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宇烈教授，1934年12月10日生于杭州,現(xiàn)為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中國傳統(tǒng)文化博士研究生班導師，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長等。兼任職務有：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領導小組成員，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委員，全國宗教學會顧問，孔子基金會理事、學術委員會委員，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學術委員會委員等。樓宇烈教授長期從事于中國哲學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他發(fā)表的主要論著有：《王弼集校釋》、《郭象哲學思想剖析》、《玄學與中國傳統(tǒng)哲學》、《袁宏與東晉玄學》、《易卦爻象原始》、《康有為與儒學的現(xiàn)代轉化》、《儒家修養(yǎng)論今說》、《中國儒學的歷史演變與未來展望》；《敦煌本〈壇經(jīng)〉、〈曹溪大師傳〉與初期禪宗思想》等。樓宇烈教授是中國文化最真誠的倡導者、實踐者，他創(chuàng)立了北大國藝院，并兼任校內外幾十家中國文化社團的顧問和指導，退休后依然常年奔波于各地講學，是當代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中流砥柱。

一個述而不作，一個理念相通，這兩個特點就使得中國文化在其發(fā)展過程中逐漸匯聚成幾部具有根源性影響的著作，成為中國文化的源頭，也使得后人得以由此把握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內容和根本精神。

一、三玄、四書、五經(jīng)

中國早在三千年前的商周時代就已經(jīng)有了文字，用來記載個人和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事情。幾千來，中國流傳下來的典籍可以說是浩如煙海。這些經(jīng)典，任何人用他畢生的精力，都只能窺其一斑，即便給他幾輩子的時間，也很難遍覽。

但是中國文獻的傳承有兩個特點，使它雖然數(shù)量繁多，但卻統(tǒng)之有序。

一個就是孔子說的，叫做“述而不作”。所謂“述”就是敘述，“作”就是創(chuàng)作、發(fā)明。中國古人可以說是比較謙虛的，他們認為自己其實不是在創(chuàng)作什么新東西，而只是在敘述、闡發(fā)前人的一些思想。這樣一來，中國歷史文獻的傳承就跟西方的文獻傳承有一個很大的不同。西方的文獻很多都是強調個人的一種創(chuàng)作，而中國都是以闡發(fā)前人思想或者前代經(jīng)典性著作作為表達自己思想的方式。

再一個就是，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并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細密的學術分科。文學、歷史、哲學、宗教、藝術、政治、經(jīng)濟、法律、軍事，乃殷商時期的甲骨文的品格的品格至于農、工、醫(yī)、科技等，可以說都是混雜在一起的，后來才慢慢形成了經(jīng)史子籍這樣簡單的四部分類。清代編四庫全書，就是按照四部分類來分的，但即使是這樣，也有很多的交叉。比如說現(xiàn)在我們說的哲學，對應在四部里，應該是哪些科目、哪些圖書呢？有的人說是子部，但有些經(jīng)部和集部的內容也可以歸到哲學類去，而且將子部完全歸于哲學，那也不確切，因為其中有很多東西，講文學也是離不開的。所以中國古代傳統(tǒng)文化典籍分類的方法，跟現(xiàn)代的方法也有很大差異，按現(xiàn)在的分類標準去安排它，是行不通的。

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各部分雖然談論的具體問題不同，但它們的內在其實都遵循著一個共同的理論基礎，秉承著同一個價值觀念。

所以，一個述而不作，一個理念相通，這兩個特點就使得中國文化在其發(fā)展過程中逐漸匯聚成幾部具有根源性影響的著作，成為中國文化的源頭，也使得后人得以由此把握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內容和根本精神。

中國文化中的這些根源性典籍，我們大概可以用“三、四、五”這三個數(shù)字來加以概括，說簡單點就是三玄、四書、五經(jīng)。三玄是指《老子》、《莊子》、《周易》。四書是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jīng)指的是《周易》、《三禮》、《書經(jīng)》、《詩經(jīng)》，還有《春秋》（三傳）。

加起來是多少呢？十二本。在這十二本書里，我們可以看到五經(jīng)里面的《周易》，跟三玄里面的《周易》是相重的，那么就減掉一個，等于十一本。另外，四書里面的《大學》和《中庸》其實是《三禮》里面《禮記》中的兩篇文章，如果把它再放到《禮記》里面去，那么又少掉兩個，等于九本，因此，這九本書就構成了中國文化的根源性典籍。

從春秋戰(zhàn)國一直到二十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之前，可以說這九本書是中國文化內容的根源。不管你是論述哲學思想，還是論述文學歷史；不管你是講政治、經(jīng)濟、法律，還是講農、工、醫(yī)、科技，都離不開這幾部經(jīng)典的根本理念和價值觀念，引經(jīng)據(jù)典也都不會超出這九本書。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如果不了解這九本書，那么也就很難去了解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反過來，即使是了解了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但如果不能將它們統(tǒng)攝到這九本書里去，那么也把握不住中國文化的根本理論基礎和核心價值觀念。

