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談禮規(guī)婚制的真實性與科學性

歷史真說

所謂禮規(guī)婚制，是指源于周禮之規(guī)定，由國家推行的文字性婚配制度。它是對野蠻性無規(guī)矩婚配的有力否定，是中國人繁衍歷史長河中最先創(chuàng)造的絕無僅有的一種文明。

早在三千多年前，周公制禮，根據(jù)中國家庭農耕活動的實踐，史無前例地對中國人的婚配和家庭組建，做出了明確的規(guī)定，推行全國，成了指導中國人文明婚配的指南。

令人極端憎惡的是，周“平王東遷，而周公之大良經法，蕩滅殆盡”（見《中國文書史稿》41頁）。就是說，西周推行的各種規(guī)定與法令，全部被燒掉了。后世人所記載和編纂的書，都是各諸侯國以及民間所保留下來的史料。比如成書的《周禮》、《儀禮》和《禮記》史稱“三禮”，都是后世人對幸存史料的匯集。有無編者個人的思想傾向，不得而知。

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這就是：西周推行規(guī)定規(guī)范民眾（時稱：庶人）和社會行為的禮規(guī)文明，絕不是儒家思想的表現(xiàn)，而是對中國未來社會運作的前瞻性指導。幾百年后，以孔子為首產生的記述性儒學，推崇“克己復禮”，是想把本派的學術思想融入西周的政治制度，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絕不是也不可能是用儒學替代西周的禮規(guī)制度。

所以，后來成書的“三禮”，只能是對這些禮規(guī)文明的傳承性記載，不可能是文藝作品之類的再創(chuàng)造。它所記述的內容，應當認識與認知，是完全可信的。

一、禮規(guī)婚配的主要內容

1、本于婚與原則

《禮記·昏義》記述：“夫禮始于冠，本于婚，重于喪祭，尊于朝聘，和于射鄉(xiāng)，此禮之大體也。”（轉引自《中國法制史》35頁）群眾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

從上述文字可以看出，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把人的婚配看成是人生活動的根本，是成家立業(yè)者家庭的基礎。

有基礎，也就有原則。這就是：

《儀禮·喪服傳》載：“夫妻一體也，……夫妻牉（音判，一半）合也”；“禮記·郊特牲”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轉引自《中國法制史》43頁）。

這段文字講的是禮規(guī)婚配的“一夫一妻”制原則。上篇文章已有敘述，在此不再重敘。

這種把源于家庭生產活動實踐的感性認識，提升到理性認識的高度，并由此制定出禮規(guī)之婚配制度，在全國實施，用以指導未來婚配和家庭組建，在中國古代和外國古代，都是前所未有的。

2、婚配的規(guī)定

《周禮·地官·媒氏》記述①：“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②、“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③、“司男女無夫家者而會之，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文字：轉引自“洛兒的博客”，①、②、③系引者加）

從禮規(guī)①看，婚配的中介人（俗稱：媒人）是萬民之判即未結婚男女各為一半的組合者，傳遞男女婚配的生辰八字，書而告知雙方父母。規(guī)定（令）：結婚年齡男三十，女二十。娶妻入贅（嫁子、入子）者，都要有書面文字即“皆書之”。

從禮規(guī)②看，西周規(guī)定（令）：男女在仲春之時節(jié)可以自由戀愛，選擇婚配對象。對于私奔者，也不加禁止。

但是，若無故違犯規(guī)定即“不用令”，要受到處罰。一是各諸侯國“不用令”；二是各男女“不用令”。凡違犯婚配年齡、沒有媒氏撮合、“嫁子娶妻”入幣純帛超過“五兩”、結婚沒有憑證，都要受罰。

如果把西周婚配規(guī)定的這種文明與現(xiàn)代婚姻制度相比較，就會驚奇的發(fā)現(xiàn)：媒氏與民間傳承至今的媒人別無二致，與城市中的婚介所活動很是相似；所規(guī)定的男女婚配年齡跟現(xiàn)代婚姻法所規(guī)定之年齡也有相似之處；嫁子（男子入贅女方家，女方家同意男方來嫁，時稱入子）娶妻，都要有“皆書之”的文字憑證，起著現(xiàn)代結婚證的作用；而“令會男女”與“奔而不禁”與現(xiàn)代的自由戀愛差不多。

