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一講的書法約言中，已約略談到了我國的書法史――書體的變遷。（點擊參考第一講）又因為站在實用的立場上，和初學書法的基本而言，所以歷次所講的，都是正楷，也兼帶行書。本人對于篆、隸二種書法的觀念，認為純屬美術(shù)，不是一般的應用。即論它的應用范圍，也極為狹隘，幾乎全在裝飾方面，譬如題簽、引首、篆刻、題額等等，平時一般人是用不到的。梁·庾肩吾倣班固《古今人表》作《書品論》，集工草、隸（今正楷）者一百二十八人品為九例。以“草正疏通，專行于世”，故于諸體不復兼論。他對于篆、隸二體說：“信無味之奇珍，非趨時之急務。”本人的態(tài)度也正是如此。自然，諸位如果有更多的空暇和濃厚的興趣，欲求旁通復貫，當然去研究。如果因為要表示做一個書家，必須精通四體，好像擺百貨攤，要樣樣貨色拿得出，那么，我奉勸諸位正不必貪多。一個人成為書家，能精正、行二體已是了不得，若是貪多，便易患俗語所說的“豬頭肉塊塊不精”的毛病了。諸位看古今社會上所講的“精工四體”者，究竟有那一體有他的獨到之處？《書譜》云：“元常專工于隸書（即今日之楷正），伯英尤精于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余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yōu)。”可見有一專長，已是很不容易了。右軍書圣，流傳下來的也僅見真、行、草呢。說到這里，本人更有一種偏見，從來寫篆、隸字的，不論對聯(lián)、屏、軸等等，年月及上下款，也都是寫正、行的。寫篆、隸的書家，因為他的正、行功夫總比較欠缺，加上篆、隸二體與正、行的用筆、結(jié)體不同，在一張紙面上看起來，就大有不調(diào)和之感?，F(xiàn)實社會上的風雅者，求人書篆聯(lián)、草聯(lián)，還要請加跋，用正、行譯寫聯(lián)中句子，為書家者也漫應之，頗為有趣。

　　在這里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書學上對于學書，向來有二個不同的主張，像學詩、古文辭一樣。一是主張順下，便是依照書體的變遷入手，先學篆而隸而分而正；一是主張先學正楷，由此再上溯分、隸、篆。二者之外，也有圓通先生發(fā)表折衷的見解說：學正楷從隸書入手。那么究竟應該怎樣才好呢？我的看法是：學詩、古文辭，順流而下的主張是不錯的、科學的；但書學方面的三種主張，似乎都是一個偉大的計劃，在實際上卻都是無須的。因為這幾種書體，除了歷史關(guān)系之外，在用筆和結(jié)體上就很不相同。學書既因?qū)嵱?，而以楷正為主，何必一定要大兜圈子呢？至于最后一種說法，如果學者欲求擺脫干錄、經(jīng)生、館閣一般的俗氣，以及唐人過分整齊劃一而來的流弊，進求氣息的高潔雅馴，那么，隸、楷的消息較近，這種說法還具有二、三分理由。清代有一個好古的學者，平時作書寫信，概用篆書，以為作現(xiàn)在的楷正是不恭敬。（其書札見昭代名人冊牘）寫給小輩或僕輩的乃用隸書，真可謂是食古不化。孫過庭云：“夫質(zhì)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記言；而淳醨一遷，質(zhì)文三變，馳鶩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宮于穴處，反玉輅于椎輪者乎！”趙甌北譏當時一輩，力事復古的文學者說：文字的起源是象形八卦。“然則千古文章，一畫足矣。”真可謂快人快語。

　　本人為一般的旨趣，實用為尚。因此，本講雖標題書體，而所講的僅限于真、行、草三種。孫過庭云：“趨變適時，行書為要；題勒方畐，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于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行、草的關(guān)系，原為密切，草書雖非初學的急務，但就因為關(guān)系的密切來講，不能不連帶同講。

　?。ㄒ唬┱鏁?

　　真書，便是正楷書。今人言小楷書，便是昔人所言小真書。真、正二字，異名同實，原是通用的。初學正楷書，宜從大字入手。若從小楷入手，將來寫字，便恐不能大。昔人言小字可令展為方丈，這是說要寫得寬綽，原因是一般學者的通病，為拘歛而不開展。其實大小字的用筆、氣勢、結(jié)構(gòu)是不同的，我們看看市上所流行的黃庭經(jīng)放大本，對比一下便可明白，小字是不能放大的。

　　初學根基，為何先務正楷？為何正楷不容易學？古人頗有論列。

　　張懷瓘云：“夫?qū)W草行分不一二，天下老幼，悉習真書，而罕能至，其最難也。”

　　張敬玄云：“初學書，先學真書，此不失節(jié)也。若不先學真書，便學縱體為宗主，后卻學正體，難成矣。”

　　歐陽修云：“善為書者，以正楷為難，而正楷又以小字為難。”

　　蔡君謨云：“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于行草，亦不離乎楷正。”

　　蘇東坡云：“真書難于飄揚，草書難于嚴重。大字難于結(jié)密而無間，小字難于寬綽而有余。”又曰：“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又曰：“書法備于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能莊語而輒放言，無足道也。”

