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簡史

清 代 書 法

    公元１６４４年３月，李自成攻克北京，明亡。同年５月清兵進京，１０月順治帝遷都北京，清政府開始統(tǒng)治中國。
　
　對于滿清的統(tǒng)治者來說，一方面必須壓制各種反抗，另一方面也必須盡快融會吸收漢族傳統(tǒng)文化，從而實現(xiàn)長久的統(tǒng)治。為此，清政府采取了兩項相反相成的文化政策：一是大興文字獄，以鉗制任何可能的文化反抗，二是主動地對傳統(tǒng)中國文化進行整理。而陷入異族統(tǒng)治下的知識分子，開始倡導通經(jīng)致用，樸學逐漸興起。在樸學學風中成長的金石、考據(jù)學，讓人們重新發(fā)現(xiàn)了秦漢、北朝書法的藝術(shù)價值，從而形成清代書法發(fā)展的新格局。從這個意義上說，清代是我國書法史上的轉(zhuǎn)型和總結(jié)時期。

   一、前期（順治至康熙年間）

　清代前期，國勢初平，百廢待興，尚無力過多關(guān)心書法，因此這時期基本上延續(xù)的是晚明書風，大體可以看作三線發(fā)展：一是晚明行草書風的新發(fā)展，二是傳統(tǒng)書風，三是篆隸初興。

  （一）延續(xù)晚明行草新書風的主要人物：王鐸、傅山、朱耷、許友等

　這些書家，多數(shù)對晚明時期的行草新書風有切身的體會，有的（如王鐸）本身就是其中的主將；有的（如傅山）雖然主要生活在清初，但是國破家亡的傷痛，也使他們無法在一種悠游清和的心境下從事藝術(shù)創(chuàng)作，因而對晚明新風有熱切的推崇。
　
　王鐸（１５９２～１６５２），字覺斯，一字覺之，號嵩樵、十樵、石樵、癡庵、東皋長、癡庵道人、雪山道人、二室山人、白雪道人、云巖漫士、嵩淙道人、雷塘漁隱、蘭臺外史、煙潭漁叟、癡仙道人等，洛陽孟津（今河南孟津）人，生于明萬歷二十年，明天啟二年（１６２２）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又為南明小朝廷的東閣大學士。１６４５年南京被破降清，順治間官授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享年６１歲。
　
　王鐸學書推重古典，特別強調(diào)“宗晉”，認為“書未宗晉，終入野道”（《觀宋拓淳化帖》）。他一生堅持一種學習方法，“一日臨書一日應索請”，始終讓自己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保持與古典之間不間斷的交流，所以傳世臨帖作品極多。但他的臨帖，常常大量摻入自己的意思加以改造，有些作品明顯是根據(jù)記憶而背臨的，因而有時其實就是一種自我的創(chuàng)造。同晚明的很多書家一樣，他在世時就將自己的一些作品刊刻成帖，匯集成書，其中著名的有《擬山園帖》、《瑯華館真跡帖》等。這種做法，大大提高了他的影響力。

　王鐸楷書，主要淵源是唐，特別是顏柳兩家，但是不追求結(jié)構(gòu)的工穩(wěn)，而獨取其生拗古拙的一面，尤其愛用異體字、古體字以增強作品的歷史感，因而氣息古樸拗峭，在明末清初的楷書中別出一格。
　
　他最有影響的是行草書，晉唐宋兼綜，融匯極廣泛，又有自己的鮮明特色。行書深得《集王圣教》和米芾的精神，在大幅式上縱橫馳騁，創(chuàng)造了獨特的形式和意味。其書點劃粗者，重似千鈞；細者既如游絲，也筋力堅韌；有時用漲墨法，形成濃重的墨塊，宛如巨石，得厚重之致。結(jié)構(gòu)茂密雄放，或緊結(jié)蹙縮，或開拓縱逸，跌宕多姿，無不如意。

