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楨先生(1890 – 1974),字藕舫,是中國地理學、氣象學研究的開拓者,也是中國科學史研究事業(yè)的奠基人。早在美國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竺可楨就對科學史產(chǎn)生了興趣,旁聽了被譽為“科學史之父”的喬治·薩頓先生(George Sarton, 1884 – 1956)科學史課程,接受了薩頓 “科學史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類進步的歷史” 觀點,及薩頓提倡的“新人文主義”思想,認識到研究科學史就是要在不斷追求真的同時,也不懈地追求美和善,達到真、善、美的完美統(tǒng)一。 1935年底,北平一二·九學運中的槍聲徹底打破了浙江大學的平靜。浙大師生的救亡愛國行動達到高潮,但遭到了時任校長郭任遠的武力阻攔,一場驅(qū)郭運動就此展開。在學生們提出的“要學者,不要黨棍”的口號下,竺可楨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浙江大學的校長。1936年4月22日,竺可楨一到浙大就任,隨即給全體師生作了《大學教育之主要方針》的演講,闡述了他的辦學理念和教育思想,并告誡師生們:“現(xiàn)在這世界是機械的世界,是科學的世界。中國人對于科學研究,雖有深遠的淵源,可是不久中衰,清季興學以來也繼起不力,今后精研科學,充實國力,大學生固然應(yīng)負極重大的責任,而尤其重要的是養(yǎng)成一種組織和系統(tǒng)的精神?!?/span>
竺校長將哈佛提倡的“為學問而學問”的學術(shù)自由引入浙大,主張“只問是非,不計利害”的科學精神,使浙大很快呈現(xiàn)出民主和諧的新氣象,教學與研究蒸蒸日上。為了培養(yǎng)文理兼?zhèn)涞娜瞬牛略O(shè)了史地系,聘請其高足張其昀先生擔任系主任,還規(guī)定所有學生,無論文科理科,都要學習中國通史。這些舉措帶動了浙大科學史教育與研究的蓬勃開展。1936年4月竺校長來浙大到1937年11月開始西遷的一年半時間,是其長校13年最為安定的時期。他把每周的紀念周集會變成學術(shù)演講的講壇,文風漸盛。學校與浙江廣播電臺合辦學術(shù)廣播演講、史地系與省立圖書館合作開設(shè)學術(shù)講座、各院系分別舉行學術(shù)研討,使學生大飽“耳?!?,也使學術(shù)交流興旺起來。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浙大教授撰寫的有關(guān)浙江人文、自然科學史方面的講稿和論文就有15份,如竺可楨的《浙江省之氣候》、朱庭祜《浙江省之地質(zhì)》、董秉茂《浙江省之生物》、張其昀《浙江省之現(xiàn)勢》、《南宋杭州之國立大學》和《東坡先生在杭事略》、顧谷宜《浙江之人口問題》、錢寶琮《浙江科學史》(上)和《浙江疇人著述記》、陳訓慈《浙江之史學》、賀昌群《江南文化與兩浙人文》、景昌極《王陽明先生學說之新估價》、王煥鑣《萬季野先生之學術(shù)》李源澄《浙東史學之遠源》等。 1937年“八·一三”后,日寇進迫,杭州岌岌可危,浙大在竺校長的率領(lǐng)下,進行“文軍長征”,四遷校舍,行程2600多公里。途中,竺校長將校訓定為“求是”。這是他對浙大的重大貢獻,也是他將中西文化精髓的巧妙融合、追求科學真、善、美的具體實踐。在他的帶領(lǐng)下,師生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弦歌不輟,教學、研究兩不誤。筆者粗略整理了一份清單,足以表明從西遷到復(fù)員的12年間,浙大的科學史研究成果迭出: 竺可楨 《求是精神與犧牲精神》、《測天》、《科學與革命》、《科學之方法與精神》、《伽利略對于天文學之貢獻》、《徐霞客之時代》、《科學與社會》、《科學與國防》、《二十八宿起源之時代與地點》、《為什么中國古代沒有產(chǎn)生自然科學?》、《我國大學教育之前途》、《科學與世界和平》、《陽歷與陰歷》、《觀測日蝕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中秋月》、《聯(lián)合國文教組織》、《浙江大學二十二周年紀念會講演辭》