所以，這九本書統(tǒng)領了整個中國文化，是我們把握中國文化根本精神的必讀書。

二、五經(jīng)要義

漢代是五經(jīng)地位確定的時期。在漢武帝時，國家專門設有五經(jīng)博士，也就是把五經(jīng)提到了一個指導整個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生活的高度。

不學《詩》，無以言

五經(jīng)里面的《詩經(jīng)》最初應該說是一部文學作品?？鬃釉诮逃膬鹤訒r，就說了過“不學詩無以言”的話，認為學了詩以后，就能夠懂得怎樣遣詞造句，怎樣來表達自己的情感。而且因為《詩經(jīng)》描述各種東西的方方面面，所以通過學詩就可以懂得很多實用的知識，比如各種植物、蟲鳥的名字等。

但是到了荀子，《詩經(jīng)》就不僅僅被當成文學作品來看待了，它成了一種非常重要的、指導人們生活、做人乃至治國的理論依據(jù)。在《荀子》這部書里面，引詩有七十多處。受荀子的影響，漢代很多講詩的人，都很重視《詩經(jīng)》的思想性。漢代有一本很著名的注釋《詩經(jīng)》的書叫做《韓詩外傳》，寫這本書的人叫做韓嬰，他就專門以《詩經(jīng)》來講政治的道理、做人的道理，其中很多內容都跟荀子講詩的內容相合。

因此，《詩經(jīng)》不僅僅是中國文學作品的源頭，而且也是中國哲學的一個基礎經(jīng)典。所以也有人說，哲學跟詩是分不開的。

不學《禮》，無以立

《三禮》包括《儀禮》、《禮記》、《周禮》三部分?！秲x禮》就是講的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倫理原則和行為規(guī)范，規(guī)定了不同的等級應該遵循的禮?！度Y》的第二部叫《禮記》，它實際上是來解釋《儀禮》的，它包括了《儀禮》中最基本的內容，同時從理論上進一步來闡發(fā)為什么要運用這樣一些禮？這些禮都包含了什么樣的意義？起什么樣的作用？還有一部書就是《周禮》?！吨芏Y》的內容主要是講周代的官制。中央設哪些官？地方設哪些官？這些官的職責都是什么？等等。

總的來說，《三禮》中的《禮記》對后來的影響是最大的。剛才講到的像四書中的《中庸》、《大學》，其實也都是《禮記》里面的文章。還有像大同、小康等我們中國人治國的一些理想也都出于《禮記》。

另外，流傳于先秦，后來丟失的《樂經(jīng)》，它的思想其實也包含在《禮記》之中。《禮記》中專門有一篇《樂記》，其中對音樂的起源、社會作用，以及它在整個禮里面有一個什么樣的地位，都詮釋得非常清楚。

《樂記》的主要觀點就是人生而有情，這些情感需要發(fā)揮出來，怎么發(fā)揮呢？就要通過唱，通過呼喊，通過手舞足蹈等方式來表達。在這個過程中，禮引導得好就會陶冶心情，引導得不好，就會使得人們瘋狂。所以音樂的直接作用是發(fā)泄人們的情感。例如，奏起一個哀樂，人們就會傷心，奏起一個雄壯的歌曲，人們就會精神奮發(fā)。同時，音樂又是來調節(jié)人們之間關系的，所謂禮以道別，樂以道和。禮確立了人們之間不同的關系，很嚴肅；而樂又把這種關系拉近了，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等級差別也就不那么明顯了，關系自然就親和了。

《禮記》里面還有一篇《學記》，是闡發(fā)社會教育的必要性、教育的意義和教育的方法的，強調教育的根本是要教人做一個人。我想這樣一些觀點，即使對我們現(xiàn)在來講，也是非常有參考價值的。

《禮記》里面，還談到了許許多多具體的禮的問題，其中有六個方面的禮是最根本的。

首先是冠禮，冠禮就是成年禮。男子二十就要給他戴帽子，女子十五就要給她及笄，及笄就是上頭，插上一個東西，這都屬于冠禮。冠禮就是說明你成年了，成年了就要對社會、對家庭、對個人負責任了，因此就舉行這個儀式告訴你應該擔負起一個成年人的責任來，不能再像小孩子那樣隨便了。

第二個是婚禮，婚禮也是禮里面的重要的一個內容。按照《禮記》的說法，婚禮是合二姓之好，就是把兩個姓結合在一起，然后好延續(xù)子嗣。所謂延續(xù)子嗣也就是延續(xù)人類，因為中國人的生命觀念，不是個體的生命觀念，而是一個族類的生命觀念。也就是作為每個個體來講，有生就必有死。死了以后也不會再生的，不像佛教講的有輪回。但是他的生命也在延續(xù)，怎么延續(xù)呢？就在子女的身上延續(xù)，因為子女跟父母血脈相承，所以子女的生命就是父母生命的延續(xù)。中國人最重視這個，所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因為這是生命的延續(xù)問題，要不然生命就沒有了，就中斷了。