 
  王鐸行草的章法極有特色，倪后瞻說他“以力為主，淋漓滿志，所謂能解章法者也”。一般行距大、字距緊，行內(nèi)因筆法和字形的復雜多變而呈現(xiàn)跌宕起伏的變化，如蜿蜒巨龍騰飛紙上，神妙夭矯，不可端倪，有氣貫長虹之勢，無輕媚流滑之弊，古韻今情，和合一體，令人目眩神馳、胸豁氣暢，開行草書的一種新境界。

　王鐸書法的這種境界，得到了后人的大力推崇。倪后瞻指出：“北京及山東、西、秦、豫五省凡學書者，以為宗主?！眳堑滦冻踉聵钦摃S筆》說：“明自嘉靖以后，士夫書無不可觀，以不習俗書故也。張果亭、王覺斯人品頹喪，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風，豈得以其人廢之?！苯詠?，更是馳名中外，日本人甚至推許為勝過王羲之，雖是過譽，但是可見他的影響。

　傅山（１６０７～１６８４），原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一字仲仁，號僑山、嗇廬、公之它、真山、濁翁、石道人、老檗禪、僑黃老人、朱衣道人等，山西陽曲（今太原）人。他生性剛烈耿介，有義士之稱。雖自幼聰穎博學，但卻在晚明屢試不第。明亡后，曾秘密參與反清活動被捕，獲救后隱居不出。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開博學鴻詞科網(wǎng)羅各地碩儒，他被當?shù)卣畯娦兴屯本?，卻堅辭不入，終未應舉。其終于舊朝的行為雖有歷史局限，但剛直不阿的氣節(jié)還是為后人所稱頌的。他還是清初的重要學者，對先秦諸子的研究在清代學術(shù)史上有重要地位，同時長于醫(yī)術(shù)，尤精婦科。學問道德都為當時所重。
　
　傅山工書，與其為人一樣，反對矯飾造作，“不信時，但于落筆時先萌一意，我要使此何如一勢。及成字后，與意之結(jié)構(gòu)全乖，亦可知此中天倪，造作不得矣 ”（《字訓》），尤其不喜趙孟頫一路優(yōu)美妍媚的風格，而崇尚拙樸率真的書風，有謂“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率真毋安排”（《作字示兒孫》），既可以說是晚明書風的理論總結(jié)，也對后來興起的篆隸有深遠的影響。他的實踐，楷書學顏真卿，得其厚密樸質(zhì)；行草受王鐸影響，同時深研閣帖，易王鐸的方折為圓轉(zhuǎn)，更加重視點劃之間的纏繞盤旋，因而氣勢更加飽滿、風格更加恣肆。但是他學古不如王鐸全面深入，創(chuàng)作時又比王鐸率意，因而在技巧的豐富和嚴謹方面有所未逮。他同時也涉獵篆隸，雖然尚未得法，卻可謂清代復興篆隸的先驅(qū)。

 

  朱耷（１６２６～１７０５）是明宗室、寧王朱權(quán)后裔。號雪個、雪衲、八大山人、個山、驢屋、人屋、何園、書年、驢漢、刃菴、破云樵、驢屋驢等，明亡后為僧，以享名于世。他于書曾于黃庭堅用力甚勤，得其蹙伸欹側(cè)之妙，而增益以秀雅；又受董其昌影響，得其靈動秀美之致。６０歲前后開始，逐漸形成獨特的個人面目：用筆凝練如篆，泯去起收形態(tài)變化，代之以圓渾含蓄，行筆以中鋒圓勁、婉轉(zhuǎn)流動為主，不計提按粗細的變化。結(jié)構(gòu)極重視疏密的對比，并常常因此造成字勢欹正、展蹙的諸多變化，從而進一步形成章法的跌宕起伏。形簡而勢滿，神清而意長，意境高遠，氣質(zhì)渾穆，與其繪畫同一機杼，有很高的審美價值。

