臘。水盛于子，終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幢尽吨尽芬猿綖榕D，可見遼用水德?！薄段宓逻\補》一書未見著錄，估計是明朝人的著述，其“遼以水德王”的說法亦當源自《大金德運圖說》。問題是“臘辰日”的記載是否能夠證明遼為水德說？《遼史》卷53《禮志六》“嘉儀·歲時雜儀”的原文是這樣的:“臘辰日，天子率北南臣僚并戎服，戊夜坐朝，作樂飲酒，等第賜甲仗、羊馬。國語謂是日為‘炒伍侕尀’?！次閬酢?，戰(zhàn)也?！薄哆|史》卷51《禮志三》“臘儀”條也有類似的記載。根據(jù)這些內(nèi)容來看，臘儀很可能是契丹傳統(tǒng)禮俗，以十二月辰日為臘，與五德終始說“水德子祖辰臘”(注:王應(yīng)麟:《小學(xué)紺珠》卷1“五運”，中華書局影印津逮秘書本，1987年。)的說法不過是一個巧合而已?！哆|史·禮志》謂臘儀始于穆宗應(yīng)歷元年(951年)，而《太宗紀》會同八年(945年)十二月已有“戊辰，臘，賜諸國貢使衣馬”的記載。要知道，在太宗和穆宗時代，遼朝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華夏正統(tǒng)觀念，可見其臘儀與五德確實是沒有關(guān)系的。

　　盡管“遼以水為德”說僅有金代文獻中的一條孤證，但所幸的是，我們可以通過遼朝中后期的正統(tǒng)之爭識破其中的玄機。大約從興宗時代起，遼朝開始以正統(tǒng)相標榜。正統(tǒng)之爭是由遼太宗得自后晉的所謂秦傳國璽引起的?！哆|史》卷57《儀衛(wèi)志三》曰:“會同九年，太宗伐晉，末帝表上傳國寶一、金印三，天子符瑞于是歸遼?！弊郧貪h以降，人們習慣上視秦之傳國璽為正統(tǒng)王朝的象征性符號，“天下之人，遂以為帝王之統(tǒng)不在于道而在于璽，以璽之得失為天命之絕續(xù)，……而五季更相爭奪，以得者為正統(tǒng)”。遼朝前期因尚無華夏正統(tǒng)觀念，據(jù)說曾打算將此傳國璽送還宋朝，《后山談叢》卷5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前世陋儒，謂秦璽所在為正統(tǒng)，故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害為國。且亡國之余，又何足貴乎！’契丹畏服。”遼朝中期以后，契丹統(tǒng)治者逐漸意識到這枚傳國璽的價值，于是開始拿它大做文章:“圣宗開泰十年，馳驛取石晉所上玉璽于中京；興宗重熙七年，以《有傳國寶者為正統(tǒng)賦》試進士?！睋?jù)宋人記載，“仁宗朝，有使虜者，見虜主《傳國璽詩》云:‘一時制美寶，千載助興王。中原既失守，此寶歸北方。子孫宜慎守，世業(yè)當永昌?！边@就是遼朝正統(tǒng)論的理據(jù)所在。

　　其實遼朝得自后晉的這枚傳國璽實為晉高祖石敬瑭所鑄，而并非真正的秦璽，宋人于此多有辨析。周太祖廣順三年(953年)二月，“內(nèi)司制國寶兩坐，詔太常具制度以聞”，太常寺所上奏疏對石晉傳國璽的來歷作了詳細交待:晉主奉表歸命于虜王，遣皇子延煦等奉國寶并命印三面送與虜王，其國寶即天福初所造者也。延煦等回，虜王與晉帝詔曰:“所進國寶，驗來非真?zhèn)鲊鴮殻湔鎸毸龠M來。”晉主奏曰:“真?zhèn)鲊鴮氁蚯逄┠﹤沃鲝溺嬉詫氉苑?，自此亡失，先帝登極之初，特制此寶。左右臣僚備知，固不敢別有藏匿也。

　　由此看來，遼朝統(tǒng)治者對所謂傳國寶的真?zhèn)卫響?yīng)是心知肚明的，但為了與宋朝爭華夏之正統(tǒng)，不惜拿這枚偽璽大做文章。

　　這件事情給了我們一個重要啟示，遼朝的正統(tǒng)論是建立在承石晉之統(tǒng)的基礎(chǔ)之上的。金朝末年的修端明確主張:“遼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奪，復(fù)承晉統(tǒng)，……終當為《北史》?！庇帧遁z耕錄》卷3引楊維楨《正統(tǒng)辨》，也有“議者以遼承晉統(tǒng)”的說法。若以遼承晉統(tǒng)為前提，上文談到的遼朝德運就可以得到一個圓滿的解釋。在宋遼金時代，對五代以下各朝德運的通行解釋是:唐為土德，“朱梁篡代，……不可以為正統(tǒng)”，故列入閏位；后唐“中興唐祚，重興土運”；此后石晉為金德，劉漢為水德，郭周為木德，趙宋為火德。遼朝既以承晉統(tǒng)為其正統(tǒng)論之理據(jù)，必定自認代石晉金德為水德，這樣就等于否定了宋朝的正統(tǒng)性，使宋之火德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基于這種考慮，我相信金人所稱“遼以水為德”確是事實，盡管由于遼代史料極度貧乏，我們今天已經(jīng)看不到遼朝人關(guān)于本朝德運的第一手記載。

　　對于遼朝的正統(tǒng)論，宋人肯定是不屑一顧的。歐陽修《新五代史》將遼朝打入《四夷附錄》，曾引起遼人極大不滿，這就是宋人的華夷觀念。澶淵之盟后，宋人甚至對兩國往來國書互稱南、北朝都不能接受:“始，通和所致書，皆以南、北朝冠國號之上。將作監(jiān)丞王曾言:‘古者尊中國、賤夷狄，直若首足。二漢始失，乃議和親，然禮亦不至均。今若是，是與之亢，首足并處，失孰甚焉。狄固不可啟。臣恐久之非但并處，又病倒植。愿如其國號契丹足矣?！霞渭{之?！彪m然澶淵之盟規(guī)定兩國皇帝以兄弟相稱，但宋人骨子里始終視遼朝為夷狄之邦，豈能容忍與之“首足并處”？仁宗皇佑四年(1052年)，遼朝遣使賀乾元節(jié)，其國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宋人認為遼朝“意以自尊大”，亦托辭拒絕。