第三個是喪禮，喪禮是非常重要的，《禮記》里面也講了它的意義。比如守喪要守三年，為什么？因為從父母生你下來到你能夠相對獨立活動，這個時間要三年。所以你要報父母的養(yǎng)育之恩，就應該守喪三年。孔子講“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就是說我們要非常慎重地對待人的死亡，并且不斷地去思念他，這樣民風才能夠歸于淳樸。這個話實際的含義是要教人不忘報恩。所以我常常講，一個人如果不知道報恩的話，大概就不能算是一個人了。知恩報恩是人的一個最基本的品行，喪禮里面實際上就體現(xiàn)了這樣一種精神，體現(xiàn)了一種對父母的知恩報恩。

第四個是祭禮，祭禮是祭天地日月、山川河流。從某種角度來講，這表明中國人有一種自然神的崇拜，認為不管是天地日月、高山河流都有神，山有山神，河有河伯，等等。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這實際上也是一種報恩的思想。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就靠這些東西來生存。所謂天生之，地養(yǎng)之，天地萬物養(yǎng)育你，你該不該祭它？當然應該！

第五個是聘禮，或者叫朝聘禮，就是聘用人的禮節(jié)。這個禮，我們現(xiàn)在很忽視，其實它是非常重要的。聘用一個人時，在他工作的部門里給他舉行一個小小的儀式，其實就是告訴他，他的責任是什么。同時也告訴大家，這個人來是做什么的，大家才好去配合他、監(jiān)督他。

朝聘禮中其實也包括了解聘禮，解聘也需要以禮相待，不是說炒魷魚就完了，或者說退休了就結束了。

我們現(xiàn)在很多學校為學生辦的入學典禮、畢業(yè)典禮都屬于朝聘禮這個范圍，但是我們往往都弄得很草率、很簡略。其實入學典禮、畢業(yè)典禮，在很多學生來說是一輩子都難忘的，可學校這么簡單就完事了，這就是不能做到以禮相待。

第六個是鄉(xiāng)射禮，過去就是指一個村子里面，能夠體現(xiàn)尊老愛幼這樣一種文明風氣的禮儀?，F(xiàn)在社會上都在強調建設社區(qū)文化，我覺得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鄉(xiāng)射禮現(xiàn)代化一下，效果一定會很好。

這六個基本的禮，我覺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對我們現(xiàn)在來說也很有借鑒意義。現(xiàn)在提倡要建立和諧社會、小康社會，如果能有這樣一些基本的禮儀來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協(xié)調人們的關系，使人們懂得怎樣做人、如何尊重他人，那應該是事半功倍的。

總的來說，《禮記》是中國傳統(tǒng)倫理規(guī)范得以建立的根本典籍，它指導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的日常生活。

帝王之學——《書經(jīng)》

《書經(jīng)》是上古歷史文獻的一個總集，里面的內容除了一些傳說中夏代和商代的文獻外，大部分是周代政府的公告，這些公告總結了夏商兩代興衰的經(jīng)驗教訓。它特別注意到，夏代為什么能夠興起？那是由于夏代的創(chuàng)始人禹通過治水為老百姓謀了福利，因此得到了民眾的擁戴。夏代為什么又滅亡了呢？那是因為它的末代統(tǒng)治者夏桀殘害百姓，失去了民心。同樣，商代也是如此，它的興起是因為開國君主成湯“解民于倒懸”，把老百姓從夏桀的統(tǒng)治下解救了出來；而它的滅亡，則是由于商紂王酒池肉林，荒淫無恥、道德敗壞到了極點，完全不把老百姓當人看，人民當然要起來反對它。

正是因為總結了前兩代興亡的經(jīng)驗教訓，周代的政府公告中就非常突出地提出了“民為邦本”這樣一個思想，認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是最根本的。一個國家能不能興旺，能不能鞏固，關鍵要看你是不是得到了人民的擁戴。因此周代的公告都強調作為一個統(tǒng)治者首先要修德，只有德行高尚，才能夠獲得上天的保佑。

應該說，《書經(jīng)》里的這些思想決定了中國文化的一個根本特性，就是以人事為根本，這也就奠定了中國文化人文精神的根基。

所以《書經(jīng)》雖然表面上只是一個歷史文獻的匯編，是一部歷史著作，但它實際上是中國文化最根本的人文精神的重要來源。

中國人的價值觀——《春秋》

《春秋》實際上是一部編年史。西周沒落之后，周平王東遷，歷史上稱為東周。東周包括兩個歷史時期，一個春秋，一個戰(zhàn)國?！洞呵铩愤@部經(jīng)記載的就是春秋這一個時期的歷史。但是《春秋》只記載了某年某月發(fā)生了一件什么事情，至于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這件事情中包含了一個什么樣的問題等，它并沒有展開敘述。后人為此對《春秋》又進行了注釋，形成了所謂的《春秋三傳》。所以我們現(xiàn)在談到《春秋》這部經(jīng)，除了《春秋》經(jīng)文以外，也包括了這三傳在里面。

