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英國哲學家波蘭尼在 《個人知識》中提出了 “默會知識”的理論，以挑戰(zhàn)17世紀科學革命以來所形成的所謂 “完全明確的知識理想”，即真正的知識應是明確的、客觀的、超然的、非個體的，而 “默會的知識是指那些我們有所知曉，但卻不能明確表達的知識”。

　　這個話題最早可追溯到柏拉圖的對話篇。在《拉凱斯篇》對 “什么是勇敢”進行的討論中，蘇格拉底提出， “我們既然知道，那么也一定能夠說出來?！倍鴮④娎瓌P斯則說： “我認為自己對勇敢的性質是知道的，但不知怎么，我總是抓不住它，無法說出它的性質。”蘇格拉底認為，拉凱斯既然不能說出勇敢的性質，那么，實質上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勇敢。 “凡是知道的就一定能言說，不能說出來的就不是真正的知道”，這個思想在近代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波蘭尼的理論卻強調說： “我們所知道的多于我們能夠言說的?！彼隙四瑫R相對于明確知識的獨立性與合法性，可說的、顯性的知識只是冰山的一角，而緘默的知識則是隱藏在冰山底部的大部分。緘默的知識是個人的智力源泉，是給大樹提供營養(yǎng)的樹根，顯性知識不過是樹上的果實。因此，所有的知識不是默會知識就是植根于其上的知識。

　　大部分人都知道怎樣在自行車上保持平衡，此時實際上已經處理了許多相當復雜的物理方程，但是沒有一個人在騎自行車時會琢磨如何解這些方程。再想想，小孩子是怎樣在沒有一點語法概念時，就能說出語法上無可挑剔的句子。這類知識廣泛存在于個人和他的社會生活中。據說有位記者曾問年老的哈耶克： “為什么當年你狠心拋棄妻子，而與初戀情人結婚，以致你最好的朋友都因此與你絕交？”他沉默了很久，然后承認：“我知道這樣做不對，但我心里有一種強烈的沖動，一定要如此。”我是想說明，人往往不能靠完全明確的理性生活，也常常無法按自己所說的那樣去生活。默會的認知和直覺的沖動，在個人行動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問題在于，在千百萬人組成的社會中，每個人都需各種知識，而它們總是掌握在分立的個人手里。人們是否能找到某種途徑，與他人交流、分享和運用這些分散的、不完整的，甚至是不能言說的知識？出乎意料的是，這個看上去難以“溝通”的問題，通常是以 “自發(fā)形成”秩序的方式得到解決。

　　個人為增加自己的福利而制定行動的計劃并努力實施，這個過程包含著大量的已知和未知的知識。如果成功，他就會繼續(xù)運用這種行為模式，并將其看作在某一特定情況下的 “行動準則”。這些行為方式如果被他人觀察到，他們就會效法，從而按此方式行事的人越來越多。由此，人們就可以預期別人也會采取同樣的行為。它們就這樣一步步被“普遍接受了”，成了某種約定俗成或自發(fā)形成的制度。自由市場經濟中的 “自我調節(jié)”功能，似乎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就說市場上商品的價格是如何確定的，通常人們都認為是由成本確定的，事實上它往往與成本關系不大，而與買者對它的主觀評價關系更大。至于賣方，希望價越高越好。這些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討價還價，就是一種溝通，一種預測他人行為的活動。如果這種溝通是充分自由的，競爭就會使價格逐漸達到一個合理的、雙方都能接受的水平。

　　制度一旦形成，它就縮小了人們?yōu)榱诵惺鲁晒Χ仨毩私獾臇|西的范圍。它能使人們對他人的行為做出更準確的預期，即使人們并不掌握關于他們的詳盡的知識。須知，由于現(xiàn)代社會巨大的規(guī)模和匿名性，在這個社會中人們很難了解他人的詳細具體的知識，他們是通過社會規(guī)范、規(guī)則和制度，來調整自己的行為。制度， “在西方傳統(tǒng)中被理解為，能使我們每個人依賴于其他成千上萬的并不認識的他人的行為，盡管我們對他們的個人的意圖和計劃根本就不了解。這些制度是社會的交叉點，調整成百上千萬人的行為，大家就不用再費心地獲取和理解關于他人的詳盡的知識，也同樣能形成他們對未來行為的一個個具體的預期”。在這個意義上，規(guī)則和制度實際上是某種溝通交流的問題。

　　制度一出現(xiàn)，它即使不限制我們的思維方式，也必然會約束我們的行為。但這種約束卻使我們能更輕松地準確預期他人的行為。如提倡靠右行走，在某種意義上確實是限制了我們的自由，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它也使我們更自由，因為它使我們不必每次在路上行走時猜測或算計別人將靠哪邊走。

　　當然，規(guī)則、制度也有靠某些人 “拍腦袋”想出來的，但它們往往會事與愿違?，F(xiàn)代制度理論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看待社會的、經濟的制度是如何 “自發(fā)形成”的視角，讓我們看到分散的、甚至矛盾的和經常是默會的知識，能為社會大眾所用的某種溝通交流的過程。這不是一個挺有意思的思路嗎？

　?。ㄗ髡?上海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