　　自金代以后，對遼朝的正統(tǒng)性普遍持否定態(tài)度。在《大金德運圖說》所列歷代王朝德運圖中，根本就沒有遼朝的位置；同書引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十月二十五日尚書省上奏說:“遼據(jù)一偏，宋有中原，是正統(tǒng)在宋?！标P(guān)于金人的宋遼正統(tǒng)觀，下文將作出具體闡釋。

　　二、金朝的德運之爭及其文化選擇

　　金王朝的建立者“生女真”原本是文明程度較低的一個部族，被宋人稱為“夷狄中至賤者”。女真入主漢地之初，尚無華夏正統(tǒng)觀念。自熙宗改制后，金朝迅速走向漢化道路。到了海陵王時代，女真統(tǒng)治者已經(jīng)具備中國大一統(tǒng)王朝的政治倫理觀念。

　　五德終始說自秦以后成為討論歷代王朝正統(tǒng)性的理論基礎(chǔ)和對話平臺，而金朝則是最后一個試圖通過“五運”說以尋求其政權(quán)合法性的王朝。德運之爭是金朝歷史上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問題，陳學(xué)霖先生已對此做過專題研究，但仍有許多問題值得繼續(xù)探討。首先，在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改定土德之前，金朝究竟奉行什么德運，就有幾種不同說法。從金朝官方文獻的記載來看，泰和二年以前毫無疑問應(yīng)是金德。世宗大定十五年(1175年)冊封長白山冊文云:“闕惟長白，載我金德。”章宗時討論德運，翰林學(xué)士承旨黨懷英主張“宜依舊為金德”。

　　那么，金朝究竟是從何時開始奉行金德的呢？泰和初，刑部尚書李愈說:“本朝太祖以金為國號，又自國初至今八十余年，以丑為臘。若止以金為德運，則合天心、合人道、合祖訓(xùn)?！崩钣浴按蠼稹眹柛綍鸬拢敃r即已遭到有力反駁:“李愈所論太祖圣訓(xùn)，即是分別白、黑之姓，非關(guān)五行之敘?！币簿褪钦f，太祖稱帝時所謂“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云云，是指白號、黑號之姓而言(完顏部屬白號之姓)，與德運無關(guān)。李愈又謂“自國初至今八十余年，以丑為臘”，這一說法也得不到史料支持。據(jù)我了解，金代文獻中有關(guān)金德的消息最早見于世宗朝。大定三年(1163年)十二月丁丑，“臘，獵于近郊，以所獲薦山陵，自是歲以為常”。就是“以丑為臘”的最早記錄。其實，不僅我們今天看不到有關(guān)金德的更早記載，就連金人也沒有金朝前期奉行金德的文本依據(jù)。宣宗朝再議德運時，贊成金德說的右拾遺田庭芳認為:“向來以丑為臘者八十余年，應(yīng)是當時已有定論，后疑失其文本，不得其詳爾。”頭一句話乃是拾李愈之牙慧，后面的疑似之詞才透露了實情，原來主金德說者對金德的淵源也“不得其詳”。須知在完顏阿骨打建國之時，女真人根本就沒有華夏正統(tǒng)觀念，怎么談得上德運之說呢？

　　有證據(jù)表明，直至海陵王時代，金朝尚未確定其德運所尚。清人輯本《大金德運圖說》，最后有一通《省奏》云:尚書省奏:“準尚書禮部舉，竊聞王者受命開統(tǒng)，皆應(yīng)乎五行之氣，更王為德。方今并有遼、宋，統(tǒng)一區(qū)夏，猶未定其所王。伏睹今來方以營造都邑并宗廟社稷，竊恐隨代制度不一，有無委所司一就詳定。”奏訖，奉圣旨:“分付詳定，須議指揮。”右下詳定內(nèi)外制度儀式所，可照檢依準所奉圣旨詳定訖，分朗開立狀申，以憑再具聞奏施行，不得住滯錯失。付詳定所。準此。

　　《金文最》卷56收錄此文，改題為《集議德運省札》，并注明“貞佑二年”。陳學(xué)霖先生認為，這份省奏可能是貞二年(1214年)初德運論辯開始之前呈給宜宗的。我覺得上述結(jié)論還值得斟酌。據(jù)我判斷，這段文字不應(yīng)該是《大金德運圖說》的原文。《大金德運圖說》收錄的是宣宗貞佑二年討論德運的檔案材料，系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而根據(jù)以下三點內(nèi)容，可以完全排除這份省奏作于貞佑二年的可能性。

　　第一，如上所述，金朝德運之確定，最遲不晚于世宗大定三年，而省奏謂“方今并有遼、宋，統(tǒng)一區(qū)夏，猶未定其所王”，則顯然是世宗以前的口氣。

　　第二，“伏睹今來方以營造都邑并宗廟社稷”句，對于確定該省奏的系年很有幫助。貞佑二年宣宗迫于蒙古的軍事進攻而臨時決定遷都南京，是一個非常倉促的行動，根本來不及進行土木建設(shè)；況且宣宗南遷在當時被稱為“巡幸南京”，金朝政府從不承認遷都南京的事實，按照官方的說法，南京只是“行宮”而已，故“營造都邑”肯定不是指營建南京。至于金朝前期的國都上京會寧府，規(guī)模相當簡陋，從未進行過認真的“營造”。惟有海陵王遷都之前曾對新都燕京城進行過大規(guī)模建設(shè)，時在天德三年至貞元元年間(1151-1153年)。

　　第三，省奏提到的“詳定內(nèi)外制度儀式所”也有助于判斷其大致年代。此官司在《金史》中缺乏明確記載，僅見于《大金集禮》卷40“朝會”門:“天眷二年五月十三日，詳定內(nèi)外制度儀式所定到常朝及朔望儀式?！庇只式y(tǒng)三年(1143年)《時立愛墓志銘》云:“特進翰林學(xué)士承旨知制誥兼太常卿修國史詳定內(nèi)外制度儀式上柱國郇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臣宇文虛中奉敕撰?！睋?jù)此判斷，詳定內(nèi)外制度儀式所應(yīng)是熙宗天眷改制時創(chuàng)建的一個機構(gòu)，估計至海陵初仍然存在。