  許友推重米芾，而實際上受王鐸影響最深，只是臨古功夫稍乏，故聊具其形，而意趣淺淡，頗涉粗俗。至此可以說，晚明行草新風已是強弩之末了。
　
（二）傳統(tǒng)行草書風的延續(xù)：董、趙書風的籠罩
　
 這一風氣的形成，既是董其昌影響的自然延續(xù)所致，也與清初幾位皇帝的引導有關(guān)?？滴踉谖涣荒?，酷愛董其昌書風；乾隆在位六十年，喜歡趙孟頫書風。由是，整個清朝前期的朝廷官員書法，多數(shù)都受董、趙書風的籠罩。
　
其中也出現(xiàn)過一些水平較高的書家如查士標、姜宸英、沈荃、孫岳頒、查昇等。這些書家主要受董其昌風格影響，但因為學力或性情的限制，未能充分發(fā)揮董書的妍雅清逸，或過于拘謹，或過于軟弱，氣息上都不很高明，尤其是創(chuàng)造性相對王鐸、朱耷等人有較大的差距，所以雖然一時獲譽甚高，卻終究沒有開辟新境。
　
（三）篆隸書法
　
清初的篆隸，在晚明基礎(chǔ)上有一些進展，聲勢漸壯。除傅山外，善于隸書的還有戴易、鄭簠、王時敏、朱彝尊等，實績漸有可觀。

王時敏（１５９２-１６８０）,字遜之，號煙客等，江蘇太倉人。明末曾官太常寺少卿，明亡后不仕。善繪事，隸書點劃工整、結(jié)構(gòu)沉穩(wěn)，氣息淵靜古穆，頗有魄力。

　

鄭簠（１６２２-１６９３）,字汝器，號谷口，上元（今江蘇南京）人，是清代第一位專攻隸書的書家，終生未出仕，主業(yè)行醫(yī)。學漢隸垂３０年，得《鄭固》、《史晨》、《曹全》之意，又參以行草筆法，自成飄逸瀟灑的格局，后人認為他與朱彝尊是“漢隸之學復興”的首要功臣。

   朱彝尊（１６２９-１７０９）,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今浙江嘉興）人?？滴鯐r應博學鴻詞科，任翰林院檢討，撰修《明史》。他是清初重要的金石學家，隸書主要得力于《曹全》，臨習之功極深，能夠形神兼?zhèn)涞嘏R摹《曹全》而不受唐以后隸書的影響，非常難得，標志著當時學者對于漢隸筆法的研究達到了新的高度。但是他自作時卻不能完全堅持《曹全》的規(guī)范，稍嫌板滯。

　二、中期（雍正至道光年間）

　乾隆、嘉慶前后，董、趙的影響漸弱，文人們向古代傳統(tǒng)的追尋逐步深入，這使得篆隸書法的復興步伐加快了，對晉唐宋元明傳統(tǒng)的學習范圍也大大擴展，由此成為兩股基本的力量。
　
（一）對晉唐宋元明傳統(tǒng)學習的深入

　這一派書家有的仍以學習董、趙為主的，但更多的則是向宋、唐、晉的大師們?nèi)》?，代表人物有王澍、張照、劉墉、梁同書、王文治、梁巘、翁方綱、錢灃、永瑆、鐵保等，其中翁、劉、梁（同書）、王有“清四家”之稱（亦有一種說法是翁、劉、成、鐵）。

　劉墉（１７１９～１８０４），字崇如，號石庵、石菴、石盦、木菴、青原、香巖、勗齋、東武、溟華、日觀峰道人等，山東諸城人。他是乾隆年間的重臣，歷任翰林院編修、江蘇學政、內(nèi)閣學士、湖南巡撫、左都御史、工部尚書、上書房總師傅、吏部尚書、協(xié)辦大學士等職，嘉慶初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子少保，卒謚文清。著有《石庵詩集》。他的書法由董、趙入手，而后遍臨晉唐宋諸家，尤得力于蘇東坡、顏真卿和晉唐小楷，融會貫通，自成格局。其書點劃豐腴處短而厚、細勁處含而健，對比強烈；結(jié)字內(nèi)斂拙樸，而決不擁塞，端重穩(wěn)健中透出靈秀；章法輕重錯落，舒朗雍容。整體風格含蓄蘊籍，精氣內(nèi)斂，渾若太極，貌端穆而氣清和，有碩儒老臣的持重，無恃才傲物的輕佻，似乎包有萬象而莫測高深，洵然可敬。因為喜用濃墨，時號為“濃墨宰相”。