《春秋》經(jīng)相傳是孔子所刪訂的，而且傳說孔子在刪訂《春秋》的時候，下筆是非常慎重的，可以說每一個字都包含了一種價值判斷，都表明了孔子對事件，對人物的一種表揚或者批評。

后來在中國歷史上，就有一個所謂的春秋筆法。春秋筆法的特點就是秉筆直書，不避諱歷史上的事件，這個事件該怎么樣就怎么樣，該肯定就肯定，該批評的就批評。所以春秋筆法是亂臣賊子見了都害怕的。孟子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因為春秋筆法就是給他們在歷史上定了位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春秋》這部經(jīng)，實際上是給人一種價值觀的判斷，告訴人們該怎樣來評判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強調一個公正而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

《春秋三傳》第一部就是《左傳》，因為是一個叫左丘明的人為《春秋》作的傳，所以叫《左傳》?！蹲髠鳌返奶攸c是以記事為主?！洞呵铩方?jīng)里記載某年某月發(fā)生的某一件事情，《左傳》就把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詳詳細細地敘述出來，所以左傳側重于對歷史事實的注釋。

另外兩部，一部叫做《公羊傳》，一部叫做《谷梁傳》，這兩部不著重于史實方面的講解，而是注重講解這個事件本身的意義，和它告訴人們的經(jīng)驗教訓。

漢代特別重視《公羊傳》，像漢代的大儒董仲舒就是公羊學的一個重要代表。他們特別注重發(fā)掘《春秋》里所包含的那種“微言大義”，就是說在《春秋》簡短的語言里，其實包含了非常深刻的道理。所以漢代人在斷獄的時候，都要參考《春秋》里記載的類似事件，看它在《春秋》里面是怎樣被解決的，怎樣被判斷的。然后再按照這個來判斷，這在漢代就叫“春秋斷獄”。

所以說《春秋》在漢代政治制度的建立和治國理念的形成上起過很大的作用。

宇宙的奧秘——象數(shù)之《易》

《周易》也包括經(jīng)和傳兩部分。從現(xiàn)在一些地下發(fā)掘出的資料來看，《周易》中經(jīng)的這一部分，形成較早，應該在先秦的時候就已經(jīng)形成了。它的內容實際上就是古人占卦的時候所留下來的那些卦辭、爻辭，并經(jīng)過篩選和編輯，文辭古奧，主要用于占卜。而真正發(fā)揮《周易》思想的十傳，即所謂的易傳，大概是到漢代初年才最后形成。

十傳，就是指系辭（分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彖辭（分上、下）、象辭（分大象、小象）。十傳中系辭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是文言；再一個就是說卦。這些傳里都講到了一些對后來影響很大的理論問題，比如《周易》起源的問題，八卦是怎樣形成的，等等。至于其他的傳，序卦、雜卦都是來解釋卦序的。序卦是說明現(xiàn)在的六十四卦為什么這樣來排，雜卦則是提供了另外一個排序的方法。彖辭是對六十四卦的每一卦，它所包含的意義做一個綜述。而象辭中的大象是解釋每一卦的卦辭的。每一卦又有六個爻，每一爻都有對應的爻辭，小象就是用來解釋爻辭的。整個十傳大概就是這樣一個對《周易》經(jīng)文的解釋系統(tǒng)。

綜合《周易》的經(jīng)和傳來看，它大致包含了三方面的內容。第一《周易》六十四卦卦圖的品格第三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根源性典籍個是象，就是卦象，比如乾卦就是六條直線，坤卦就是六個斷線，這就是象。第二個是言，言是指卦辭和爻辭，對每個卦都有相應的卦辭和爻辭。比如乾卦，“乾，元、亨、利、貞”這句話就是它的卦辭。爻辭呢？第一爻就是初九，潛龍勿用。第二爻是九二，見龍在田。然后是九三，夕惕若，歷無咎。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那是飛龍在天了。那么第六爻，上九呢？上九就是亢龍有悔了。卦辭和爻辭合起來就稱為言，有象就有言。第三個是意，就是指每一個卦象以及它的卦辭、爻辭里所包含的意義。所以，《周易》包含了象、言、意三部分內容。

《周易》在漢代形成后，當時的人十分重視象這一部分，稱為象數(shù)學。為什么？因為大家都用《周易》來占卜，而占卜的方法主要是跟象、數(shù)有關。

實際上，《周易》最初就是用來占卜的，在《系辭》里就非常明確地講了，易是什么？易是占。

在中國歷史上，占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甲骨的占法，稱為兆。就是把一個烏龜殼鉆一個窟窿到火上去烤，烤過以后它就有裂紋，這種裂紋就稱為兆，然后根據(jù)這個裂紋的走向、構成，來預測或判斷某一個東西。