　　綜上所述，我認為這份尚書省奏當作于海陵王天德三年至貞元元年間，被四庫館臣錯誤地輯入了《大金德運圖說》；至于它原來出自《永樂大典》所引的哪部金朝典籍，則不得而知。該省奏表明，海陵初年雖已慮及德運問題，但“猶未定其所王”，即尚未確定其德運所尚。由此可見，金朝之奉行金德，當始于海陵末或世宗初。

　　不過，關(guān)于章宗以前的金朝德運，還有其他不同說法。張棣《金虜圖經(jīng)》說:“虜人以水德，凡用師行征伐，旗幟尚黑，雖五方皆具，必以黑為主。”張棣是“淳熙中歸明人”，淳熙共十六年(1174-1189年)，淳熙十六年即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故張棣所稱金為水德，應(yīng)該就是說的世宗時期的情況。又《新編宣和遺事前集》宣和五年下有這樣一個故事:徽宗某日與林靈素同游廣寒宮，見二人對坐弈棋，“一人穿紅，一人穿皂，……那著紅者乃南方火德真君霹靂大仙趙太祖也，穿皂者乃北方水德真君大金太祖武元皇帝也”，最后穿皂者勝出，并贏得了天下。《宣和遺事》是南宋說話人的講史本子，今本成書可能較晚，但總歸反映的是南宋時代的民間傳說。

　　陳學(xué)霖先生首先注意到上述材料，并對金朝水德說提出了一個嘗試性解釋:也許金朝前期曾宣稱繼承遼之水德，直至章宗時才更定為土德。這種解釋不夠圓滿。首先，章宗泰和二年以前奉行金德，有相當確鑿的證據(jù)，乃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其次，五德終始說的基本理念就是以德運的轉(zhuǎn)移來解釋王朝的嬗代，襲用前朝之德運在五運說上是講不通的。因此，我們必須為上述史料尋求新的答案。

　　我認為，金德說是章宗泰和二年以前由金朝政府認可的本朝德運，而《金虜圖經(jīng)》和《宣和遺事》的水德說則分別代表金、宋兩國民間的說法。金朝雖自世宗初年已奉行金德，并規(guī)定“以丑為臘”，但似乎并沒有像后來章宗更定德運時那樣“詔告天下”，故一般士民未必家喻戶曉。金、宋兩國民間流行的金朝水德說，應(yīng)是建立在五德相勝說的基礎(chǔ)之上的。自劉歆改五德相勝為五德相生后，雖被漢魏以下歷代王朝所沿襲，但民間歷來還是多以五德相勝來解釋王朝的更替興衰，金、宋兩國都有這樣的例子。金宣宗貞佑二年重議德運時，反對金德者所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謂宋或為火，以金忌于火為避”，即是說宋自稱火德，火克金，故本朝不宜為金德。金代朝野間有一個傳說，謂完顏阿骨打起兵之初，“曾遣人詣宋相約伐遼，仍請參定其國之本號，時則宋人自以其為火德，意謂火當克金，遂因循推其國號為金”。這一傳聞雖未必可靠，但它真實反映了五德相勝的流行觀念。又《宋季三朝政要》卷6論宋之興亡云:前宋以丙午、丁未(指靖康元年、二年)而遭金禍，推論五行者，謂宋以火德王，故能水勝火。其后丙午、丁未，則上下兢兢以度厄運。今以丙子、丁丑(指宋端宗景炎元年、二年)歸大元，豈非子者午之對、丑者未之對，而納音亦有水勝火之義乎？

　　在術(shù)數(shù)理論中，丙丁屬火。按納音五行說，北與西北之水而克西與西南之火，午為火旺之地，未為火衰之地，由午趨未，正是火由盛轉(zhuǎn)衰之時；又丙子、丁丑曰澗下水，乃水旺之地，而子、丑在方位上又恰與午、未相對，暗寓以水勝火之意。因此這幾個年份皆被視為火德衰敗之征。《宋季三朝政要》出自一位佚名的南宋遺民之手，他的這段史論不僅僅反映了宋人五德相勝的固有觀念，同時也是金朝水德說的一個極好注腳，與《宣和遺事》的故事可以互證。(注:金朝水德說也許還可以有另外一種解釋，即宋為火德，張邦昌楚國為土德，劉豫齊國為金德，而金朝承齊國之統(tǒng)為水德。章宗和宣宗朝討論德運時，都有人主張應(yīng)考慮楚國、齊國的五行之序，若金朝民間存在這樣一種解釋模式，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此外，章宗以前的金朝德運，還有火德一說。貞佑四年(1216年)，遼東宣撫司參議官王澮提出:“本朝初興，旗幟尚赤，其為火德明矣。”宣宗就此事征詢禮部的意見，禮部尚書張行信謂“澮所言特狂妄者耳”。王澮是金末名士，號稱“通星歷緯讖之學(xué)”?；鸬轮f恐怕只是他的臆測之詞，并沒有什么憑據(jù)，何況金朝前期根本就沒有德運觀念呢。

　　章宗朝的德運之爭，自明昌四年(1193年)至泰和二年(1202年)，幾經(jīng)討論，歷時十年，才最終更定金德為土德，這是金朝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有關(guān)德運論辯的始末，陳學(xué)霖先生已有詳細闡述。但此次德運之爭的真正動因，目前還沒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金朝自世宗初年奉行的金德，其基本理據(jù)是“祖訓(xùn)”，即以太祖所創(chuàng)“大金”國號附會金德。在章宗朝和宣宗朝的德運之爭中，“祖訓(xùn)”始終是金德派的主要武器。除了祖訓(xùn)，文化傳統(tǒng)也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上文說過，大定十五年冊封長白山冊文即有“闕惟長白，載我金德”之語，長白山是女真人心目中的發(fā)祥地，將長白山與金德聯(lián)系到一起，顯示出女真統(tǒng)治者在接受漢文化與保守傳統(tǒng)文化之間的兩難選擇。金世宗完顏雍是女真民族傳統(tǒng)的堅定捍衛(wèi)者，為了遏止女真人迅速漢化的趨勢，他在位期間曾發(fā)起一場女真文化復(fù)興運動。附會“祖訓(xùn)”、依傍傳統(tǒng)而奉行金德的做法，非常符合他的政治傾向。但是，金德說有一個根本的缺陷，即“不問五行相生之次”(黨懷英語)，“不論所繼，只為金德”(李愈語)，在五運說上是站不住腳的。這說明世宗時期女真人的漢化還不夠徹底，他們的德運觀念似是而非，但求兼容民族傳統(tǒng)，而不在乎它是否切合五德轉(zhuǎn)移政治學(xué)說的真諦。

