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世紀中葉，太平天國、捻軍、兩次鴉片戰(zhàn)爭的打擊使得清政府第一次感到了生存危機。面對這種局面，以總理衙門大臣奕、兩江總督曾國藩、閩浙總督左宗棠、直隸總督李鴻章等為代表的洋務派提出“應當引進西洋先進技術，興辦洋務、增強國防”。1860年11月，曾國藩首次向清政府提出“師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遠之利”的主張，掀開了近代中國船舶史的畫卷。 “許開豆禁”所引發(fā)的論爭 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的東南沿海門戶被逐一打開，舊式的沿海航運業(yè)遭到破壞。1858年，在英法侵略軍的威逼下，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又將長江的航運權拱手奉讓給洋人。此后不久，外國洋行開始染指長江水道的航運業(yè)，尤以寶順、怡和、旗昌、沙遜等船舶企業(yè)勢力最大。在利潤的引誘下，各國洋行爭先恐后紛紛購置輪船，參與沿海及內陸航運業(yè)的競爭。當時美商開辦的旗昌輪船公司就專門經營沿海及長江沿岸的客貨運輸，在中國的領海與內河橫行一時。 在東南沿海與內河航道上很早就活躍著一支中國人經營的沙船運輸隊伍。沙船隊伍是一個擔負漕運與南北物資交流的龐大帆船組織。咸豐年間，由于運河河道梗阻，多數漕糧改由海運運抵京津，沙船承擔了主要的運輸業(yè)務。在沙船業(yè)臻于鼎盛之時，僅上海一帶就擁有帆船達3000余艘。然而，一紙“許開豆禁”的條約使傳統(tǒng)的沙船行業(yè)遭受了毀滅性打擊，也引發(fā)了一場中國近代船舶業(yè)發(fā)展曠日持久的論爭。 1861年，清軍與太平天國之間的戰(zhàn)爭進入膠著狀態(tài)。1 1月，太平軍攻陷了寧波，獲得了東南沿海的出?？凇幉ㄊ禽^早準予開放的通商港口，外商麇集。寧波的失陷使得清政府驚恐萬分，他們害怕太平軍從洋人手中購買新式艦船進行“北伐”。倘若太平軍果真從海路直逼京畿的話，上海就成為最后扼守的要道，此時的太平軍也加緊了對上海的攻勢。為了打擊太平軍，清政府準許洋商經營牛莊至登州的大豆運輸業(yè)務。這條航線向來是沙船業(yè)的傳統(tǒng)經營線路，它維系著兩千余艘帆船的生計，現(xiàn)在卻因“許開豆禁”而面臨外國船舶運輸業(yè)的沖擊。后據江海關道丁日昌的統(tǒng)計，僅僅兩年的時間，沙船資本虧折殆盡，有數千艘沙船因“無資販賣”停泊在上海港，“富者變?yōu)槌嘭?，貧者絕無生理”。 沙船業(yè)的衰弱使得傳統(tǒng)漕糧北運的航線幾盡癱瘓，嚴重危及了清政府的統(tǒng)治根基。1866年，上海海關道應寶時提出解決漕運的辦法，主張由清政府出面收買全部沙船并加以整修，以保證漕運。但是清政府根本無力籌措龐大資金贖買沙船。1867年曾國藩上奏總理衙門，他注意到通商口岸已經有不少華商購買或租賃洋船而又詭寄在洋商名下，“與其聽任詭寄名產被洋人所掌控，不如準予百姓自由私買，尚可歸華商自主，往來江海各口，悉聽自便”。正是在這一情勢之下，不少買辦商人向清政府提出經辦新式航運業(yè)的要求。1867年，在開明官紳容閎的建議下創(chuàng)議“聯(lián)設新輪船公司章程”，提出用合股的方式新設一輪船公司，成為中國最早籌劃組織股份公司的一個章程。由于清政府不愿民間資本控制漕糧運輸，加之該章程中的內容大多效法外國企業(yè)，清政府認為有洋商或買辦從中慫恿，最后容閎的建議無疾而終。 “官督商辦”下的輪船招商局 1871年，內閣學士宋晉抨擊福州船政局耗銀太重，所造輪船質量也很差，“名為遠謀，實同虛耗”，主張裁撤船政局。一場是否繼續(xù)造船的爭論在清廷上下激烈展開。時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與兩江總督沈葆楨認為，船政局所造之船雖說有少量次品，但倘若裁撤的話，必將使船舶業(yè)為洋人所獨據，貽害更甚。他建議沿江沿海各省不準民間另購雇西洋輪船，如若實在有需，應當從閩滬船廠撥訂；為了維持華商生計，應當準予兼運漕糧，保證他們有生意可做。總理衙門一面準予李鴻章酌情辦理，一面向督撫官員函商維護辦法，提議是否將所造官船招商雇買，以備資金周轉。當時正值洋務運動如火如荼之際，這一倡議使得洋務企業(yè)由軍事工業(yè)逐漸向民用工業(yè)的方向發(fā)展。 在李鴻章等人復奏的結果下，“船政”得以繼續(xù)辦理。為了維護船政的運營、籌辦承租官輪所需的商輪機構，李鴻章專門上奏清廷，請求“試辦招商輪船”。為了取得日后輪船招商局經營的主導權，李鴻章只與所轄天津海關及江海關的道員商議此事，并委派天津海關委員林士志與滬商接洽。在幾番遴選之后，李鴻章物色到浙江海運總局總辦候補知府朱其昂籌辦此事。朱其昂表面是官宦身份，實際的主業(yè)是沙船，不僅自家有沙船，其親友也大多經營沙船，對江浙海漕諸事了如指掌。在朱其昂的積極籌辦下，擬定了輪船招商的“十二條章程”。