還有一種就是根據(jù)數(shù)，這是《周易》所采用的方法。即是根據(jù)蓍草數(shù)目的分排，來確定卦象，然后根據(jù)卦象來推斷一件事情。所以在《系辭》里，《周易》這種占卜的形式被稱做“極數(shù)知來之謂占”。具體的方法很復雜，這里我就不多說了。

當然還有更簡單的，民間的土辦法，就是拿一個銅板，扔一下，正反面，正的多少，反的多少，這樣來算，這也是占卜。

漢代的易學不僅繼承了《周易》古老的象數(shù)占卜的方法，而且還把象數(shù)跟十二節(jié)氣、跟東西南北這些方位都聯(lián)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個非常龐大的象數(shù)之學，并且把它歸納得非常清晰明白，用于預測，很實用。一直到今天，只要用周易來算卦，基本上用的都是這種方法。

三、三玄要義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為了反對當時已經(jīng)僵化的象數(shù)之學和制造出無數(shù)假孝廉、假道學的名教，思想家們從《周易》、《老子》、《莊子》中汲取營養(yǎng)，開創(chuàng)了玄學一派。

不易、變易、簡易——義理之《易》

漢代的象數(shù)之學，到了魏晉的時候，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象數(shù)學是用比較固定的模式來做判斷的。比如說乾卦，乾卦代表剛健，拿一個動物來比喻，就是馬，因為馬是非常剛健的。于是就固定了下來，后來乾卦的代表就是馬，別的都不行。相應的，坤卦代表柔順，拿一個動物來比喻，就是牛，因為牛是非常柔順的，后來也固定了下來，坤卦的代表就是牛，別的都不行。到了魏晉的時候，人們就認為這樣一種象數(shù)學太死板，學習《周易》主要應該把握它的易理，而不是這些呆板的象數(shù)。

當時有一個著名的思想家，叫做王弼，他就批判這個象數(shù)學，說，乾卦為健，所有剛健的東西都可以來代表乾，何必一定是馬呢？坤卦代表了所有溫柔的東西，所有柔順的東西都可以代表坤，何必一定要用牛呢？他認為象數(shù)學是有局限性和機械性的，研究卦象的時候只要把握它的精神是剛健、是柔順，就可以了。所以他一掃象數(shù)之學，提倡要得意。在方法上，就提出得意要忘象、得意要忘言，因為如果你停留在象和言上就不可能把握它的意，要得意就不能僅僅停留在語言和卦象上。這就形成了中國文化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由強調象轉而強調意，玄學也就隨之產生了。

魏晉玄學的根本依據(jù)就是三玄，《周易》、《老子》、《莊子》。

那我們再來談《周易》，玄學家拋棄了漢代的象數(shù)易學，重視發(fā)掘《周易》蘊涵的深刻道理，提倡義理的易學。

玄學家認為易這個詞，其實包含了三層意義：不易、變易、簡易。不易是什么呢？不易是指一個根本的秩序和原則，所以《系辭》里面一開始就講，天地上下確定了，那么這個世界也就確定了，這就是一種不易。但是，這種不易又不是那種機械的固定的不易，而是在變化中的永恒。所以《周易》又講了許多陰陽、剛柔等變化的過程，這就是變易。萬物的變化雖然繁復，但天地卻從不去干涉它，一切順自然而發(fā)展，這就是簡易。所以《系辭》里指出，簡是天之德，易是地之德，簡易是天地之大德。

另外，《周易》還包含了一種生生不息的品德。比如其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精神就對中國人影響很大。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也都成了中國人追求的一種理想品格。

《周易》里面還有許多重要的思想，比如它特別強調一個時的概念。我們看到很多彖辭、象辭都在贊嘆這個時，“時之義大矣”！強調與時偕行，也就是說時間變化了，我們也要跟著變化。它還強調一個中，中正平和，這跟后來《中庸》的思想也可以聯(lián)系在一起。

總之，《周易》是中國許多根本思想的源泉，歷代對《周易》的注釋數(shù)不勝數(shù)，思想家們都通過對《周易》的注釋來發(fā)揮自己的見解。

道法自然——《老子》的智慧

三玄里面的第二玄，就是老子的《道德經(jīng)》了?！兜赖陆?jīng)》的核心就是自然無為，自然是強調尊重事物的本性，無為是強調不要以人的意志去干擾事物發(fā)展的方向，應該因勢利導地去做。所以無為不等于無所作為，而是要積極地引導，是無為而無不為。