　　女真漢化至章宗時代趨于成熟，章宗是金朝皇帝中漢學(xué)造詣最深的一位，他對五德終始說的理解顯然要比他的前輩們深刻得多。想必章宗已經(jīng)意識到了，世宗以來奉行的德運其實并沒有真正解決金朝的正統(tǒng)問題。既然金德說不論所繼、不問五行相生之次，那么金朝的正統(tǒng)就沒有傳承、沒有根據(jù)，如此粗陋的正統(tǒng)論怎么能讓天下人信服呢？要想與中原王朝的政治傳統(tǒng)和文化傳統(tǒng)完全接軌，就必須將金朝真正納入五德終始說的德運體系，因此重新確定本朝德運可謂是章宗的當務(wù)之急。

　　從章宗朝的德運論辯過程及其最終選擇，可以更加細微地品味出此次德運之爭的蘊涵。根據(jù)《大金德運圖說》的記載，當時主要是三派意見相持不下:一派堅持傳統(tǒng)的金德說，一派主張承宋火德的土德說，一派主張承遼水德的木德說。世宗以來的金德說有悖于五德終始的理論框架，因此有人想為它尋找新的理據(jù)——承唐之土德而為金德。他們認為，五代國祚短促，不足當?shù)逻\，而宋繼周統(tǒng)為火德，是“自失其序，合為閏位”，故本朝當徑承唐統(tǒng)為金德，如此既解決了正統(tǒng)問題，同時又符合“太祖圣訓(xùn)”。此說雖可兩全，但把五代甚至宋朝都排除在正統(tǒng)王朝之外，肯定不會得到廣大漢人的認可，故章宗謂“繼唐底事，必定難行”。繼承遼統(tǒng)的木德說，注定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主張。從章宗泰和二年的敕旨來看，似乎他對承宋統(tǒng)還是承遼統(tǒng)基本上持不偏不倚的態(tài)度:“繼宋底事，莫不行底么？呂貞旱所言繼遼底事，雖未盡理，亦可折正?！比欢鴵?jù)元好問說，呂貞旱“在史館論正統(tǒng)，獨異眾人，謂國家止當承遼，大忤章廟旨，謫西京運幕”。揣度章宗的本意，無非是認為正統(tǒng)在宋而不在遼，他的立場是內(nèi)華外夷，只是他不愿公開承認這一點罷了。此次德運論辯實際上主要是金德、土德之爭，呂貞旱提出木德說純屬節(jié)外生枝，難怪惹得章宗很惱火。歷經(jīng)十年的反復(fù)論爭，章宗最終選擇了土德，宣稱金滅北宋，趙宋火德已絕，故本朝當承宋統(tǒng)為土德。

　　綜觀這場曠日持久的德運之爭，其初衷是要解決金王朝的正統(tǒng)問題，而在此過程中卻面臨著兩種文化的抉擇。金德、土德之爭，其實質(zhì)是保守女真?zhèn)鹘y(tǒng)文化還是全盤接受漢文化的分歧。摒棄木德說，更是標志著金朝統(tǒng)治者文化立場的轉(zhuǎn)變:從北方民族王朝的立場徹底轉(zhuǎn)向中國帝制王朝的立場。泰和七年(1207年)罷修《遼史》，是對這一轉(zhuǎn)變的最好詮釋。金朝前期以遼朝的繼承者自居，《金史·完顏宗憲傳》謂金初“朝廷議制度禮樂，往往因仍遼舊”。金人張棣說:“金虜有國之初，立法設(shè)刑，悉遵遼制。”元人蘇天爵也說:“金之制度，大抵多襲遼舊?！卑凑罩袊穼W(xué)的傳統(tǒng)觀念，某個王朝纂修前朝的歷史，就無異于承認本朝是前朝法統(tǒng)的繼承者。金朝兩度纂修《遼史》，亦可如此理解。其中第二次從大定二十九年至泰和七年，前后竟達18年之久，馮家升先生認為這與當時德運之爭遲遲未有定論大有關(guān)系。按《金史·章宗紀》的說法，《遼史》修成于泰和七年十二月，但實際上并未真正完成。金朝末年的修端說:“(章宗)選官置院，創(chuàng)修《遼史》。后因南宋獻馘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間宋祚已絕，當承宋統(tǒng)，上乃罷修《遼史》?！弊C以《金史·章宗紀》，泰和七年十一月，南宋因開禧北伐失敗而求和，金朝要求南宋“函(韓)侂胄首以贖淮南故地”。這就是“罷修《遼史》”的直接起因。愛宕松男氏指出，泰和二年德運之爭的最終結(jié)果是章宗罷修《遼史》的根本原因，這種看法頗有道理。

　　金朝的德運之爭與北魏王朝的歷史有著非常相似的一面。公元398年，拓跋珪稱帝，定國號為魏，以曹魏繼承者自居，“群臣奏以國家繼黃帝之后，宜為土德”。一說尚土德的真正原因是曹魏承漢火德為土德，故北魏亦從土德之運。不管是繼黃帝之后還是承曹魏之統(tǒng)，尚土德在五運說上都是不能成立的，這說明當時鮮卑人對五德轉(zhuǎn)移的政治理念還缺乏深刻的理解。至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已經(jīng)全盤漢化的北魏王朝為了與中原王朝的政治傳統(tǒng)真正接軌，重新討論德運問題。當時一派主張曹魏土德—西晉金德—石趙水德—慕容燕木德—苻秦火德—拓跋魏土德，另一派則主張曹魏土德—西晉金德—拓跋魏水德。孝文帝最終接受了后一種意見，遂改土德為水德。這場德運之爭的結(jié)果，意味著鮮卑王朝已從北方民族王朝的立場徹底轉(zhuǎn)向了中國帝制王朝的立場。否定前一種意見，等于將十六國排除在正統(tǒng)之外；承西晉之統(tǒng)，才真正找到了北魏正統(tǒng)的理據(jù)，也比較容易為廣大漢人所接受，可以理直氣壯地與南朝爭華夏之正統(tǒng)。七百年后金朝的德運之爭，幾乎可以說是北魏歷史的翻版。

