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石鼓山三座西周墓葬（依次標為 M1、 M2、 M3）一經發(fā)現，迅速引起全國的廣泛關注，尤其是 M3里出土的青銅器群令人震撼。近日，由寶雞炎帝研究會、寶雞周秦文化研究會、寶雞市考古研究所、寶雞文理學院歷史文化和旅游系主辦的“石鼓山西周墓葬與青銅器文化”學術研討會在我市舉行，西安、寶雞部分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對石鼓山墓葬進行了更廣泛的研討。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一個問題出現在專家面前……

研討會開始前，寶雞炎帝研究會會長霍彥儒介紹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寶雞市考古研究所所長劉軍社介紹了石鼓山墓葬的地理位置、發(fā)掘收獲、下一步工作設想等情況。挖掘雖時隔一年，但關于墓葬的考古學術研究卻正在發(fā)酵期，隨著墓葬資料的陸續(xù)披露，尤其是石鼓山考古隊學術文章《西周墓葬發(fā)掘簡報》的發(fā)表，引發(fā)了全國考古專家對 M3的再討論。 M3的墓主人究竟是誰？ M3墓器銘文透露了哪些信息？ M3出土青銅器形制特點說明了什么？現采擷部分觀點，以饗讀者。

銘文顯示墓主是 “戶”家族人

李學勤先生雖然沒有來寶雞參加研討會，但是撰寫了《石鼓山三號墓器銘選釋》一文，寄到研討會組織方。李學勤提出 M 3墓葬青銅器群出現了一系列銘文，對認識器物及墓葬的時代、性質有非常關鍵的意義，他針對其中幾件重要器物的銘文進行了研究，認為墓主人應該是“戶”族氏。

M3墓葬中的方彝和卣都有“戶”字銘文，“戶”是器主的族氏，作為族氏的“戶”字銘文，過去曾幾次發(fā)現著錄。例如兵器有戶戈，相關資料解釋，一戶戈“出于西安”，是一件商代的素戈。還有著錄過兩件銘文為“戶”的卣，《集成》中所繪的卣與石鼓山發(fā)現的卣相似，有繁復的裝飾花紋，腹面有凸起大角的牛首，時代應同于石鼓山群器。

標有“戶”這一族氏的器物出自西安、寶雞，使李學勤先生聯想到了今天陜西戶縣的扈?！妒酚洝は谋炯o》中說，夏禹之后姒姓有“有扈氏”，《正義》中有句子“《括地志》云：‘雍州南鄠縣，本夏之扈國也?！兜乩碇尽吩疲骸偸枪澎鑷袘敉??！队栕搿吩疲骸畱?、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p>

李學勤在文中寫道，“扈”字本從“戶”得聲，銘文的“戶”應該就是“扈”。他認為石鼓山考古隊根據戶方彝等一組青銅器在墓內的地位，判斷器主便是墓主，很合理?！盁o論如何，墓中中臣鼎來自王室，表明墓主與王朝有相當密切的關系?！?/p>

中臣鼎的銘文是李學勤在文中探討的又一個重點，墓中的中臣鼎銘文共六個字，其中兩個字為：帝 后卩，“ 后卩”字從“后”聲，在此讀“后”，“帝后”一詞曾見于 1976年陜西扶風莊白出土的庚姬尊、卣。按商周禮制，已故的王稱“帝”，“帝后”是已故王的配偶，是女性。銘文中“中臣”兩字為《周禮》書里的“內小臣”，即管理王后祭祀等活動的職責。鼎銘：中臣尊鼎 帝 后卩，是講這件鼎系內小臣所司，供帝后祭祀之用。

李學勤判斷，中臣鼎年代約在成王時，參考 M3同出的器物，鼎銘內的“帝 后卩”應當是武王之后邑姜。這件中臣鼎表明，墓主與周王朝關系密切。

墓主可能是本地土著貴族

張懋镕教授提出新觀點，他認為戶氏不大可能是 M3的主人，墓主人應該是當地一位土著貴族。

張懋镕談到，在 M3出土的青銅器中，大部分酒器是商式器，是通過受賜、掠奪、贈送、婚配等方式得來的，這種現象在商末周初的大部分墓葬中都存在。在分析墓葬的主流文化時，不應將它們考慮在內，以免干擾視線。