值得一提的是，“嫁子娶妻”都要“入幣純帛”，都要有文字憑證，充分顯示出這種婚配制度所體現(xiàn)的男女平等。

三千年前的西周統(tǒng)治者，給中國人在繁衍方面定出如此科學的規(guī)定，是令人難以想象的。

3、婚配活動的要求

（1）《儀禮·士昏禮》記述：“昏禮下達，納采用雁。”（2）《禮記·坊記》記載：“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3）《禮記·曲禮上》記述：“男女非有妁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娶妻不同姓；故買妾不知名卜之”。（4）“貧者不以貸財為禮，”……。

持批判態(tài)度和立場的文字文化人認為，上述引文的（1）——（3）均是奴隸制和封建制買賣婚姻，必須批判。也許（4）不屑一顧，就不被引用。

在歷史真相說看來，批判奴隸與封建買賣婚姻制度，是正確的，也是十分必要的。關鍵是對買賣婚姻的界定。在商品市場上，買方給錢，賣方給貨，買賣成交。由此，批判論者引用“無幣不相見”和“非受幣，不交不親”作為買賣婚姻的說詞，大批特批。特別是，“買妾不知名卜之”成了封建社會推行買賣婚姻的鐵證，無可非議。

現(xiàn)在看來，這既不符合史實，又與傳承了三千多年的文明禮規(guī)婚配傳統(tǒng)相悖。

相悖之一，男女雙方婚禮下達就要“禮尚往來”，男方給女方禮錢，女方家長接收，用男方的錢置辦嫁妝，有一部分是買，有一部分是女方母親跟有關親屬手工縫制。筆者見過她們一針一線地縫陪紡即嫁妝?，F(xiàn)在回想，那一針一線不僅僅是對男方給錢的回報，重要的是給女兒和女婿打造親情，希望他們和睦相處，白頭偕老?！?span style="color:#0070C0">嫁子”即男子入贅，同樣由女方給錢置辦嫁妝（很簡單，不像娶妻那么復雜）。古代“納采用雁”，是訂婚后，送大雁給對方，意在希望結婚后夫妻兩像大雁一樣兩相廝守，持家不離。這種美好的祝愿，豈是金錢能賣得？

相悖之二，在三千多年的西周初期，周公總結周族人和商殷族人的自然婚配活動，結合農耕家庭經濟運行的現(xiàn)狀，規(guī)定：男方婚配有媒，女方有妁，作為雙方的婚姻介紹人，互相通報男女生辰八字和姓名，盡量避免同姓婚配。沒有媒氏介紹，雙方不交往，時稱“不交”。這里的“交”，一是指交往；二是指性交，避免出現(xiàn)野蠻性猶如牲畜類的性交發(fā)生（現(xiàn)代社會中在麥地里大白天搞通奸，就是猶如牲畜類的性交。筆者曾經經辦過此類案件）。當人們發(fā)現(xiàn)婚前懷孕與日前新聞披露的大白天離崗開房通奸的行為，會打心眼里認識認知“不交”之規(guī)定，是周公指導人們文明婚配的進步表現(xiàn)。

在這里，有“無幣不相見”的文字，被作為批判買賣婚姻的另一個說詞。于是，就省去了緊連的“恐男女之無別也。”誰都知道，男是男，女是女；不可能男是女，或者女是男。在禮儀之邦的西周，“禮尚往來”是主旨，是男女見面、為婚配鋪路的基礎。相互贈送見面禮即“無幣不相見”，并不是男方只給女方見面錢。這里的“恐男女無別”，是指“嫁子娶妻”有一定區(qū)別即入贅和娶妻不一樣，就是說娶妻男子出錢，女方作嫁妝，入贅則是女方作嫁妝即給男子做幾身衣服。這種傳統(tǒng)至今在一些地方還在傳承。所以，只提“無幣不相見”就是買賣婚姻，既不符合歷史，也不切合實際。

相悖之三，周禮規(guī)定：男女雙方沒有接受對方送來的禮錢，時稱“非受幣”，就不算是婚配交往，就不能成親，時稱“不交不親”。這些文字告訴人們，無論是男方娶妻還是入贅女方，只要有一方不接受禮金，表示有一方不同意這門婚事，就不能成親，所顯示的是婚配自由，決不是婚配強迫。