　　既然章宗泰和二年已更定金德為土德，并鄭重其事地詔諭天下、告于宗廟，為何僅僅相隔十余年，宣宗又要重議德運？馮家升先生認為，章宗雖改定土德，但當時士大夫多以有違祖訓(xùn)，“故宣宗即位，復(fù)慫恿重議”。這種猜測是有道理的。在泰和二年改定德運后，主金德者不肯善罷甘休，力圖為金德說尋找新的理據(jù)，當時朝廷士大夫間有一種說法，“以謂汴宋既亡，劉豫嗣掌齊國，本朝滅齊，然后混壹中原”，故齊國當承宋之火德，金朝當承齊之土德，是以“本朝合為金德”。貞佑二年(1214年)春的德運議，純粹是金德、土德之爭，主金德者除了繼續(xù)堅持遵循祖訓(xùn)或徑承唐統(tǒng)的舊說，又有抹捻兀典等六位女真臣僚聯(lián)名提出一個新的折衷方案，認為后唐非李唐之苗裔，不當強附于土德，故“后唐當為金，石晉為水，劉漢為木，后周為火，亡宋為土，……則本朝取宋，自為金德”。這一主張既符合金承宋統(tǒng)的既定方針，又不違背祖訓(xùn)，不失為折衷金德、土德之爭的一種較好選擇。但由于時局的迅速變化，宣宗被迫于是年五月遷都開封，此次德運之爭大概也就不了了之了。金史·宣宗紀》興定四年(1220年)十二月庚辰有“臘，享于太廟”的記載，可見金朝后期仍繼續(xù)奉行章宗確定的土德，以辰為臘?？偠灾懹佣甑牡逻\論辯只不過是章宗朝金德、土德之爭的一個余波而已。

　　三、由元修三史引起的正統(tǒng)之辨

　　雖然遼、金兩國對本朝的正統(tǒng)地位都有自己的一套解釋，但就在金朝亡國的當年，有關(guān)宋遼金對峙時代正統(tǒng)歸屬的爭議就開始了。蒙古太宗六年(1234年)九月十五日，在東平府幾位金朝遺民的一次聚會當中，有人提出了一個敏感的問題:“金有中原百余年，將來國史何如？”或曰:“金于《宋史》中，亦猶劉、石、苻、姚一載記爾。”在座的燕山人修端對此頗不以為然，遂針對這種觀點闡明了他的三史正統(tǒng)論:遼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奪，復(fù)承晉統(tǒng)，加之世數(shù)、名位遠兼五季，與宋相次，而終當為《北史》。宋太祖受周禪，平江南，收西蜀，白溝迤南，悉臣于宋，傳至靖康，當為《宋史》。金太祖破遼克宋，帝有中原百余年，當為《北史》。自建炎之后，中國非宋所有，宜為《南宋史》。

　　這場爭論預(yù)示著，宋遼金正統(tǒng)問題將成為中國史學(xué)史上一道相當棘手的難題。

　　眾所周知，自世祖時期起，元廷屢次議修宋遼金三史，均因正朔義例之爭而不得不擱置。其間的主要分歧仍舊是自金朝亡國之日起就已產(chǎn)生的兩種對立觀點:究竟應(yīng)當獨尊宋為正統(tǒng)呢？還是應(yīng)當將宋與遼金視為南北朝呢？甚至連當時的科舉考試都涉及了這個問題:“趙宋立國三百余年，遼金二氏與之終始。……廷議將并纂三氏之書，為不刊之典。左氏、史遷之體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奪何以辨？諸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備采擇。”可見這確實是元朝士人非常關(guān)心的一個話題。后來虞集提出了一個回避爭論的設(shè)想:“間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蓋互以分合論正統(tǒng)，莫克有定。今當三家各為書，各盡其言而核實之，使其事不廢可也，乃若議論則以俟來者。諸公頗以為然。”這一動議的提出，大約是文宗時期的事情?？梢娙犯髯猿蓵霓k法，當時史館中醞釀已久，并非脫脫的發(fā)明。直到至正三年(1343年)，脫脫最終采納了這種意見?！陡晖馐贰肪砩显?“先是諸儒議論三國正統(tǒng)，久不決。至是脫脫獨斷曰:‘三國務(wù)與正統(tǒng)，各系其年號?！h者遂息?！?/p>

　　然而宋遼金三史的正統(tǒng)之爭并未因此而平息，脫脫的這一決定遭到了朝野人士的激烈批評，其中最著名的反對派當屬楊維楨。當三史剛剛問世之時，楊維楨就寫成《正統(tǒng)辨》一文，直言不諱地予以抨擊。他認為，“今日之修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于正統(tǒng)與大一統(tǒng)之辨矣”，“三史雖云有作，而一統(tǒng)猶未有歸”。按照他的主張，宋遼金三史理應(yīng)取《晉書》之義例，“挈大宋之編年，包遼金之紀載”。元人論宋遼金正統(tǒng)者往往會涉及一個敏感的問題，即蒙元王朝的正統(tǒng)究竟是來自于宋還是來自于遼金？這實際上是承中原王朝之統(tǒng)還是承北族王朝之統(tǒng)的問題。楊維楨倡言“論我元之大一統(tǒng)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這是獨尊宋統(tǒng)說的一個理論基礎(chǔ)。《正統(tǒng)辨》在當時是一篇很有影響的文章，據(jù)楊維楨自己說:“仆所著三史統(tǒng)論，禁林已韙余言，而司選曹者，顧以流言棄余?！彪m然我們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樣的流言，但說明此文可能引起了一些非議。不過當時支持楊維楨者大有人在，陶宗儀就曾對《正統(tǒng)辨》一文給予高度評價:“可謂一洗天下紛紜之論，公萬世而為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終不見用。后之秉史筆而續(xù)《通鑒綱目》者，必以是為本矣。”這種評價可以代表元朝相當一部分漢族士人的正統(tǒng)觀念。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遼金三史的纂修者中，也有一些人對“三國各與正統(tǒng)”的原則持有異議。身為三史總裁官的歐陽玄，在看到楊維楨《正統(tǒng)辨》之后說:　“百年后，公論定于此矣。”其真實態(tài)度于只言片語間流露無遺。至正三年，周以立、解觀由翰林編修危素薦入史館，與修宋遼金三史，二人先后上疏，力主尊宋為正統(tǒng)。當時史館中的爭論焦點主要集中在元朝當承宋統(tǒng)還是當承金統(tǒng)的問題上，周、解二人以為“遼與本朝不相涉，……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然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后而事體重”，故理當承宋之統(tǒng)。這與楊維楨的觀點如出一轍。但他們的意見并沒有得到采納，“時任事多右金統(tǒng)，又夷夏之辨，當時所諱。書上，大忤群公”，于是二人先后離去。據(jù)說“當時惟揭文安公與二公言合，同館皆嘩然以為狂，揭公深是之而不能主也”。這里說的揭文安公就是三史總裁官揭傒斯，可見他也是一位持不同見解的當事人。