張懋镕把視線放在了余下的幾件器物，主要是食器， 6件鼎、 6件簋與 1件甗，占總數的 42%，與酒器數量基本持平，和商代晚期墓葬中酒器多于食器的現象有所不同。因此，分析文化因素應該從鼎、簋入手。在 6件鼎與 6件簋中，大多數是本地產品。所以，張懋镕認為 M3的主人是一位土著貴族。

結合與 M3不遠的 M 1、 M 2，張懋镕發(fā)現， M 1、 M 2兩座墓葬青銅禮器的風格與組合關系具有明顯的地方特色， M 1的斜方格乳丁紋盆式簋的乳丁尖而長， M 2的斜方格乳丁紋盆式簋的夔龍紋很淺，這種紋飾流行于寶雞地區(qū)，在殷墟遺址未曾發(fā)現，說明這些器物是寶雞本地產品。而且，兩座墓的青銅禮器均以鼎、簋為組合，或 1鼎 1簋，或 1鼎 2簋，這種重食器的組合形式在商末周初流行于寶雞地區(qū)。

張懋镕認為，對于一個墓地，小型墓葬比大型墓葬出土的器物更能體現墓地的文化指向，因為級別高的貴族與外界交往多，受其他文化影響大，墓葬隨葬品雖然精美，但文化指向不夠明確。相反，級別低的貴族墓葬隨葬品較純粹，文化指向較明確。綜合石鼓山三座墓葬情況分析，石鼓山西周墓葬主人族屬應是關中西部的土著部族?；驗榻秩酥械摹皯簟笔霞易迥乖?/p>

張?zhí)於髻澩瑢氹u石鼓山考古隊的報告認識，認為帶“戶”字銘文的成組青銅器，置于大墓北端最中間位置的大龕之中，表明了這些器物與墓主有直接的關系，故將之視為戶氏家族墓葬和墓地。

張?zhí)於鲗⑹纳侥乖岬那嚆~器分為三類，一類是典型的殷商文化青銅器，這類器物多，有商代晚期器物特征，不少帶有族徽。二類是與周文化有關的青銅器，以斜方格云紋襯底的乳丁紋鼎、簋為代表，是先周文化代表的關中地方產物。第三類是真正具有時代特征的青銅器，約為商周之際的器物，主要包括鑄有“戶”字銘文的卣和方彝，以及大、小銅禁等。

張?zhí)於髡劦?，第一類青銅器的獲得，雖可能包括交流、饋贈等多種途徑，但主要原因應是其家族參加伐紂有功而獲得的戰(zhàn)利品，故有眾多商人族徽的器物。第二類應當是墓主及其家族早年使用的禮器，表明這一群羌人（姜戎是古羌人的一支）早已融于先周文化系統(tǒng)。

張?zhí)於髻澩沟貙儆谇枷祽糇寮易宓挠^點，還因為此前該家族的青銅器在當地已有發(fā)現，只因遺物少而未引起重視。據資料顯示，石壩河公社石嘴頭大隊（今石鼓鎮(zhèn)石嘴頭村）的群眾，在 1983年就向寶雞市博物館交獻過西周早期的渦紋鼎、當盧和銅泡等青銅器，一件當盧有“戶”字，另一件當盧在縱脊兩側鑄“戶□□” 3字。寶雞青銅器博物院還收藏有兩件帶“戶”字銘文的青銅戈，出土地點有待查詢。

這些發(fā)現，使張?zhí)於饔X得， M 3里帶“戶”字銘文的青銅器發(fā)現并非偶然，是其戶氏家族居址和墓地在石嘴頭一帶的反映，與出土的其他單個族徽銅器的性質不同。

手握軍權的西周姬姓諸侯王

研討會上，彭曦教授談到他在 M3挖掘現場觀看時的感受和疑問：墓主人怎么會獲得如此多的殷商之器？這些青銅器的組合為什么不符合《周禮》的規(guī)范？兩件西周初期的青銅禁說明了什么？經過思考研究，彭曦認為墓主人是手握軍權的西周姬姓諸侯王。