老子認為，如果遵循了萬事萬物自然發(fā)展的規(guī)律，那所做的事情自然就會取得成功。而這種成功又不是那種有為的成功，不是通過干涉什么、改變什么得來的，而是自然而然得來的，誰都不會感到不舒服。而獲得成功的人呢，自己也不居功自傲，正所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這個方法應該說和儒家是正好相反的。儒家強調禮教，或者也叫做名教，因為禮里面主要規(guī)定了每一個人的名分。名教認為為了社會的和諧，要克制自己很多自然的欲望，這本來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克制過度了又會造成對人性的傷害，所以在漢末就出現(xiàn)了許多假孝廉、假道學。

那么，玄學家就提出，可以用老子自然無為的辦法來調和名教和人的本性之間的矛盾，使之既尊重了每個人的個性，又能夠使得這個社會的秩序得到穩(wěn)定。所以人們從來都把老子的思想看做是既可以治身又可以治國的。

逍遙游——《莊子》的精神

《莊子》也是道家的一部經(jīng)典，但是《莊子》跟《老子》的思想，有很大不同?！独献印肥欠浅Ｊ諗康模栽凇独献印防锩嬗羞@樣的話，叫做“將欲奪之，必固予之”，我要得到你的東西，就要先給你，這是以退為進的。而莊子則非常張揚，把自己的個性完全地展現(xiàn)，他追求的是一種無拘無束的逍遙。

怎樣才能得到這種逍遙呢？莊子說要“齊物”，強調事物之間沒有絕對的差異，所有的差異都只不過是相對的。你說大，你大得不得了，還有比你更大的，相對于比你更大的，你又是小的，所以大小這些東西都是沒有實質區(qū)別的。因此有的時候就可以有一種自我安慰，我小啊，我小還有比我更小的呢，跟比我還小的比我還大呢。所以常常講中國人有一種阿Q精神，精神勝利法，很多就是來自于《莊子》。

到了魏晉玄學時期，有一位注釋《莊子》的非常著名的玄學家，叫做郭象。他就不太贊同莊子這種相對的說法。他說形象上的差異是得承認的，如果一眼看去這一個就是比那一個大，那就得承認這個事實，所以他是主張承認事物外在大小的差別的。

但是郭象也要齊物，怎么齊??？他說事物內在是平等的。你說你身材高大得不得了，我并不需要羨慕你，如果我像你一樣高大的話，做衣服還費布呢，還費錢呢？當然郭象不會舉這樣的例子，這是我舉的例子。

郭象舉的例子是兩只鳥，一只大鳥、一只小鳥，大鳥要吃很多東西才能飽，一只小鳥吃一點東西就飽了。但是大鳥沒有必要羨慕小鳥，小鳥也沒有必要羨慕大鳥。如果小鳥羨慕大鳥，也要多吃一點的話，就可能被撐死了。大鳥如果羨慕小鳥，也少吃一點的話，可能就餓死了。

所以郭象說“自足其性”就是逍遙，在滿足“自足其性”這個上面，沒有差異。只要適性，適合我的本性就是逍遙，不適性就不逍遙了。

所以同樣的一些東西，通過后人的注釋，它就會發(fā)生變化。雖然說中國文化重注釋輕創(chuàng)作，但實際上注釋里包含了很多創(chuàng)作。我們研究王弼的哲學，拿什么來研究呢？主要就是根據(jù)他的《老子注》，玄學的思想就在那里面。研究郭象的思想有什么材料？就是他的《莊子注》，他對莊子的解釋有很多的不同，剛才那一個解釋就不同。

又比如《莊子》里面講逍遙，怎樣才能逍遙呢？莊子強調是“無以人滅天”，不要以人為的東西來改變事物的天性、本性。他舉例說牛、馬本來是很好的，放開腳就在那兒跑，這是牛、馬的天性。可是人去給馬套一個籠頭把它鎖起來，給牛鼻子上穿一個窟窿，套一個圈拽走，這就違背了牛、馬的本性，所以這是人為的，跟牛、馬的天性相對立。郭象一解釋就不一樣了，郭象說，這個穿牛鼻子、落馬鎖也是根據(jù)牛、馬本性所設計的，是順應它們本性的。反過來，你去穿馬鼻子、給牛套一個籠頭，行嗎？不行的。

郭象由此證明，作為一個人，他也必須遵守一些倫理道德的規(guī)范，這些規(guī)范，其實也是人性所需要的、所具有的。這樣一解釋，跟莊子原來的意義就發(fā)生了變化。

所以《周易》、《老子》、《莊子》，也成了中國整個思想文化體系里的根源性典籍。后來的人通過發(fā)揮書中的思想，來闡明各自的主張。

四、四書要義

在隋唐時期，人們都去追求佛教或道教，對儒家的思想反而淡漠了。宋代的理學家因此受到觸動，認為這都是因為儒家只講具體的道德和行為規(guī)范，而沒有一個很深奧的理論體系造成的。因此他們就要為儒家尋找一個復雜的理論依據(jù)，四書的地位因此而確立。