　　宋遼金三史問世后不久，就有人以其義例未當而準備重修。據(jù)說周以立曾有此打算，后因故未果。至正十年(1350年)，在脫脫三史成書僅五年之后，以重新建構(gòu)宋遼金正統(tǒng)體系為主要目的的陳桱《通鑒續(xù)編》便已告成。張紳序?qū)Υ藭u價甚高，謂脫脫三史雖有成書，但“正統(tǒng)卒不能定，至今大夫士雖以為慊，然終未有能持至當一定之論，以驅(qū)天下百世之惑者”；而是書“遼金系年宋統(tǒng)之下，以比吳魏之于蜀”，“是可以驅(qū)天下百世之惑矣”?！?strong>通鑒續(xù)編》是元朝官修宋遼金三史行世之后，第一部反其道而行之、獨尊宋統(tǒng)的私家史書，開后來明人改修《宋史》之先河。

　　元人的宋遼金正統(tǒng)觀，除了南北朝說和獨尊宋統(tǒng)說之外，還有一種影響不大的絕統(tǒng)說。元末明初的王祎著有《正統(tǒng)論》一篇，認為自唐之亡而正統(tǒng)絕，北宋合天下于一，可謂得其統(tǒng)，“至于靖康之亂，南北分裂。金雖據(jù)有中原，不可謂居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謂合天下于一?！y(tǒng)于是又絕矣”，及元并有金和宋，“而復(fù)正其統(tǒng)”。絕統(tǒng)說首倡于歐陽修《正統(tǒng)論》，王祎不過在其基礎(chǔ)上加以發(fā)揮而已，并沒有什么新意。

　　總的來看，元代的正統(tǒng)之爭大致上可以分為兩大陣營，其中獨尊宋統(tǒng)派壁壘分明，而王祎的絕統(tǒng)論和脫脫的“三國各與正統(tǒng)”論則比較接近于修端南北朝說的主張。兩種對立的正統(tǒng)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漢人和南人的政治傾向。據(jù)我查證，主張獨尊宋統(tǒng)者無一例外全是南人:楊維楨為會稽(今浙江紹興)人，陶宗儀為黃巖(今屬浙江)人，歐陽玄為瀏陽(今屬湖南)人，揭傒斯為富州(今江西豐城)人，周以立和解觀均為吉水(今屬江西)人，陳桱為奉化(今屬浙江)人。而首倡南北朝說的修端是燕山(即今北京)人，三史都總裁脫脫則是蒙古人。這種情況決不是偶然的。

　　四、明清時代對宋遼金正統(tǒng)問題的再檢討

　　明代大概是中國歷史上華夷觀念最為強烈的一個時代，比起元人來，明朝士大夫?qū)τ谒芜|金三史更加不能容忍，必欲取代之而后快，這就是明人紛紛重修《宋史》的主要動因。明人重修《宋史》的旨趣不在于訂訛補闕，而在于另創(chuàng)義例，這是明代史學(xué)中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王德毅和陳學(xué)霖先生在分析明人改編《宋史》的時代背景時，都注意到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和民族沖突對史學(xué)觀念的激蕩。明朝初年，一般士人并沒有刻意排斥遼金的傾向。土木之變后，民族情緒高漲，華夷之辨盛行一時。明人改編《宋史》之風，始于正統(tǒng)而盛于嘉靖，與當時民族矛盾的激化顯然有非常密切的關(guān)系。

　　明人重修《宋史》的嘗試始于正統(tǒng)末年南京翰林院侍講學(xué)士周敘。周敘是周以立的后代，“曾祖以立，在元時以宋遼金三史體例未當，欲重修。敘思繼先志，正統(tǒng)末，請于朝，詔許自撰”。在周敘為此事而寫給英宗的奏章中，對他重修《宋史》的目的交待得很清楚:“竊觀宋遼金三史成于前元至正間，當時秉國大臣皆遼金族類，不以正統(tǒng)歸宋，遂分裂為三，而以遼金加于宋首，不愜人心，不協(xié)公論。初修之際，言者雖多，卒莫能改。至今越百年，凡有志史學(xué)正綱常者，未嘗不掩卷憤嘆也?！尻悧J修《通鑒續(xù)編》，既正其統(tǒng)，而三史全書尚仍其舊?！币虼怂ㄗh在南京翰林院組織人員重修《宋史》。英宗的答復(fù)是:“不必擇人，敘其自修?！钡珦?jù)《明史·周敘傳》說，“銓次數(shù)年，未及成而卒”，可見并未最后成書。

　　弘治間，吳縣楊循吉又有重修宋遼金三史之舉。王锜《寓圃雜記》卷6“楊君謙修史”條云:“楊君謙病遼、金、宋三史雜亂蕪穢，不足取信，用《春秋》之法，班、馬之例，刊正其書，筆削甚嚴。謂完顏氏乃中國之讎，罪惡之首，必先從事，漸及遼、宋?！蓖怼熬t出處”條亦謂楊氏“往來金山中，……修《金史》”云云。按楊君謙即楊循吉，楊氏《明史》有傳，但未言及修史事。據(jù)上引“楊君謙修史”條來看，楊氏重修三史當是弘治初年的事情。而此條末又有一段小注說:“此書不成，并其所積所存之書蕩盡，一宇不可見。子孫不肖，惜哉！”考《寓圃雜記》作者王锜年長于楊循吉二十余歲，則此注顯然是后人所加。需要指出的是，這條小注所提供的信息并不準確。據(jù)我判斷，金毓黻先生收入《遼海叢書》第1集中的楊循吉《遼小史》和《金小史》，就正是楊氏重修三史的部分成果。王锜稱楊氏先修《金史》，“漸及遼、宋”，或許《宋史》后來未及成書，但遼、金二史卻保存下來了。《遼小史》和《金小史》是明人僅有的遼金史著作，通過王锜的介紹，我們才知道原來這兩部書也是明人改造三史的結(jié)果。雖然楊循吉沒有像其他諸家新修《宋史》那樣將遼金列為載記，但既稱“小史”，其正閏之分已昭然若揭。錢允治《遼小史序》將作者的寄寓闡發(fā)得非常明白:“今《遼史》修于蒙古，宋金鼎立，不分正閏。于時會稽鐵涯楊先生有《正統(tǒng)論》，我吳郡南峰楊先生所以有《小史》之作也，……其楊氏之忠臣歟！”乾隆間修《四庫全書》時，這兩部書均被列為禁書，想必是因為書中的華夷觀念為清人所不容吧。