 

 王文治（１７３０～１８０２），字禹卿，號夢樓，江蘇丹徒（今鎮(zhèn)江）人。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探花，曾任翰林侍讀等，以事被黜，執(zhí)教各地書院。擅詩文，著有《快雨堂題跋》等。他的書法出于董其昌，上溯米芾、李北海，多用側(cè)鋒取妍，筆致翩翩，結(jié)構(gòu)舒展秀逸，縱橫揮灑，以文人才士的佳致見長。因喜用淡墨，與劉墉恰成對照，故時稱他“淡墨探花”。

   翁方綱（１７３３～１８１８），字正三，號忠敘、彝齋、覃谿、蘇齋等，北京大興人。他于乾隆十七年（１７５２）中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江西等地省試考官及廣東等地學政，官至內(nèi)閣學士。他的主要活動也在乾隆年間，和劉墉齊名，但是主要精力都放在鑒賞、考證和題跋碑帖上。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學者，著有《兩漢金石記》、《粵東金石略》、《漢石經(jīng)殘字考》、《焦山鼎銘考》、《廟堂碑唐本存字》、《蘇齋題跋》、《蘇米齋蘭亭考》等諸多著作。在書法學習上，翁方綱主張學習古人，強調(diào)每一字一筆都有來歷，一生致力于歐陽詢，嚴守法度，以精工為尚。其楷書，得歐陽詢的結(jié)實端謹，而乏其清新精巧；行書稍活潑，而仍然過于拘束，缺乏逸韻高情。嚴格地講，其金石研究比書法實踐影響更大。
　
　總的來說，這些書家對于晉唐宋古典的學習，都各有自己的體會與長處，較之前期學董、宗趙書家的藝術(shù)視野都要開闊得多，因而藝術(shù)水準也明顯提高。但是都缺乏開宗立派、引領(lǐng)時代的能力與氣度，因而無法與晉唐宋元明的大師級人物相抗衡。
　
（二）對秦漢北朝傳統(tǒng)的重新發(fā)現(xiàn)與取法
　
　在篆隸與北碑領(lǐng)域，情況卻有所不同。經(jīng)過書家、學者的共同努力，篆隸的審美價值不斷得到深入的認識，許多杰出人才投身于此，從而使篆隸領(lǐng)域出現(xiàn)了巨大的飛躍和突破，對北碑的學習也開始起步。總體上看，對這一傳統(tǒng)的關(guān)注已成燎原之勢，形成了與晉唐宋元明傳統(tǒng)一翼足可抗衡的局面。
　
　涉足這一領(lǐng)域的藝術(shù)家中，有不少畫家，如名列“揚州八怪”的鄭燮、金農(nóng)、汪士慎等人，他們疏離于主流文化圈之外，而與市民階層有較密切的聯(lián)系，藝術(shù)思想、創(chuàng)作傾向帶有一定的叛逆性。在書法上，對晉唐以來傳統(tǒng)采取一種比較主動的反叛姿態(tài)，而對秦漢傳統(tǒng)則表現(xiàn)出極大的熱情，從而成為秦漢傳統(tǒng)復興的一批重要力量。
　
　金農(nóng)（１６８７～１７６３），字壽門，又字司農(nóng)、吉金，號冬心、古泉、金牛、老丁、百研翁、恥春翁、壽道士、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龍梭仙客、百二硯田富翁、昔邪居士、心出家盦粥飯僧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著有《冬心先生集》、《冬心先生雜著》等。精詩詞、鑒賞，喜收藏，繪畫為一代宗師。于書專攻《華山碑》，后自出機杼，不受束縛，以倒薤法作撇，以方整寬闊筆作橫、細勁筆作豎，號稱“漆書”，古拙樸厚，時涉諧趣，形成極其強烈的個人風格，并由此衍生出獨具特色的行書和楷書。

 
 