錢寶琮 《甘石星經(jīng)源流考》、《曾紀鴻<圜率考真圖解>評述》、《金元之際數(shù)學之傳授》、《牛頓天體力學贊》、《讀<考工記>六首》、《吾國自然科學不發(fā)達之原因》、《二十八宿之來歷》、《科學史與新人文主義》、《幾個數(shù)學名詞的商榷》、《<明史·歷志>纂修紀略》 章用 《垛積比類疏證》、《越歷朔閏考》、《陽歷甲子考》、《僰夷佛歷解》、《朱世杰垛積術(shù)廣義》(與方淑姝合著) 譚其驤 《播州楊??肌?、《論丁文江所謂徐霞客在地理上之新發(fā)現(xiàn)》、《西漢地理雜考》、《<遼史>札記》、《<遼史>訂補三種》、《秦郡新考》、《秦郡界址考》、《貴州釋名》、《羯考》、《記五胡元魏時代之丁零》、《記翟魏始末》、《行省稱名建置疆域溯源》、《近代杭州的學風》、《浙江省歷代行政區(qū)域——兼論浙江各地區(qū)的開發(fā)過程》、《杭州都市發(fā)展之經(jīng)過》 方豪 《伽利略與科學輸入我國之關(guān)系》、《伽利略與天主教之關(guān)系及科學入中國之關(guān)系》、《徐霞客與西洋教士關(guān)系之初步研究》、《耶律楚材逝世七百年紀念》、《康熙前欽天監(jiān)以外研究天文之西人》、《伽利略與中國關(guān)系之新資料》、《拉丁文傳入中國考》、《十七八世紀來華西人對我國經(jīng)籍之研究》、《湯若望漢名之來歷》 劉操南 《周禮九數(shù)解》、《海島算經(jīng)源流考》、《中國代數(shù)名著’益古演段’評介》、《日躔盈縮、月離遲疾兼論中西學術(shù)》、《九章算術(shù)注祖暅之開立圓術(shù)校補》、《釋球積術(shù)》 錢穆 《東西接觸與中國文化之新趨向》、《宋以下中國文化之趨勢》 張其昀 《遵義新志》、《中國之自然環(huán)境》 張蔭麟 《中國史綱》、《論中西文化的差異》、《泰戈爾與愛因斯坦論實在與真理》 費鞏 《中國政理》(上、下)、《民主政治與吾國固有政制》 繆鉞 《王靜安與叔本華》、《李冶李治釋疑》、《評郭沫若著<屈原研究>》 陳立 《科學之社會背景》、《赫胥黎論文教與科學》、《我國科學不發(fā)達之心理分析》 黃尊生 《埃及象形文之組織及其與中國六書之比較》 王駕吾 《春秋攘夷說》 1941年8月,由張其昀、張蔭麟等教授聯(lián)合主辦的學術(shù)文化評論刊物《思想與時代》在遵義創(chuàng)刊。主編張其昀以 “科學時代的人文主義” 作為雜志宗旨,特意將竺校長的《科學之方法與精神》演講稿作為創(chuàng)刊號的壓卷之作。在這篇經(jīng)典之作中,竺校長回顧了近代科學史的發(fā)展歷程,將科學前輩哥白尼、開普勒、培根、伽利略、牛頓等作為學習的楷模;精辟論述了科學的方法與科學精神之間的關(guān)系,號召浙大學子努力追求科學真善美?!疤岢茖W,不但要曉得科學的方法,而又貴在于認清近代科學的目標。近代科學的目標,就是探求真理,也就是科學的精神,是永遠不能改變的?!彼闹晾砻砸恢北缓笕朔磸?fù)征引和誦讀。 《思想與時代》雜志第34期發(fā)表了竺校長浙大西遷后撰寫的唯一學術(shù)性論文,也是他一生中極為光彩的科學史論著 ——《二十八宿起源之時代與地點》。在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國家的古代天文學中,都將黃赤道附近的星空,區(qū)分為二十八宿,組成一個系統(tǒng)。自1840年以來,中外學者對二十八星宿究竟起源于中國,還是起源于印度或中亞,進行了激烈的爭論。這個重大的科學史問題一直沒有引起國人應(yīng)有的重視。