　　嘉靖時代是明人重修《宋史》的高峰期。王洙《宋史質(zhì)》、柯維騏《宋史新編》就分別完成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和三十四年。此外還有幾樁有始無終的修史計劃。嘉靖十五年，“廷議更修《宋史》”，世宗命嚴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學(xué)士主其事，但不久嚴嵩離朝，此事遂不了了之。又據(jù)何良俊記載，嘉靖間任南京吏部主事的趙貞吉曾有意改編《宋史》，但后來亦無下文。另外，嘉靖朝的文章大家歸有光也有重修《宋史》的打算，在他的文集中還保存著22篇《宋史》論贊。

　　朝后期仍有多位文人學(xué)士致力于《宋史》的改造工作，但除了王惟儉《宋史記》纂成全帙外，其他諸家均未能成稿。全祖望《答臨川先生問湯氏宋史帖子》云:“明季重修《宋史》者三家:臨川湯禮部若士(顯祖)、祥符王侍郎損仲(惟儉)、昆山顧樞部寧人(炎武)也。”實際上并不止這三家。朱彝尊《書柯氏〈宋史新編〉后》說:“先是，揭陽王昂撰《宋史補》，臺州王洙撰《宋元史質(zhì)》，皆略焉不詳，至柯氏而體稍備。其后臨川湯顯祖義仍、祥符王惟儉損仲、吉水劉同升孝則咸有事改修，湯、劉稿尚未定?！彪m然這些重修《宋史》的計劃大都沒有最后完成，但從各種有關(guān)記載來看，作者的宗旨基本上是相同的。

　　在明人修成的幾種宋史中，以王洙《宋史質(zhì)》和柯維騏《宋史新編》影響最大，同時這兩部書也最能代表明人的正統(tǒng)觀念?！端问焚|(zhì)》以遼金入《夷服》，其《敘略》曰:“先王嚴五服之制，所以謹華夷之辨也。……元人合遼、金、宋為三史，且以外國名，非制也，茲黜之?！薄端膸烊珪偰俊穼⒋藭腥氪婺?，提要說:“是編因《宋史》而重修之，自以臆見，別創(chuàng)義例。大旨欲以明繼宋，非惟遼、金兩朝皆列于外國，即元一代年號亦盡削之。而于宋益王之末，即以明太祖之高祖追稱德祖元皇帝者承宋統(tǒng)?！奶沏Ｖ?，縷指難窮。自有史籍以來，未有病狂喪心如此人者。其書可焚，其板可斧。”四庫館臣對《宋史質(zhì)》的嚴厲批判反襯出王洙的華夷觀念是如何的偏執(zhí)。《宋史新編》的旨趣與《宋史質(zhì)》非常相似，該書《凡例》第一條詳細闡釋了作者的宋遼金正統(tǒng)觀:“宋接帝王正統(tǒng)，契丹、女真相繼起西北，與宋抗衡，雖各建號，享國二百年，不過如西夏元昊之屬，均為邊夷。宋國史有契丹、女真?zhèn)?，實因前史舊法。元人修《宋史》，削遼、金各自為史，稱帝、書崩、與宋并，時號三史。蓋主議者以帝王之統(tǒng)在遼金也?！駮窞橐唬运螢檎?，遼、金與宋之交聘、交兵，及其卒、其立，附載本紀，仍詳君臣行事為傳，列于外國，與西夏同，庶幾《春秋》外夷狄之義云?！笨荡蠛汀端问沸戮幒笮颉窐O口稱贊此書“尊宋之統(tǒng)，附遼金為外國傳，尤為得義例之精”云云，這正是此書最為明人所看重的地方。

　　宋遼金正統(tǒng)問題的討論毋寧說是明代士人華夷觀念的一種表達方式和一個宣泄渠道。與元朝正統(tǒng)之辨所不同的是，這個問題的結(jié)論在明代幾乎是沒有爭議的。因此，徹底顛覆宋遼金三史的正統(tǒng)體系，自然是明朝士大夫汲汲于心的一件事情。

　　在以異族入主中原的清朝，如何看待宋遼金正統(tǒng)，是一個微妙而又頗有忌諱的話題。清朝前期，有意提高遼金王朝的歷史地位。順治二年(1645年)，增祀遼太祖、金太祖、金世宗于歷代帝王廟；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又增祀遼太宗、景宗、圣宗、興宗、道宗及金太宗、章宗、宣宗。梁啟超在《新史學(xué)·論正統(tǒng)》中曾就此事做過分析:“本朝以異域龍興，入主中夏，與遼、金、元前事相類。故順治二年三月議歷代帝王祀典，禮部上言，謂遼則宋曾納貢，金則宋嘗稱侄，帝王廟祀，似不得遺。骎骎乎欲偽宋而正遼金矣?！痹谶@樣一種時代氛圍下，漢族士人很少對宋遼金正統(tǒng)問題發(fā)表意見。我們注意到，雖然清人也有若干種改編訂補《宋史》的著作，但其主旨不外乎糾謬補遺、刪繁存簡，而不是像明人那樣在義例上做文章。