如何達到至善之境——《大學》

到了宋代，又把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地位。為什么呢？這有一個時代的背景。就是在隋唐時期，人們都去追求佛教或道教，對儒家的思想反而淡漠了。宋代的理學家因此受到觸動，認為這都是因為儒家只講具體的道德和行為規(guī)范，而沒有一個很深奧的理論體系造成的，因此他們就要為儒家尋找一個復雜的理論依據(jù)。

很快，他們發(fā)現(xiàn)，《禮記》里面的《大學》、《中庸》兩章，包含了許多深奧的道理，也可以用來闡明儒家所遵循的這些道德規(guī)范的根據(jù)。所以他們把《大學》、《中庸》單獨拿出來，和《論語》、《孟子》一起并列為儒家的根本經(jīng)典。

理學家通過考證，認為《大學》是孔子的弟子曾參所作，《中庸》是孔子的孫子子思所作，他同時也是曾參的弟子，而《孟子》又是子思弟子的弟子孟子所作，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儒家完整的傳承系統(tǒng)。從時間上來講，《論語》第一，是孔子作的，《大學》第二，是曾參作的，《中庸》第三，是子思作的，《孟子》第四，是孟子作的，他們將之統(tǒng)稱為四子書。

但是從內容上來講，理學家又覺得，《大學》是入門書，因為《大學》還是講具體的道德規(guī)范的?！洞髮W》講什么，三綱領八條目。

所謂三綱領就是《大學》里的第一句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這是人的三個最根本的追求目標，所以稱為三綱領。

那么八條目呢？八條目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們現(xiàn)在常常講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八條目的后半段。修身之前要做準備，準備什么呢？八條目的前半段，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整個《大學》就是圍繞這三綱領八條目來展開的。最高理想是止于至善，通過明明德，明自己的德性，然后不斷地新民（原作“親”，通“新”），就是說讓民眾都能夠不斷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質，最后一起達到至善。

八條目中，核心的條目就是修身，前面的四個步驟，是為了修身，后面這三個是修身以后所要實現(xiàn)的目標。所以《大學》里面講，“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不管天子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都要以修身為根本。修身的目的就是要達到一個道德層面的自覺自愿。因為如果是被動的，就不能夠稱之為道德了，那就是在法律制裁威脅下遵守法律的問題，道德一定是出于自覺自愿，只有這樣，才可能達到至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修身當然是最根本的。

為人之道——《論語》

《大學》可以說是一個入門，然后具體的又該怎樣去做呢？這就有《論語》中提出來的那些具體的道德規(guī)范作為參考。

《論語》的核心，其實就是仁。因為在孔子所處的時代，按他自己的話來講，是“禮崩樂壞”了。那么怎樣來挽救這個禮崩樂壞的危局呢？孔子就強調要通過人的自我修養(yǎng)來恢復對于禮這種規(guī)范的遵循。

孔子講“克己復禮為仁”，即主動地克制自己的行為，使自己的行為符合禮的要求，這就是仁的意義。所以孔子提出來的仁是倡導一種道德的自覺。同時，仁如果具體來講，又是分散在各個方面的。所以孔子回答什么叫仁，答案是多得很。他根據(jù)每個人不同的特點，來告訴對方，什么叫做仁，通過仁來規(guī)范這個人的各種行為。

完美政治——《孟子》

到了孟子那兒，又把孔子“仁”的思想，進一步推演，成為了“仁政”。仁，不僅僅是每個人自我修養(yǎng)時應當自覺遵守的規(guī)則，同時也成了一個治理國家的根本理念。

孟子認為，治理國家必須要以禮樂教化，而不能夠用強制的、暴力的手段，要實行王道，而不是霸道。實行王道主要的措施就是要置民恒產。孟子認為老百姓如果沒有固定的而且有保障的財產，就不會有恒心，即“無恒產者無恒心”。沒有恒心，國家就不會穩(wěn)定。

置民恒產在當時講就是給人民一定的土地，讓他們都擁有自己固定的財產。所以孟子常常想象著這個仁政的結果是百畝之田、五口之家，小孩子有人撫養(yǎng)，老年人也有肉吃，并且不必擔心強權的剝奪。這樣當然就是一個比較美好安定的社會了。

最高的德——《中庸》

道德自覺了，政治安定了，就有了達到至善之境的基礎。什么是至善呢？就是中庸。從孔子開始，儒家就認為中庸這個品德是最高的?？鬃又v過，“中庸之為德，至矣，民鮮久已”。中庸這種品德是最高的，老百姓能夠這樣去做的已經(jīng)很少了。

《中庸》這本書就著重探討了中庸這個品德的內涵。中庸這個德是什么樣的德呢？它有兩個根本的意義，一個就是中，即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恰如其分，也就是要掌握一個度。中庸的庸是通常的意思，也是用的意思。所以中庸也可以反過來講“用中”，即我們要“用”這個“中”，“中”可以說是一個常道。