批判者為了證明買賣婚姻的存在，割舍“娶妻不同姓”，只引“買妾不知名卜之”，連本句的“故”字也給省去了。

在中國五千余年文明史的運行中，賣身葬父或賣身葬母之事，屢見不鮮。若無人買身，亡父或亡母就沒法入土為安。有錢者或因妻子不生，或因妻子亡故，買個女子續(xù)婚，禮規(guī)允許。但是，一夫一妻制是原則，二次續(xù)婚，即使妻亡，被續(xù)玄之女也不能稱為妻子，只能稱妾。

然而，在禮規(guī)婚制和事實婚姻面前，妻子之外買妾，禮規(guī)的專一婚配制度是無能為力的。這是社會運行中出現(xiàn)的弊病，直到新中國頒布《婚姻法》，才將納妾扔進了歷史垃圾桶。

為了避免“娶妻同姓”弊病發(fā)生，買妾不知名，卜姓名，是便于掌握婚配情況所必須的。只要是正視歷史的人，都會認為“買妾”要比“搶妾”文明得多，理智得多。只要“用令”納妾，禮規(guī)允許?！?span style="color:#0070C0">不用令”納妾，就要受到處罰。這是文明，不是野蠻。

當然，“買妾”不像娶妻或“嫁子”，一方給錢，一方置辦嫁妝，迎親時由“受幣”方返還給送禮金方。這跟買賣商品是兩碼事，豈能攪和在一起？買妾的交了錢，女方無力陪嫁妝，只身被娶進男方家，跟在市場上買賣商品相似。這是中國古人類婚配的一種弊病，只是白玉上的瑕疵，不會影響白玉的潔白。

相悖之四，在引述同一命題內容時，為了使批判買賣婚姻有力、讓人信服，把“貧者不以貸財為禮”這一文字舍棄了。有意無意使批判者陷入“一點論”。

所謂“貧者不以貸財為禮”，告訴人們：貧窮者不能借貸他人錢財作為聘禮。就是說，規(guī)定規(guī)范婚配，在財禮方面，男女雙方必須切合實際，量力而行。

看過上述文字，不能不讓人深感三千多年前中國禮規(guī)之婚制的現(xiàn)實性與科學性，無可非議。它對中國人的文明繁衍，的確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不可否認，在中國禮規(guī)專一婚配制度與民間自然性婚配即事實婚姻并行的社會里，冒出許多扭曲科學婚配的行為與言論和文藝作品，這并不奇怪。比如：事實性買賣與包辦婚姻；門當戶對性班配婚姻；攀龍附鳳性高攀婚姻；利益驅動性婚配婚姻，等。

在言論與文藝作品方面，令人費解的是：把孟子所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持重與慎重婚配描繪成是“包辦婚姻”；把“納幣”成婚、“受幣”置嫁妝扭曲成只“納幣”或由男方置、送嫁妝或送彩禮；而男方入贅即“嫁子”無戲可看；把持重、慎重的婚配程序“六禮”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迎親”濃縮成“納幣”即“非受幣不交不親”和“無幣不相見”，從而使真理向前跨了一大步，變成了謬誤，把持重婚配變成了買賣婚姻；把用以指導人們文明婚配的制度，描繪成是破壞婚姻自由的枷鎖。

因此，禮規(guī)中的自由戀愛被抹掉了。有時引用，也是用來作為貶責婚姻不自由的陪襯，讓受眾感知“買賣婚姻”確實十惡不赦，猶如把中國五六千年的文明發(fā)展史說成是“人吃人”的社會一樣，看不見社會的進步與文明。

在中國民間，有一個《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戲，被認為是揭露、批判封建包辦買賣婚姻的佳作。確實是這樣。如果深入品味，就會發(fā)現(xiàn)，上述看法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通過揭批學子之間的事實婚姻之不持重、不慎重所造成的悲劇來謳歌“一夫一妻”與“從一而終”的禮規(guī)婚配制度和傳承多年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最值得稱道的是，借助對愛情的忠貞、對婚配自主與自由的追求，警示有情人和社會上流行的事實婚姻與學子們，對婚配不持重、不慎重是要付出死的代價。而他們的父母，也要從中汲取包辦買賣婚配的教訓。