最初規(guī)定招商局是官商合辦的企業(yè)，具體做法就是將機器局與船政局所造輪船以造價之多寡核定股份，由官局分招散商認購，遂取名“招商”。正當朱其昂準備接手時，卻發(fā)現(xiàn)官造輪船局內并無適宜的商船可領，于是他提出由“官商合辦”改為“官督商辦”，由各省在滬富商或購置輪船，或挾帶資本，向各口岸裝載貿易，并由招商局招徠于名下，所有輪船股本則可漸歸官局所有，以抗衡洋商。 在總理衙門的應準下，輪船招商的工作步入正軌。1872年12月19日，在上海洋涇浜南永安街設立了第一家官督商辦企業(yè)——輪船招商總局，并開始籌備漕米的運輸。成立伊始，招商局只有輪船6艘，不僅承辦漕糧北運的業(yè)務，也兼辦民間客貨運輸，成為中國近代第一家輪船運輸公司。 然而公司成立后卻出師不利，輪船招商公司虧損嚴重，朱其昂因管理不善被迫辭職。1873年7月，在李鴻章的力舉下，改由上海英商怡和洋行總買辦商人唐廷樞為總辦，徐潤、盛宣懷、朱其昂為會辦，同時對輪船招商局進行企業(yè)改組。在唐廷樞與盛宣懷等人的主持下，將輪船招商局逐漸引入到以商為主的發(fā)展模式，輪船招商局的發(fā)展?jié)u入佳境。1876年，輪船招商局擁有輪船11艘，1877年，1又買進美商旗昌洋行的16艘舊船及其碼頭、倉庫等資產。經過幾年的發(fā)展，輪船招商局不僅在上海積極開展業(yè)務，而且在天津、牛莊、煙臺、漢口、廣州、香港等地設有分局。甲午海戰(zhàn)前，輪船招商局還在日本橫濱和神戶、菲律賓的呂宋以及新加坡等地設立分局，開辟了以上海為中心的多條遠洋航運路線，成為當時中國最杰出的民用企業(yè)。 輪船招商局的發(fā)展絕非承平而順。1883年中法戰(zhàn)爭爆發(fā)，上海出現(xiàn)了一次較為嚴重的金融風暴，招商局的資金一時間周轉十分困難。與此同時，招商局的業(yè)務也遭到了其他洋商船舶企業(yè)的排擠，旗昌、太古、怡和等外國輪船企業(yè)聯(lián)手，一心要擠垮招商局。此外，清政府也經常低價甚至強征輪船招商局的船舶用于運輸兵力。清政府還勒索招商局認購海防捐與賑捐。僅1878年，招商局就被逼提供賑捐1.8萬余兩白銀，海防捐1.5萬余兩白銀，企業(yè)發(fā)展日漸頹廢。 江南造船廠的百年造船史 建造西式的鐵甲艦是當時中國人的理想。1863年，曾國藩委派留學歸國的容閎赴美采辦“制造機器的機器”，為創(chuàng)辦軍事工業(yè)做準備。洋務派的丁日昌選中美國人科爾開設在上海虹口的旗記鐵廠，在李鴻章的支持下以4萬兩的官銀買下全部機器設備，會同美國購置的新機器，于1865年6月在上海組建了“江南機器制造總局”，這是中國近代工業(yè)史上最早的軍工企業(yè)。 1867年，江南機器制造總局遷往黃浦江岸邊的城南高昌廟鎮(zhèn)營建新廠，新廠比虹口時期的規(guī)模要大得多，草創(chuàng)之初占地約有70余畝，包括鍋爐廠、機器廠、輪船廠、熟鐵廠以及鑄槍、鑄炮的廠房。江南機器制造總局還在黃浦江邊開挖船塢，修建碼頭。為了培養(yǎng)造船的人才，李鴻章在上海開設了“廣方言館”與翻譯館，用以翻譯西洋船舶制造與軍事方面的書籍。后來，還專門設置了工藝學堂和操炮學堂，用以培養(yǎng)軍事人才。 江南機器制造總局由當時的南洋與北洋大臣共同主管，并由江海關道直接交辦各項具體事宜。在近代船舶工人的努力下，1868年建造出了第一艘兵輪，命名為“惠吉號”。這艘新式輪船載重達600噸，馬力392匹，船長185尺，寬27尺，下水時引起上海各界的矚目，成為當時盛極一時的新聞。到甲午中日海戰(zhàn)前，江南機器制造總局制造了7萬余支槍支、1干余尊火炮以及大量的彈藥和其他軍需產品。 1905年清末新政時期，江南機器制造總局也進行了改組：一部分專門制造軍火，在民國后改稱“上海兵工廠”；另一部分專門制造船舶，稱為“江南造船所”，改由海軍部直接統(tǒng)轄。后來江南造船所逐漸采用商業(yè)化經營策略，當時輪船招商局與中國各主要海關輪船的修造業(yè)務均由該廠承接。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江南造船所訂接了許多美艦業(yè)務，共制造了4艘萬噸級遠洋運輸艦，震驚了世界造船業(y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江南造船所成為國民黨海軍主要的修造基地，共造船61艘，總排水量達20余萬噸。1931年，福建馬尾船政局的飛機處并入江南造船所，至1933年，先后制成了“江鶴號”和“江風號”等多架偵察機與教練機。1937年上海淪陷，日本海軍接管了江南造船所，改名“朝日工作部江南工場”，后又被日本三菱重工業(yè)株式會社接管，成為日軍在中國戰(zhàn)區(qū)最大的艦艇修造基地。 1949年5月，陳毅發(fā)布上海軍管會第一號命令，派軍代表接管江南造船所。改革開放后，江南造船所組建了江南造船集團公司，繼續(xù)為中國的船舶制造業(yè)貢獻自己的力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