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

毛公鼎（Duke Mao Tripod），西周晚期毛公所鑄青銅器，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陜西岐山（今寶雞市岐山縣），收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毛公鼎內(nèi)銘文長達四百九十七字，記載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為國獻策之事，被譽為“抵得一篇尚書”。其書法乃成熟的西周金文風格，奇逸飛動，氣象渾穆，筆意圓勁茂雋，結(jié)體方長。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散氏盤

散氏盤，因銘文中有“散氏”字樣而得名。有人認為作器者為夨，又稱作夨人盤。傳清乾隆初年于陜西鳳翔出土。1935年《散氏盤》隨清宮其它文物移交北平故宮博物院，抗戰(zhàn)時曾南遷，現(xiàn)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散氏盤，其銘文結(jié)構(gòu)奇古，線條圓潤而凝煉，字跡草率字形扁平，體勢欹側(cè)，顯得奇古生動，已開“草篆”之端。因取橫勢而重心偏低，故愈顯樸厚。其“澆鑄”感很強烈，表現(xiàn)了濃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學體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虢季子白盤

虢季子白盤，商周時期盛水器，晚清時期出土于寶雞，現(xiàn)收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是鎮(zhèn)館之寶。

虢季子白盤被視為西周金文中的絕品。它的金文排列方式與字形處理方式顯然有別于其他西周銘文，卻與東周后期戰(zhàn)國吳楚文存在著某種相近的格局。比如，它非常注意每一文字的單獨性。線條講究清麗流暢的感覺，而字形卻注重疏密避讓的追求，有些錢條刻意拉長，造成動蕩的空間效果。造型的精練與細密，也使大家驚訝于西周金文中這樣清麗秀逸的格調(diào)。

石鼓文

石鼓文，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發(fā)現(xiàn)于唐初，共十枚，高約二尺，徑約三尺，分別刻有大篆四言詩一首，共十首，計七百一十八字。

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開小篆之先河，在書法史上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變而又尚未定型的過渡性字體。石鼓文被歷代書家視為習篆書的重要范本，故有“書家第一法則”之稱譽。石鼓文對書壇的影響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書家楊沂孫、吳昌碩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風格的。流傳石鼓文最著名的拓本，有明代安國藏的《先鋒》、《中權(quán)》、《后勁》等北宋拓本，現(xiàn)在日本。

嶧山刻石

嶧山刻石又稱元摹嶧山秦篆碑。原立于鄒縣城縣衙大堂，民國初年移入孟廟致敬門內(nèi)，1973年移入啟圣殿內(nèi)保存，現(xiàn)存于鄒城市博物館。

從《嶧山石刻》可以看出，李斯的書法運筆堅勁暢達，線條圓潤，結(jié)構(gòu)勻稱，點畫粗細均勻，既具圖案之美，又有飛翔靈動之勢。書法造詣之高超掩滅先軌，散絕后賢，使一切寫小篆的人皆難入其境，成為后世臨摹學書之佳。

袁安碑

稱“漢司徒袁安碑”。東漢永元四年(公元92)立。原石出土地點不詳，1929年在河南偃師縣城南辛家村發(fā)現(xiàn)，現(xiàn)藏河南博物院。

由于該碑發(fā)現(xiàn)較晚，字口鋒穎如新，書法渾厚古茂，雄樸多姿，線條纖細婉轉(zhuǎn)，體態(tài)遒勁流暢，飄逸圓融中盡顯端莊方正，是漢代篆書的典型代表?，F(xiàn)代書家費聲騫評《袁安碑》：“此碑筆畫瘦勁，纖而能厚，結(jié)體寬博，運筆圓勻，碑字清晰，可供學篆取法善本。”

天發(fā)神讖碑

《天發(fā)神讖碑》又稱《吳天璽記功頌》，三國吳天璽元年(267)刻。吳的最后一位君主孫皓，因天降符瑞而立碑記功。

此碑書法若篆若隸，在節(jié)史上最為奇特。方朔《枕經(jīng)堂金石書畫題跋》曰：“予觀其書，方折盤旋以隸筆而行篆體，戈長劍利中實乃弓燥手柔。張懷靂以沉著痛快目之，良下虛也。”

李陽冰篆書

李陽冰（生卒年不詳），約生于唐玄宗開元年間。他的篆書,“勁利豪爽，風行而集，識者謂之蒼頡后身。”甚至被后人稱為“李斯之后的千古一人”。

在唐代篆書中，李陽冰是成就最高的。謂之“鐵線描。”《三墳記碑》承李斯《嶧山碑》玉筋筆法，以瘦勁取勝，結(jié)體修長，線條遒勁平整，筆畫從頭至尾粗細一致，光滑潔凈，婉曲翩然。

鄧石如篆書

鄧石如（1739或1743—1805，），清代大書法家。

其篆書以《石鼓文》、《泰山刻石》、《嶧山碑》、《開母石闕》為法，并融合漢碑額婉轉(zhuǎn)飄動的意趣，字形方圓互用，姿態(tài)新穎，筆力深雄，婀娜多姿，體勢大度，用筆靈活而富于變化，骨力堅韌，一掃當時呆板纖弱、單調(diào)雷同的積習。又篆從隸入，隸從篆出，自成一家風范。

吳昌碩篆書

吳昌碩（1844.8.1 —1927.11.29），男，原名俊，字昌碩，別號缶廬、苦鐵等，漢族，浙江安吉人。我國近、現(xiàn)代書畫藝術(shù)發(fā)展過渡時期的關(guān)鍵人物，“詩、書、畫、印”四絕的一代宗師，晚清民國時期著名國畫家、書法家、篆刻家，與任伯年、趙之謙、虛谷齊名為“清末海派四大家”。

其書法尤以篆書最為“名世絕品”。他經(jīng)過數(shù)十年的強抱《石鼓》，不拘成法，棄形取神，獨樹一幟，創(chuàng)出了一條全新的路子，使《石鼓文》書法走入了空前絕后的境地。提及吳昌碩的篆書，人們必然會想到《石鼓文》，而一談到《石鼓文》，便不禁聯(lián)想起吳昌碩，兩者結(jié)合得如此緊密，縱觀書法史，恐難找出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