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也有朝臣獻詩諷諫的記載。而《詩經》中的一些作品也記錄了詩的作者和他們作詩的目的，如《大雅·烝民》、《民勞》、《小雅·節(jié)南山》、《巷伯》等。所以，《詩經》中的詩篇有三個來源：從各地采集的詩篇，主要是《風》詩；公卿大夫至于列士獻詩，主要集中在《雅》詩中；朝廷樂官保留的儀式用樂，如祭祀詩、燕饗詩等，這類詩歌集中在《頌》詩中，也包括《雅》詩中的一些詩篇。

至于《詩經》是如何編撰成書的，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認為是經孔子刪選而成。而從《左傳》季札觀樂來看，孔子之前應該有和今本《詩經》差不多的文本存在。所以司馬遷之后，人們便一直對“孔子刪詩”說提出質疑。直至今日，關于這一問題仍然沒有定論。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孔子不是《詩經》最初的刪選者，但他對《詩經》有“正樂”之功，并且對《詩經》作過系統(tǒng)的整理研究。從這一意義上說，孔子刪《詩》也有可能。當然，究竟是何人最初編選了《詩經》、如何編選的、到孔子時《詩》經過了幾次編選等一系列問題，今天已經很難搞清楚了?！吨芏Y》等記載先秦時期大師以六詩教瞽矇、大司樂以六詩教國子，故《詩經》結集或與樂官有關。

戰(zhàn)國以前，《詩》主要掌于大師和大司樂之手，大師以《詩》教瞽矇，以服務于各種禮儀場合。而大司樂以《詩》教國子，以培養(yǎng)各種政治人才，所以孔子論《詩》有“授之以政”說、“使于四方”說?！蹲髠鳌贰ⅰ秶Z》等先秦典籍記載有大量賦詩言志的事例，諸侯君臣出使或交接鄰國，常稱引《詩》中之句以表達自己心意或以《詩》專對，以此來考量諸侯君臣之賢愚不肖。春秋后期以至戰(zhàn)國時期，禮壞樂崩，朝聘之事漸息，故賦詩之風也漸漸退出歷史舞臺。然而此時，儒家等諸子學派興起，《詩》進入諸子視野，實現(xiàn)了由樂章義向辭章義的轉變。諸子尤其是儒家著述大量稱引《詩》句，以取譬連類的方式，對《詩》進行倫理化的闡釋，以發(fā)揮《詩》的修身功能和社會功用。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及項羽焚燒咸陽的大火，對先秦典籍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但《詩經》因為“便于諷誦”而得以基本保全。漢惠帝四年（前191年）廢除了“挾書令”，《詩經》等先秦儒家典籍漸漸大行于世，有魯（魯人申培）、齊（齊人轅固）、韓（燕人韓嬰）等今文三家詩學。西漢時期，三家詩便立為博士，成為官學，學徒甚眾，盛極一時。又有古文毛詩，得河間獻王劉德扶助，雖未立為學官，而在民間廣泛傳播。東漢以后，因經學自身的發(fā)展，也因馬融、鄭玄等大儒推崇，毛詩漸盛行于世，最終壓倒并取代今文詩學。后來，今文三家詩逐漸亡佚，毛詩一枝獨秀，今本《詩經》便是毛詩。漢儒說《詩》，并無本質差異，今文魯、齊、韓詩與古文毛詩都是以“美刺”說詩，自然有很多附會、曲解之處。但漢代所形成的說《詩》傳統(tǒng)不僅對傳統(tǒng)《詩經》學產生深遠影響，對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生成與發(fā)展也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近代以來，《詩經》學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人們逐漸突破經學的藩籬，努力恢復《詩經》的本來面目，文學、文化學在《詩經》研究中占據(jù)越來越重要的位置?，F(xiàn)代的“《詩經》學”正逐漸走向世界，成為中華優(yōu)秀文化的代表，為全世界人民所喜愛。

二、風、雅、頌

《詩》有六義，“曰：風、雅、頌、賦、比、興”，其中風、雅、頌被稱為三體，賦、比、興被稱為三用。作為三體的風、雅、頌代表了《詩經》中詩篇的三種類型，即風詩、雅詩、頌詩。它是以音樂風格作為分類標準的，其中風是各邦國音樂，雅是朝廷正樂，頌是宗廟祭歌。

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wèi)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等十五國風，有詩一百六十篇。風詩有相當一部分是集體創(chuàng)作的民間詩歌，也有一部分詩的作者是處于社會下層的平民或小官吏，所以相對而言，風詩主要抒發(fā)個體的情感，表現(xiàn)他們真實的“私人”生活和心愿，以愛情詩和怨刺詩為主，只有少許反映貴族生活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