鄭燮（１６９３～１７６５），字克柔，號板橋、板橋道人、風子、樗散人、紅雪山樵等，江蘇興化人，著有《板橋全集》。他以畫竹著稱于世，又對傳統(tǒng)行草有相當?shù)脑煸?，但因世人好奇，遂不滿于此，而有意以篆法、隸書、楷書與行草雜糅，自稱“六分半書”，這種探索精神當時即為他博得了很高聲譽，但是由于篆隸本身的復興并不充分，事實上融合篆隸楷行草于一體的時機并不成熟，因而板橋的作品，往往是一種偏于簡單的拼湊，無法深入到其精神實質(zhì)，故總體上并不成功。但他的影響，對于人們重視篆隸的審美價值，仍然是有重要的推動作用的。

 與“八怪”相先后的，還有一批精于篆刻或字學的藝術(shù)家，對篆隸進行了更加純粹同時也更加深入的探討鉆研，從而比較成功地使篆隸的生命力得到全新的激發(fā)。代表性書家有丁敬、黃易、錢坫、桂馥、鄧石如、伊秉綬等。特別是桂馥、鄧石如、伊秉綬，真正站到了歷史演變的制高點上，使秦漢傳統(tǒng)的復興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境界。

　　丁敬（１６９５～１７６５），字敬身，號鈍丁、硯林、研林外史、梅農(nóng)、丁居士、龍泓山人、孤云石叟、勝怠老人、玩茶叟、玉幾翁等，浙江錢塘人，是一代著名印家，“浙派”的領(lǐng)袖，對篆隸有精深的研究。與篆刻別開天地不同，他在書法上相對中和平正，風格古樸雅致，得秦漢書法的簡凈精神。

　　錢坫（１７４４～１８０６），字獻之，號十蘭，嘉定人。在篆書方面極為自負，自詡二李之后一人，其篆書專攻鐵線，出規(guī)入矩，確有古人風范，晚年右手病廢，以左手作書，結(jié)構(gòu)不能完全如意，然而卻增添了一種自然之致。就鐵線篆來說，錢坫確實是一代高手。

　　桂馥（１７３６～１８０５），一作（１７３３～１８０２），一名復，字未谷，一字冬卉，號雩門、老苔、老菭、瀆井、瀆井復民、肅然山外史等，山東曲阜人。他博涉群書，一生精力萃于小學，著述宏富，為“說文四大家”之一，著《說文義證》。亦工詩書畫印，所輯《繆篆分韻》一書，為學習漢印之必備。尤以隸書為一代之雄，時人推許為直接漢人，甚至認為是百馀年來第一人，足以超唐越宋。其字用筆肥而不臃、深沉厚重，結(jié)字方嚴廣博、樸質(zhì)端謹，氣勢雄偉渾穆、堂堂煌煌，確實可以說是深得漢人隸書醇古樸茂、博大飽滿的精蘊。只是稍有習氣，未能盡善。

 

 鄧石如（１７４３～１８０５），初名琰，字石如，避嘉慶帝諱，以字行，改字頑伯，號完白、完白山人、古浣子、完白山民、游道人、龍山樵長、鳳水漁長、笈游道人等，安徽懷寧人。他生于鄉(xiāng)鄙，終生為布衣，但自幼即喜刻石，仿漢印頗工，至南京梅镠家，居八年，遍臨所藏金石善本，由此而篆、隸、楷、印皆臻大成之境。乾隆五十五年入京，劉墉延為賓客，聲振當代名公。其篆書融秦漢于一爐，又出以隸筆，遂使篆法活脫生動，擺脫了鐵線的拘滯，不唯字形闊大磅礴，而且筆勢豐富多姿，墨色流溢燦然，大大拓展了篆書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其隸書筆致健拔蒼勁，結(jié)體疏宕俊逸，用墨蒼古，亦可謂深入漢人堂奧。晚清書論名家包世臣、康有為、楊守敬等對他無不推崇備至，競相推許為國朝第一、集篆書大成等。這都是因為他成功地實現(xiàn)了兩大傳統(tǒng)的轉(zhuǎn)換，表明醞釀已久的秦漢北碑傳統(tǒng)的復興高潮的來臨和兩大傳統(tǒng)的對峙、融會的真正的開始。