　　然而清朝統(tǒng)治者的正統(tǒng)觀并非是一成不變的，清高宗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和態(tài)度尤其值得注意。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圍繞著楊維楨《正統(tǒng)辨》的評價問題，曾發(fā)生過一場意味深長的爭論?！端膸烊珪分兴铡遁z耕錄》，因載有楊維楨《正統(tǒng)辨》，故深為館臣所忌，文淵閣本書前提要云:“第三卷中載楊維楨《正統(tǒng)辨》二千六百余言，大旨欲以元承南宋之統(tǒng)，而排斥遼金。考隋先代周，繼乃平陳，未聞唐宋諸儒謂隋承陳不承周也。持論殊為紕謬?！駝h除此條，用昭公義焉。”高宗在看到這篇提要后，專門寫了一篇上諭來理論這個問題。他認為四庫館臣的正統(tǒng)論“似是而非”，并謂楊維楨《正統(tǒng)辨》“欲以元繼南宋為正統(tǒng)，而不及遼金，持論頗正，不得謂之紕謬”。且看他是如何解釋的:夫正統(tǒng)者，繼前統(tǒng)受新命也。東晉以后，宋、齊、梁、陳雖江左偏安，而所承者晉之正統(tǒng)，其時若拓跋魏氏地大勢強，北齊、北周繼之，亦較南朝為甚，而中華正統(tǒng)不得不屬之宋、齊、粱、陳者，其所承之統(tǒng)正也。至隋則平陳以后，混一區(qū)宇，始得為大一統(tǒng)?！劣谒文隙珊笃幣R安，其時遼、金、元相繼起于北邊，奄有河北，宋雖稱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統(tǒng)，遼、金不得攘而有之也。

　　這段話把高宗的正統(tǒng)觀表達得再透徹不過了。高宗非常清楚館臣所忌諱的是什么，可他并不諱言本朝的異族出身，因為他對清王朝的正統(tǒng)性另有說法:“我朝為明復(fù)仇討賊，定鼎中原，合一海宇，為自古得天下最正。……然館臣之刪楊維楨《正統(tǒng)辨》者，其意蓋以金為滿洲，欲令承遼之統(tǒng)，故曲為之說耳。不知遼、金皆自起北方，本非所承繼，非若宋、元之相承遞及，為中華之主也。”顯然，到了乾隆時代，清朝統(tǒng)治者的正統(tǒng)觀念已經(jīng)發(fā)生蛻變，他們從北方民族王朝的立場徹底轉(zhuǎn)向了中國大一統(tǒng)王朝的立場；所以在高宗看來，清朝與遼、金這些北族王朝之間既沒有任何傳承關(guān)系，也沒有任何共同點，清王朝的正統(tǒng)乃是來自于中原王朝。于是高宗諭令館臣，不但《輟耕錄》中所載楊維楨《正統(tǒng)辨》不必刪除，而且還應(yīng)將此文補入楊氏《東維子集》，并讓館臣把他的這篇上諭分別抄錄于《輟耕錄》和《東維子集》卷首。

　　其實早在乾隆三十八年，高宗就已對宋遼金正統(tǒng)問題發(fā)表過明確見解:“夫宋雖南遷，正統(tǒng)自宜歸之宋。至元而宋始亡，遼金固未可當正統(tǒng)也。”這段話出自他的一首題為《題〈大金德運圖說〉》的詩序中，可能不大為人所知，故四庫館臣在涉及遼金史事時仍不免心存忌諱。自乾隆四十六年以后，高宗多次向臣下公開表達他的上述觀點。是年十月，他在抽查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時，指出《契丹國志》“體例書法訛謬”的問題:“大書遼帝紀元于上，而以宋祖建隆等年號分注于下，尤為紕謬。夫梁、唐、晉、漢、周僭亂之主，享國日淺，且或稱臣、稱兒、稱孫于遼，分注紀元尚可。若北宋則中原一統(tǒng)，豈得以《春秋》分國之例，概予分注于北遼之下？”《契丹國志》帝紀部分原是以遼朝紀年為綱，而將北宋年號分注其下，高宗因主張正統(tǒng)在宋不在遼，故對這種體例極為不滿，于是命館臣將《契丹國志》一書撤出來加以改纂。乾隆四十七年四月，高宗在為改譯遼金元三史所作的序中，再次明確否定遼金王朝的正統(tǒng)性:“夫遼、金雖稱帝，究屬偏安。”

　　在如何看待宋遼金正統(tǒng)的問題上，清高宗與明代士人可謂殊途而同歸。明人之所以對宋遼金正閏耿耿于懷，主要是受其華夷觀念的主宰，他們強調(diào)的是“嚴夷夏之大防”；而清高宗之所以要否定遼金正統(tǒng)，則主要是緣于他的文化立場，他自認代表華夏正統(tǒng)，信奉的是“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的信條。長期以來，人們對清朝統(tǒng)治者的正統(tǒng)觀念缺乏深入的了解，總是想當然地認為他們的立場必定是傾向于遼金元這些北族王朝的，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簡單。如金毓黻先生謂《四庫全書》將《宋史質(zhì)》和《宋史新編》列入存目，乃是因為這兩部書“尊宋統(tǒng)、抑遼金，大觸清廷之忌，意甚顯然”，這個斷語就似是而非。因為清高宗同樣也是“尊宋統(tǒng)、抑遼金”的，他不喜歡的只是明人那種狹隘的華夷觀念罷了。

　　自晚清至民國，由于民族主義思潮盛行，傳統(tǒng)的華夷觀念又開始抬頭，于是明人的宋遼金史觀在知識分子中引起了共鳴。金毓黻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宋遼金史》一書，開篇《總論》首先討論正統(tǒng)問題，并全盤接受了明朝史家的觀點，主張當“以宋史為正史，即用元人楊維楨之議，‘挈大宋之編年，包遼金之紀載’，如明人改修之例是也”。又謂“明人改修《宋史》，取材未備，而體例極善。將來重修之新《宋史》，取材或勝于舊作，而體例終無以易之”云云。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國史學(xué)史》中，竟對柯維騏《宋史新編》有如此的期許:“可取柯書列于正史，而稱為《新宋史》。柯劭忞之《新元史》，藉政府之力得入正史，則維騏之作，何為而不得列入正史？前后二柯，互相輝映，吾知終必有實現(xiàn)之一日也?！辈贿^我們注意到，這兩部書都寫成于抗戰(zhàn)時期。在那樣一個特殊的年代，歷史學(xué)家慣于以他們所擅長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民族情感，而宋遼金正統(tǒng)之辨不過是充當了一個載體而已。

　　本文引自北京大學(xué)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劉浦江《德運之爭與遼金王朝的正統(tǒng)性問題》。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xué)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xué)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三至十四世紀中國歷史的多元文化環(huán)境研究”課題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