在這個意義上儒家還講一個概念，叫做和。跟“中”一樣，“和”也是恰如其分的意思。所以中庸里面有一句話叫做“喜怒哀樂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我的喜怒哀樂表達出來了，而且是恰如其分，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這就對了。儒家還有句話，“禮之用和為貴”，這個“和為貴”并不是說和和氣氣，這個“和”就是指用得恰如其分。所以禮之用也要恰如其分，過頭了就虛假了；不足了，心意沒到不夠誠心，所以一定要恰如其分。這個分寸是很難掌握的，所以《論語》里面借孔子的弟子有子之口講道，“禮之用和為貴，大小由之”，只要能夠掌握這樣一個原則，掌握這個分寸，那不管大小事情，都可以做到得心應手。所以中庸這個品德也可以說是中國人的一個實踐原則。

《中庸》的另一個根本意義就是“誠”。我們現(xiàn)在都在講誠信，《中庸》就把“誠”這個概念提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誠”是什么？天之道！“誠者天之道”。天是最講誠信的，“四時不忒”，四季不會錯位，不會不來。春天過去一定是夏天，夏天過去一定是秋天，秋天過去一定是冬天，這個規(guī)律是不會變的，這是天道，天道就是這樣的誠。那么人呢？人就應該效法天的誠道，所以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這句話在《孟子》里也講過，孟子講“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說法不太一樣，但意思是一樣的。

中國人非常強調以德配天，德侔天地，這是最高的。我們去看孔廟，孔廟里面寫的就是德侔天地。因為孔子了不得，他的德行可以跟天相配，什么地方相配？這個中間就是這個誠字。所以天人合一，其實講的就是這種德的天人之間的合一，也可以說是一種德行上面的天人感應。你的德行跟天一樣了，天就保佑你，你德行達不到天的要求，天就不保佑你，所以人的品行跟天的品行是互相感應的。人道應該向天道學習，天之道講誠，人之道也要講誠，以人道的誠之德去配天道的誠?！吨杏埂防镞@個誠的思想的提出，可以說影響了整個中國文化的氣質。

到了宋代，我想就完全形成了中國的這樣一些根本性的典籍，三玄、四書、五經(jīng)?？梢哉f從中國本土的經(jīng)典里面來看，在以后的發(fā)展中，都沒有離開過這些經(jīng)典。不管是講科學的也好，講醫(yī)藥的也好，講農業(yè)的也好，引經(jīng)據(jù)典都離不開三玄、四書、五經(jīng)。所以我前面就講了，別看中國有那么多的典籍，但是匯總起來，都是有源可循的，這個源就是這些根本性的著作。

五、西方對中國文化的沖擊

逐漸地，中國文化越來越洋化了，失去了它原來的意義，就像中醫(yī)西化一樣，把中醫(yī)本來的精髓一點一點給消磨掉了。

當然，隨著漢末佛教的傳入，也有一些佛教經(jīng)典，成為了中國文化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形成了后來，特別是隋唐以后，人們引經(jīng)據(jù)典的一些基本素材。

那么明末以后又有西方的一些東西傳入，這里面也有一些內容對于中國的文化、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且也不斷地融匯到了中國的文化中。特別是鴉片戰(zhàn)爭以后，或者再講得確切一點，甲午戰(zhàn)爭以后，有許多西方的經(jīng)典，對于中國文化影響是極其深的。比如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就是進化論，就對中國的影響很大，一直到現(xiàn)在還有很深的影響。進化論的思想，本來是講生物演化，后來又運用到了社會層面，所以在西方就出現(xiàn)了社會達爾文主義。本來是講自然進化的，講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那么到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就變成了弱肉強食，變成了強權政治、優(yōu)勝劣汰。所以這個《天演論》，實際上不是簡單的所謂達爾文的進化論，已經(jīng)包含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論在里面。這種理論，對于中國的影響極大。

中國近代以來，在一代代的學人中間，其實也有不斷的變化。最初在嚴復、康有為這一代人中間，基本上還是借用西方的一些理論，或者是名詞概念來詮釋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些思想和理念。到了他們之后的一代學人，就開始慢慢地用西方的理論體系重新組織中國的思想，用西方的價值觀念來詮釋中國的價值觀念，使得中國文化本來的含義漸漸被消解了。所以逐漸地，中國文化越來越洋化了，失去了它原來的意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醫(yī)西化，用西醫(yī)的理論把中醫(yī)本來的精髓一點點給消磨掉了。因此，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難真正把握中國傳統(tǒng)文化原來的含義了。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更需要從源頭性的典籍入手去體會中國傳統(tǒng)文化，而不應該直接從現(xiàn)代人的詮釋中去追尋它。因為現(xiàn)代人的詮釋已經(jīng)很難把握中國文化原來的那種根本精神了。這就是我要講這樣一個題目的目的——讓我們都來重視這些源頭性的典籍。只有從這些源頭性的典籍入手，我們才能夠慢慢地對中國本有的文化的精神，有一個重新的體悟和認識。

節(jié)選《中國的品格》樓宇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