 伊秉綬（１７５４～１８１５），字組似，號墨卿、默庵、南泉、秋水，福建寧化人，著有《留春草堂集》。他能詩文、繪畫、治印，但以書法為最著名，工小楷，行書、楷書均宗顏真卿，通篆法，而以隸書為一代之雄。其隸書從《衡方》等碑化出，筆劃含凝厚重，波磔不顯，似有篆意，字形方整宏大，有顏真卿氣度，因而形成氣勢磅礴、拙樸茂密之格，有清一代，隸書渾厚一路，無出其右，康有為許為“集分書之成”，不為過譽。

 

   三、晚期（咸豐至清朝末年）

　嘉慶、道光前后，阮元、包世臣倡興碑學，從理論上鼓吹秦漢北碑傳統(tǒng)在書法史和書法美學系統(tǒng)中的地位，使之成為一時顯學。但深入實踐的許多書家，并未完全舍彼取此，而是各取所長，自覺不自覺地尋求融合之道，使兩大傳統(tǒng)都獲得了新的發(fā)展契機。因此，晚清書家，大體可分作三類。

（一）以晉唐傳統(tǒng)為主的書家：林則徐、翁同龢等
　
　林則徐（１７８５～１８５０），字少穆，一字無撫，號竢村老人，福建福州人。官至兩廣、云貴總督，加太子少保，謚文忠。鴉片戰(zhàn)爭后曾被謫戍伊犁。書法出自歐、顏、二王和米芾，頗為清新穩(wěn)健，唯稍受館閣習氣束縛。

 

  翁同龢（１８３０-１９０４）,字叔平，號松禪、瓶廬居士等，江蘇常熟人。累官至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等職，為同治、光緒兩朝帝師，在戊戌變法中被革職。他的書法出于翁方綱、錢南園，而上溯顏真卿、米芾，氣息淳厚，堂宇廣博，為晚清帖派書家的重鎮(zhèn)。

  

    此外，晚清學人善于傳統(tǒng)行草的人數(shù)還是極多的，其中也不乏名聲不遠而水準甚佳的高手，如戴熙、郭嵩燾、曾國藩、王拯乃至李鴻章、張之洞等，都有相當?shù)膫鹘y(tǒng)書法造詣。
　
 （二）以先秦秦漢北碑為主的書法家

　這類書家比較多，前后有張廷濟、朱為弼、徐同柏、趙之琛、六舟達受、吳熙載、楊峴、張裕釗、吳大澂等。他們大多是集傳統(tǒng)經(jīng)學、金石、書畫、辭章、考據(jù)、收藏研究于一身的學者型書法家。

　張廷濟、朱為弼和徐同柏都善于金文大篆，他們?nèi)铱梢钥醋髑宕鷮W習先秦篆書比較有影響的先驅(qū)者，雖然他們的成就還不能算是很高深，特別是如何使用筆墨來表現(xiàn)大篆的氣息，應該說還沒有達到理想的效果。

　趙之?。ǎ保罚福薄?/font>１８５２），字次閑，號獻父、獻甫、寶月山人等，浙江錢塘（今杭州）人。精六書，善繪山水、花卉，晚年常寫佛像，能篆隸行楷，工刻印，為陳豫鐘弟子。有《補羅迦室集》、《補羅迦室印譜》。曾為阮元摹刊鐘鼎款識，故精通大篆。他的大篆書，不像前人一樣描頭畫尾，而能夠舍棄形貌，獨取神理，用渾厚嚴整的筆法加以表現(xiàn)，筆墨比較自然生動，是清代大篆書中值得重視的一家。

