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小說與文化博士、多倫多大學東亞文學系教授胡令毅認為：“《金瓶梅》的作者是誰，潘承玉先生已經(jīng)給我們找到了正確的答案，我們認為縈繞在人們心頭四百余年的《金瓶梅》作者之謎也是該破解的時候了?！?/p>

《金瓶梅》作者之“徐渭說”

潘承玉《金瓶梅新證》出版于1999年，書中他詳細論述了《金瓶梅》作者之“徐渭說”。河南大學文獻信息研究所研究員邢慧玲在閱讀了潘承玉此書后，特地從河南趕到紹興。

看了紹興的城市結(jié)構(gòu)，邢慧玲驚嘆小說中所描寫的“一府兩縣”格局和“縣前街”、“東街”、“大街口”、“獅子街”、“燈市”以及“五里原”等等內(nèi)外景觀布置在紹興城幾乎全部找到實景?？赐晷煳纪砟旯示印扒嗵贂荨?，邢慧玲驚呼：“《金瓶梅》中西門府所在地就在紹興！我要潛心研究，將畢生精力獻給徐渭，獻給《金瓶梅》的作者徐渭！”

《金瓶梅新證》為何讓邢慧玲如此信服？

在《金瓶梅新證》中，潘承玉對《金瓶梅》文本進行了全面細致地分析，列表詳細對比小說中關(guān)于佛教與道教描寫前后的變化。

通過對比，潘承玉提出：《金瓶梅》所寫年代是由佛教長期失勢轉(zhuǎn)而得勢，道教長期得勢轉(zhuǎn)失勢的時代。小說所反映的時代跨嘉、隆、萬三朝而以嘉靖朝為主，全書定稿約在萬歷十七年后，進而得出結(jié)論：作者非嘉靖或者萬歷年代人物，應當是一位生平跨嘉、隆、萬三朝而主要生活在嘉靖朝的人。

《金瓶梅》中，涉及小曲27支、小令59支、散套20套30種，涉及《西廂記》、《兩世姻緣》等戲劇作品24部。

很多場合，人們應該說、罵、哭的時候，作者難掩戲曲創(chuàng)作的沖動，以“曲”代之，創(chuàng)作出眾多戲曲；《金瓶梅》在人物描寫上惟妙惟肖，巧妙運用了繪畫中的白描技法，清代著名文學評論家張竹坡說：“讀《金瓶梅》，當看其白描處。子弟能看其白描處，必能做出異樣省力巧妙文字也”；除了詩、詞曲、駢文等文學性文體，《金瓶梅》作者運用了部分非文學性應用文體，其中多為官場用文，如第四十八回曾御史的奏章，“違越光儀，倏忽一載。知己難逢，勝游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

根據(jù)以上三點，潘承玉提出：《金瓶梅》的作者除了是位小說家，必定還是一位嫻熟的戲曲作家、畫家和善于寫作官場應用文的幕客。

關(guān)于小說的地理原型潘承玉也做了新的考證。

在《金瓶梅》第一回中，清河縣知縣說武松：“雖是陽谷縣人氏，與我這清河縣，只在咫尺。”武松打虎之事“傳得東平一府兩縣，皆知武松之名”。

在明朝，“一府兩縣”在同一城的現(xiàn)象并不多見，小說中東平府含有兩個縣治，陽谷縣與清河縣，西門府所在地為清河縣。小說中雖明確說明西門慶所住地址為“大宋國山東清河縣牌坊”，但是明朝時，東平府并非“一府兩縣”的格局，由此認為小說所寫故事的發(fā)生地即山東清河縣的觀點不嚴密。

如果西門府不在山東，那么小說地理原型究竟在哪里？

潘承玉查遍明代各史，發(fā)現(xiàn)整個北方地區(qū)僅有順天、西安兩府，南方地區(qū)有應天、蘇州、杭州、湖州與紹興五府，存在“一府兩縣”現(xiàn)象。

為了確定具體原型到底是哪座城市，潘承玉繼續(xù)尋找《金瓶梅》中的線索。

小說第四十八回中寫道：“（東平府）調(diào)委陽谷縣丞狄斯彬，沿河查訪苗天秀尸體下落”，“巡訪到清河縣城西河邊”，由此得出兩縣治的具體方位是：清河在東，陽谷在西，兩縣中間有界河。

明朝，在可查證的“一府兩縣”的府城中，兩縣治呈東西向排列于府治兩側(cè)，并以河為界，只有紹興一府。

通過對小說文本與明朝史實的研究，潘承玉提出顛覆金學界傳統(tǒng)論斷的新觀點：《金瓶梅》中所描寫的地理原型非山東清河縣，而是浙江紹興市。

至此，小說中婦女唯一發(fā)型為“杭州簪”，向西門慶借銀子的“杭州劉學官”又稱“前邊劉學官”等等，與小說第七十四回，薛姑子宣卷講到：“這趙郎見詞不能依隨，一日作別起身，往山東買豬去”，與第九十四回，媒婆薛嫂聽人說：“我那邊下著一個山東賣棉花客人。”與小說地理原型為紹興在邏輯上完全吻合。因為，只有是紹興主人才會對朋友說我這邊有個山東客人，山東主人沒必要故意稱對方客人是山東客人，只有在江南杭州附近滿足“一府兩縣”格局的紹興，才會稱“杭州劉學官”為“前邊劉學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