我接受反對封建買賣婚姻之教育，從初中起就反對買賣婚姻。參軍，退伍。其間因要財禮，與三個女子告吹。參加工作，經師傅介紹，談戀愛，給200元辦理結婚事宜。弟弟們抄辦婚事，女方要禮錢，我堅決反對。但是錢還得出。他們結婚，女方陪了許多嫁妝。

到了女兒和侄女置辦結婚嫁妝。除了幾大件用錢買，被褥和衣服大多是手工做的。他媽一針一線縫；人工紡織單子，一根一根紡線，一梭一梭織布。現(xiàn)在想起來，縫被褥與織單子，注入的是母親對女兒和女婿的真情、親情和深情，希望女兒和俗稱“半個兒”的女婿能夠和和睦睦、白頭到老。錢，怎么也買不到這種情分。

上述禮規(guī)婚制，因“三禮”成書時間不一，倍受質疑。如果從文書之源的角度來認識認知，疑惑便會化解。

1、西周“大經良法”被戎狄之亂“蕩滅殆盡”。這是史實。雖然京都所存西周和此前各朝代文書無存，但是發(fā)往各諸侯國的文書未必無存?？鬃泳帯渡袝纷鳌洞呵铩?，左丘明編《國語》，就是對諸侯國文書的收集與整理。所以，被認為可信性大，其它則可信性小。

2、西周初期，向各朝臣下發(fā)王命，用“令”召集百官。如：“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令。”其大意是，年終，各官府的官員都要把自己一年來的工作情況寫成材料，聽候王令，向周王報告。稱這種下行文為“令文”。見《中國文書史稿》29頁，陜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再如：“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此貳令，當為王及冢宰所下之令，其正令，下所出財用之府，而別以貳令下職內。”《中國文書史稿》27-28頁。

再如：周王向諸侯國發(fā)布法令，“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中國文書史稿》29頁。

上述文字告訴人們，周王向諸侯國發(fā)布法令，是史實。在禮規(guī)婚制的內容中，有好多“令”和“不用令”的文字，這種規(guī)定，在西周初期，只有周王有權下發(fā)。因為周王對下行文，“用令”較多，所以，孔子編《尚書》時有感而發(fā)：“發(fā)號施令，罔有不臧?！贝笠馐牵芡跸掳l(fā)的命令，下達的指示，沒有不為大家做好行善著想，希望大家不要反對周禮。

雖然孔子及其弟子未編“三禮”，但從孔子“述而不作”周游列國推崇周禮的社會活動看，他們只是沒有收集到后人所編“三禮”之材料，否則，他會跟弟子們一起把匯編《周禮》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尚書》第一，《春秋》第二。左丘明也有可能如此。

所以，“三禮”成書時間早與晚，并不影響所載內容的真實性。這跟電的發(fā)現(xiàn)者認為在他未發(fā)現(xiàn)電之前，電就客觀的存在著是一個道理。

據(jù)史料反映，“令”，由三皇五帝的“命”發(fā)展而來。西周王除了用“命”發(fā)文給王族和諸侯，還用“令”發(fā)文給諸侯。幾百年后，秦孝公求賢心切，破例以周天子身份下“令”求賢強秦。在與商鞅交談中，被商鞅說服，“于是遂出墾草令。”（見《更法》商鞅）即頒發(fā)了開墾荒地的法令，在政治上顯現(xiàn)出其圖強與周王平起平坐的姿態(tài)。

此后，各諸侯國效仿秦國，號令本國?！?span style="color:#0070C0">令文”被普遍應用，以此為稱王鋪平道路。

秦始皇改“命”為制，即國家制度?！?span style="color:#0070C0">令文”成為皇后、太子等專用文書，這種用法一直沿用至清。

由此可見，“三禮”關于禮規(guī)婚制之文多次記載“令”或“不用令”，證明 其內容始于西周初，不是春秋戰(zhàn)國。東周“禮崩樂壞”與孔子的“克己復禮”，當是對西周制禮的有力佐證。

2016年2月17日14:0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