　吳熙載（１７９９～１８７０），初名廷飏，字熙載，五十歲以后因避諱更字攘之，亦作讓之，以字行，號讓翁、攘翁、晚學居士、方竹丈人、言庵、言甫等，祖籍江寧，自父起移居儀征。工金石考證，能寫意花卉，精治印，平生治印逾萬，影響深廣，后之師鄧派者，多以吳氏為宗。著有《通鑒地理今釋稿》、《吳讓之印譜》等。書法從包世臣學習，由包氏得筆法，并指點學鄧門徑。篆刻篆隸，均能由鄧石如而上追秦漢，繼承發(fā)揚，赫然成家。書法以篆書為最佳，筆法婀娜而不失清剛，流麗而不失端雅，有文人清氣，是師鄧而能有所發(fā)展者。

 

  張裕釗（１８２３～１８９４），字廉卿，號濂亭等，湖北武昌人。曾入曾國藩幕府，為曾氏弟子，但無意仕進，專意于學，為清末古文大家，后人編輯其文章為《濂亭文集》等。他的書法專師北碑，尤得力于《張猛龍》，而斂入規(guī)矩，自成體勢，結(jié)構(gòu)謹嚴方正，筆法剛健勁拔，尤以外方內(nèi)圓的獨特筆姿為人所稱賞，被康有為推許為“集碑學之成”，在近代中國和東瀛有廣泛的影響。但現(xiàn)在看來，雖然很有特色，而相對于北碑來說，精神有隔閡，并沒有抉得精華。

   吳大澂（１８３５～１９０２），原名大淳，避帝諱而改，字止敬，又字清卿，號恒軒、愙齋等，江蘇吳縣（今蘇州）人。同治七年（１８６８）進士，累官至廣東、湖南巡撫。好集古精鑒別，是著名的金石學家，所得古器皆手自摩拓，工書畫篆刻，著有《愙齋集古錄》、《愙齋集古錄釋文謄稿》、《說文古籀補》、《恒軒吉金錄》、《古字說》、《古玉圖考》、《愙齋詩文集》等著作。他的篆書融會大小二篆，以大篆立其筋骨，以小篆斂其體裁，而筆墨又極其精煉，三美歸一，形成了堅勁緊韌的藝術(shù)風格，為篆書藝術(shù)開辟了一種新風格。

 （三）兼宗兩大傳統(tǒng)并尋求融通的書家：何紹基、趙之謙、楊守敬、康有為等
　
　何紹基（１７９９～１８７３），字子貞，號東洲居士，晚號蝯叟、猨臂翁，湖南道州（今道縣）人。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進士，歷任編修、國史館協(xié)修、總纂、提調(diào)等，曾主持福建、貴州、廣東鄉(xiāng)試，咸豐間任職四川學政期間被黜，從此講學游歷各地，晚年在揚州主持?？薄妒?jīng)注疏》。他是晚清著名的學者，精通儀禮、說文、漢書、詩詞以及書法，著有《說文段注駁正》、《東洲草堂金石跋》等。他的書法，早年從顏真卿入手，后來融會《道因法師碑》，精研數(shù)十年，深得其妙，以后又肆力于篆、隸以及北碑，無不用功深至，是以篆、隸、楷、行皆冠絕一世。又以絕大天分和匠心，探求各體精神的融會，因而其各體的面目，都與傳統(tǒng)的面目形成了很大的差異，然而又無不以傳統(tǒng)的面目為依歸，真可謂帖意碑神，草情篆韻，一體而兼收之，在中國書法史上開出了奇葩，為書法的未來發(fā)展拓出了一條嶄新的大道。

 趙之謙（１８２９～１８８４），字撝叔，號悲庵，別署子欠、支自、鐵三、益甫、憨寮、冷君、無悶、梅庵等，浙江會稽（今紹興）人。咸豐己未年（１８５９）舉人。歷官江西鄱陽、奉新、南城知縣。著作有《悲庵居士詩?！?、《補環(huán)宇訪碑錄》、《六朝別字記》等。他是一個多能的藝術(shù)家，篆刻、繪畫、書法皆一代大家。嘗稱“生平藝事皆天分高于人力，惟治印則天五人五，無間然”，可見其于印章用力之多且勤。趙氏以其特有的藝術(shù)藝術(shù)敏感和熔鑄能力，將彼時出土日多的古器物文字引入印作和邊款，風貌多樣，意趣清新，開印章的新天地。他的書法，初從顏真卿入，后專攻北碑，又得鄧石如篆隸之法，于是以北碑之法寫篆隸，進一步豐富了篆隸的筆法意趣。又由北碑化生行書，融鑄貫通，運用如意，神氣飛動，既饒有古樸厚重之意，更兼有帖的溫醇雅潔之韻。可惜他英年早逝，未能使意境更臻于成熟老到。