墓葬中有多件殷商之器而非周器，有殷商和西周早期的戈、矛武器，可見墓主人生前是一位曾立過赫赫戰(zhàn)功的高級武職，其身份應該在千夫長地位之上，殷商之器應是因戰(zhàn)功而受賞賜的戰(zhàn)利品。武王征商勝利之后，對作戰(zhàn)有功者有賞賜之禮。墓中器物擺放也更加證明了它們屬于戰(zhàn)利品，因為組合關系不合禮制。

彭曦結合距離 M 3不遠的 M 1發(fā)現，M 1中有銅斧、銅矛等器物，可見 M 1墓主人生前也是一名高級武職，墓中還有銅鑾鈴。鑾鈴是鑾車的飾物，鑾車是天子、皇帝、諸侯專用的乘車， M 1主人沒有乘車的資格。也許， M 1是 M 3的武衛(wèi)和隨從，曾為 M 3駕車，鑾鈴葬于 M 1，也許是為表示死后仍為 M 3的御者，從 M 3出土的文物看，墓主人地位位列諸侯。

再者，殷商無禁器，禁作于武王伐紂之后，警示貴族切勿酗酒誤政，禁是周人以“殷鑒”為戒的新創(chuàng)之器。禁酒反腐的青銅禁器，不可能賜予異姓方國， M3主人能獲得兩件禁器，可見是位身份顯赫的諸侯王，墓地屬西虢封域內，結合歷代西虢的歷史剖析，墓主人應是跟隨武王伐商的一位西虢諸侯。

墓主是武王妻子的娘家人

M3墓葬中有許多族徽與人名，使得墓主人的身份撲朔迷離。辛怡華認為，墓主戶族與邑姜是一個家族，戶族屬姜姓，從陪葬的器物判斷，墓主人應是武王妻子邑姜的娘家人。

按照李學勤先生的銘文釋義：中臣尊鼎，帝后，認為中臣尊來自王室，墓主人與周王朝關系密切。依據器物年代，推測帝后是指武王之妻邑姜，邑姜是姜太公之女，雖然在傳世文獻中并不多見西周王妃的事跡，但在青銅銘文中有西周王妃的豐富記載。在西周早期的青銅器中，以“王姜”（即邑姜）活動最為頻繁，如令簋、叔卣、不壽簋等，不壽簋銘文記載邑姜賞賜貴族不壽名貴的皮裘。

在《孔傳》《蔡傳》等史料中，都把邑姜與周公、召公、太公等相比，表明她在周初是一位有相當政治影響力的人物。

再觀 M3的 6個龕，每個龕所處的位置與擺放的器物種類都是有講究的，東壁兩個龕主要放置食器，北壁三號龕為酒器，且種類多，器形大。奇怪的是放置食器的四號龕位置居然與三號并排，顯示了四號龕的重要性，四號龕里有該墓唯一一件陶器——高領袋足鬲，這件陶器被認為是姜戎族典型的器物，四號龕還有武王之后邑姜的中臣鼎。

辛怡華說道，西周墓葬中出現非墓主家族的青銅器，不是戰(zhàn)爭掠奪而來，便是當時盛行的赗贈制度的體現。王室重臣的禮器出現在西周早期高等貴族墓葬中，顯然不能以戰(zhàn)爭掠奪來解釋，只能是赗贈制度的體現，即助葬器物。

邑姜贈送器物給墓主助葬，中臣鼎可認為是邑姜代表王室赗贈給戶氏家族的。高領袋足鬲是姜戎族標志，它不能代表姬姓王朝，這個陶器應該是一種象征意義的東西。象征什么呢？辛怡華解釋，邑姜也是姜太公的女兒，自然姓姜，屬于姜戎人器物的高領袋足鬲，應是邑姜以娘家人的身份送給墓主人助葬的。由此，可以說明，墓主與邑姜是一個家族，即墓主戶族屬為姜姓，邑姜的器物是作為娘家人的特殊身份放置在墓中的。（記者 張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