因此,竺可楨代表中國人放出可貴的第一槍,極大地震動著世界科學史界。他從二十八宿以角宿為首,二十八宿分為四陸,四陸所占度數(shù)又各不相等,以及古書中畢風箕雨的記載等一系列事實,詳盡地論證了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國。雖然他定的時間過早(后來作了修正),但文章取材豐富,論證精詳,至今仍是研究此問題首屈一指的作品。 1948年2月,浙大老師譚天錫、任雨吉、劉操南及學生林曄建議恢復(fù)浙大天文學習會活動,竺校長甚表支持,并以“博以返約”的通才和專才教育應(yīng)很好結(jié)合相期許,說浙大雖未開設(shè)天文學課程,但通過學習會的活動,可增長興趣,拓寬知識。他還答應(yīng)作一次天文學報告,并推薦錢寶琮也去演講。9月16日,校長來到天文學習會,給100多位同學作《中秋月與浙江潮》報告,闡釋天文學的秋與氣象學上的秋含義不同,并從月球運行理論談到潮汐的成因。竺可楨還自豪地告訴同學們:“宋代姚寬《西溪叢話》中潮汐之理甚為正確,為同時西洋人所不及。即至十六世紀伽利略寫《對話錄》,尚以為潮汐由于地動,且不以月能影響潮汐云然。開普勒雖知月為主因,但不能說出理由,與五百年前北宋之邵雍、沈括相似”。竺校長演講深入淺出,由博返約,學生們聽得津津有味,不少人后來成為了天文學、氣象學的專家。
李約瑟先生(Joseph Needham 1900 – 1995),世界著名生物化學家和科學史家,因尊崇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李耳),因此以“李”為姓,起中國名字“李約瑟”。 1942年,他作為英國皇家科學院代表,來到中國,最初任英國駐華使館科學參贊,后負責籌建“中英科學合作館”(Sino- 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1944年兩訪西遷的浙江大學,與竺校長和浙大學者結(jié)緣,與浙大有了廣泛的科學史交流與合作。
應(yīng)竺校長邀請,1944年10月,李約瑟第二次來到遵義和湄潭,參加中國科學社成立30周年紀念活動,并與浙大師生座談交流。他驚訝地發(fā)現(xiàn)這里學術(shù)氣氛濃厚,研究碩果累累,便將浙大贊譽為“東方的劍橋”。在湄潭,他仔細聽取了竺可楨的《二十八宿之起源》和錢寶琮《中國古代數(shù)學發(fā)展之特點》等人的科學史專題演講。經(jīng)竺可楨介紹,他結(jié)識了錢寶琮和王琎(研究中國化學史的專家),并專門拜訪了他們。他在其鉅著《中國科學技術(shù)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的序言中特別提到竺可楨、錢寶琮、王琎三位的名字。至40余年后的1992年8月,在浙江大學邵科館舉行的中國科技史國際學術(shù)研究會上,李約瑟研究所所長何丙郁教授宣讀李約瑟致詞,特別提到竺可楨、錢寶琮和王琎對中國科學史研究的重大貢獻。何教授還在浙江省領(lǐng)導的招待宴會上說:“李約瑟研究中國科技史,最初曾受到浙江大學竺可楨、王琎、錢寶琮等學者的啟發(fā)而著手進行的。”
李約瑟在湄潭作的《中國科學史與西方之比較觀察》(Observation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as Compared with the West)的演講,給浙大理學院師生印象深刻。李約瑟批駁了西方人的“中國自來無科學”的論斷,分析了中國沒有產(chǎn)生近代科學的原因。李約瑟的“現(xiàn)代實驗科學與科學之理論體系,何以發(fā)生于西方而不于中國” 提問,引起浙大學者的熱烈討論,竺可楨認為近世科學作實驗科學解,因中國人不喜歡動手,也就沒有產(chǎn)生近代科學。錢寶琮的觀點是:中國科學之所以不興,由于學以致用為目的,且無綜合抽象之科學,不用演繹方法,更無歸納法。 竺校長極為重視李約瑟的提問,經(jīng)過十個多月的深思熟慮,于1945年8月22日給浙大師生作了題為《為什么中國古代沒有產(chǎn)生自然科學?》演講。