 楊守敬（１８３９～１９１５），字惺吾，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曾應駐日本公使黎庶昌之請前往日本協(xié)助輯刊《古逸叢書》，因此而收集了不少保留在日的古代文獻。他同時還在日本廣泛傳播書法，對日本近代以來書法的發(fā)展發(fā)生了重要的影響。他在理論上提倡碑與帖“合則兩美，離則兩傷”，是較早進行這種理論倡導的人物。在實踐上他也奉行不悖，行書學顏和蘇軾，以后參入北碑意趣；大篆已經(jīng)直達西周；隸書注重筆情墨趣，老辣遲澀，結(jié)體妙善伸蹙，時有諧趣。

     康有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初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更生、西樵山人等，廣東南海人，著有《康南海先生遺著匯刊》、《萬木草堂遺稿》、《萬木草堂遺稿外編》、《廣藝舟雙楫》等?？涤袨槭潜畬W理論的健將，持論時有偏激之見，往往為人所詬病，但他自幼曾受過嚴格的傳統(tǒng)書法訓練，雖然以后專修北碑，但幼學基礎(chǔ)仍然未廢，結(jié)果無意中形成了碑帖融合的面目。前人多認為他的書法出自《石門銘》，實際上還有許多顏真卿行書的趣味。因此他的書作既有北碑的開張恣肆、篆隸書法的古樸雄渾，又有傳統(tǒng)行草的酣暢飛動，是篆隸北碑與傳統(tǒng)行草融會貫通比較成功的例子。

   吳昌碩（１８４４～１９２７），初名劍虞、俊，又名俊卿，字香補，中年以后更字昌碩，以字行，亦署倉石、倉碩、蒼碩，號缶廬、老缶、缶道人、老蒼、苦鐵、大聾、石尊者、鄉(xiāng)阿姐、破荷亭長、五湖印匄、削廬、蕪菁亭長等，浙江安吉人。晚年被推舉為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長，是晚清杰出的藝術(shù)家，詩書畫印皆自成家數(shù)，影響深遠。著有《缶廬集》。他既是清代書法的殿軍，又是近代書法的開山，他于篆、隸用功最多，尤其是《石鼓文》，終生浸淫，無一日或離，晚年變化筆墨，引入行草意趣，遂使筆情墨趣，流溢行間，篆書的復興，至他而達到一個新高度；行書以王鐸為宗，融入歐、米，又引入碑法之蒼勁渾樸，老辣生奇，使行書也重放光華。治印初習浙、皖，既而出入秦漢，借鑒封泥匋甓，融入寫意繪畫情趣，形成了斑駁高古、沉雄壯遒的新面，即作小印，也有尋丈之勢。治印還獨創(chuàng)修整印面和邊欄的法門。既雕既琢，復歸于樸，古今無二。吳昌碩的成就，是清中期以來兩大傳統(tǒng)深入融會的碩果，標志著清人重理古典的工作取得了圓滿的成功，為近現(xiàn)代書法的發(fā)展，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基礎(chǔ)。

　在經(jīng)歷了漫長而輝煌的發(fā)展后，隨著中國社會陷入戰(zhàn)亂頻仍的近現(xiàn)代，書法也曾經(jīng)一度受到過強烈的沖擊，經(jīng)受了風雨的考驗。現(xiàn)在，她又迎來了復興的機會，不僅在全國出現(xiàn)了持續(xù)多年的熱潮，而且影響及于世界。我們回顧歷史，展望未來，應該更加熱愛她，更加為她而努力工作，使她得到更輝煌的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