為什么中國古代沒有產(chǎn)生自然科學這個問題,近兩年來很引起人們的注意。 不但國人有許多議論發(fā)表,即歐美人士亦注意到這個問題。各人的意見雖有不 同,但歸納起來,大多數(shù)統(tǒng)以為中國古代沒有產(chǎn)生自然科學,并不是因為中國人 先天的沒有這種能力,而是由于我國歷史上環(huán)境不適宜的緣故。 校長的結(jié)論是: 歸根起來講,中國農(nóng)村社會的機構(gòu)和封建思想,使中國古代不能產(chǎn)生自 然科學。而此種機構(gòu),此種思想,到如今還大部遺留著。人民一受教育,就以 士大夫階級自居,不肯再動手?!鐣弦话闾岢茖W的人們,亦只求科 學之應(yīng)用。……從曾文正到現(xiàn)在,我們提倡科學已近八十年,而仍有人主張西 學為用中學為體或類似的謬論。希望原子彈之發(fā)現(xiàn),能打破這班人的迷夢,而 使中國科學入于光明燦爛的境界。
李約瑟的訪問,對浙大的科學研究、國際學術(shù)交流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他通過英國文化委員會給浙大供應(yīng)當時缺乏的新刊圖書,并從印度代購急需的儀器和化學藥劑,也推薦浙大學者到英國進修研究,將浙大的科研論文介紹到國外科學期刊發(fā)表。竺校長稱李約瑟的幫助是“雪中送炭”。李約瑟向竺校長透露了中國科學史叢書的寫作計劃,得到竺校長的積極支持。復(fù)員回杭后,竺校長收集了不少中國科技史料、書籍,海運到劍橋贈予李約瑟。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shù)史》中寫道:“我們最慷慨的贊助人是著名的氣象學家、長期擔任浙江大學校長的竺可楨博士,在我即將離開中國的時候,他勸說許多朋友四出尋找各種版本,因此在我回到劍橋后不久,整箱整箱的書就運到了,其中包括一部《圖書集成》(1726年)。”那部《圖書集成》被李約瑟視為無價之寶,現(xiàn)珍藏于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圖書館。
縱觀竺可楨精彩的科學人生,我們由衷敬佩他崇高的科學精神、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和對中國科學史事業(yè)的巨大貢獻。早在哈佛念書時,他就確立以研究中國科學史為己任;回國后雖忙于教書、創(chuàng)辦氣象研究所和主持浙江大學,但他的科學史研究引領(lǐng)著中國,影響了世界;建國后,作為中科院副院長,他組建起自然科學史研究室,使我們國家的科學史研究事業(yè)走上了正規(guī)化、職業(yè)化的道路。 今天我們紀念竺可楨先生誕辰120周年,回顧70多年前那段老校長和他的同事們篳路藍縷,開創(chuàng)學??茖W史教育與研究的輝煌歷史,很有意義,對今天的浙大爭做世界一流,再創(chuàng)學術(shù)輝煌,也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2010年3月7日 作者系浙江大學校史研究會特聘研究員
【后記】3月7日,江蘇省浙江大學校友會舉行了隆重的竺可楨誕辰120周年紀念大會。浙大本部委派校黨委常務(wù)副書記陳子辰教授、檔案館何春暉副館長、校友總會副秘書長吳晨副研究員等親臨會場。我以特聘研究員出席,并作上述報告,校友們反應(yīng)良好。有關(guān)這次會議,我將再作報道,敬請關(guān)注。
(上述照片均由洪一新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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