　　宋高宗云：“前人多能正書而后草書，蓋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則端雅莊重，結(jié)密得體，若大臣冠創(chuàng)，儼立廊廟。草則騰姣起鳳，振迅筆力，穎脫豪舉，終不失真。所以鍾、王輩皆以此榮名，不可不務也。”又云：“士于書法必先學正書者，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至于字亦可正讀，不渝本體，蓋隸之余風。若楷法既到，則肆筆行草間，自然于二法臻極，煥手妙體，了無闕軼。反是則流于塵俗，不入識者指目矣。”

　　曹勛云：“學書之法，先須楷法嚴正。”

　　黃希先云：“學書先務正楷，端正勻停，而后破體。”

　　欲工行、草，先工正楷，自是不易之道。因為行、草用筆，源出于楷正。唐代以草書得名的張旭，他的正書《郎官石柱記》，精深拔俗，正是一個好例。學真書，本人主張由隋唐人入手，其理由已在第一講談過。但唐人學書，過于論法度，其弊易流于俗。而初學書，又不能不從規(guī)矩入。那末，于得失之處，學者不可不知。茲節(jié)録姜白石論書：“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書，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干録字書》是其證也。矧歐、虞、顏、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guī)入矩，無復魏、晉飄逸之氣。”

　　“真書以平正為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神妙，無出鍾元常，其次則王逸少。今觀二家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

　　“字之長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謂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疏，萬字之密。劃多者宜瘦，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tài)，不以私意參之耳。”

　　姜白石這些話，并不是高論，而是學真書的最高境界。眼高手低的清代包慎伯，他是舌燦蓮花的書評家。所論有極精妙處，也頗有玄談。他論十三行章法：“似祖攜小孫行長巷中”甚為妙喻。元代趙松雪的書法，功力極深，不愧為一代名家，其影響直到明代末年。推崇他的人，說他突過唐、宋，直接晉人。但他的最大短處，是過于平順而熟而俗，絕無俊逸之氣。又如明代人的小楷，不能說它不精，可是沒有逸韻。

　　我國的書法，衰于趙、董，壞于館閣。查考它的病原，總是囿于一個“法”字，所以，結(jié)果是忸怩局促，無地自容。右軍云：“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齊平，便不是書，但得點劃耳。”學者由規(guī)矩入手，必須留意體勢和氣息，此等議論，不可不加注意。學者的先務真書，我常將此比作作詩作文。有才氣的，在先必務為恣肆，但恣肆的結(jié)果，總是犯規(guī)越矩。故又必須能入規(guī)矩法度。既經(jīng)規(guī)矩和法度的陶鑄，而后來的恣肆，學力已到，方是真才。同樣，畫家作沒骨花卉，必須由雙鉤出身，然后落筆，胸有成竹，其輪廓部位超乎象外，得其神采，得其圜中。孫過庭云：“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guī)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后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從心。’故以達夷險之情，體權(quán)變之道。亦猶謀而后動，動不失宜；時然后言，言必中理矣。”學成規(guī)矩，老不如少，初學于正楷沒有功夫，便是根基沒有打好。

　　（二）行書

　　 行書不正不草，介乎于真、草之間。是變真、以便于揮運的一種書體。魏初有鍾、胡兩家為行書法，俱學于劉徳昇，而鍾氏稍異。鍾是鍾（繇）元常，胡是胡昭，胡書不傳，但有胡肥鍾瘦之說。今所傳鍾書，傳為王羲之所臨。前人有把它再拆為幾種的，如：“行楷”、“行草”、“藳行”之類。行楷是指行書偏多于楷正的意思，如王右軍的《蘭亭序》，大令的《保母志》，以及《圣教序》、《與福寺碑》等等。（其它集王都比較差）。行草是指行書偏多于草法的意思，如閣帖及大觀帖中的《廿二日帖》、《四月廿三日帖》及《追尋傷悼帖》等等。整部帖中，要分別清楚哪一部是行草，哪一部是行楷，有時就比較困難。比如上述例舉的行楷和行草帖中，其中說是行楷的，卻有幾個字或一、二行是行草；說是行草的，倒有幾個字至一、二行是行楷的。還請學者在分別時注意。所謂“藳行”，是指藳氏的一種行書，如顏魯公的《爭座位》、《三表》、《祭姪稿》等等，但三種都統(tǒng)稱為行書。

　　行書作者，自須首推王右軍、謝安石，大令為次。作品除前列舉者外，表章尺牘都見于諸閣帖中。實在說來，晉朝一代作者都是極好的。王氏門中，如操之、煥之、凝之，其他如王珣、王珉都不凡。晉以來，宋、齊、梁、陳、隋各朝，氣息也很好。直到唐朝，便感到與前不同了。唐人行書，唐太宗要算特出的書家了。其余一般來講，都很精熟，但缺乏逸韻，這當然也是受到尚法的影響。但是比起楷正來，已比較能脫離拘束。顏魯公的尺牘如：《蔡明遠》、《馬病》、《鹿脯》諸帖，比較他的正楷有味得多。柳誠懸也是如此。其他如歐陽詢、李北海所寫的帖，都是妙跡。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秀麗非凡。褚河南的《枯樹賦》，為有名的劇跡。然此二帖，大有米顛作偽可能。寫尺牘與其它閑文及寫稿，不像寫碑板那樣認認真真、規(guī)規(guī)矩矩。因為毫不矜持，所以能自自然然，天機流露，恰到好處。行書要穩(wěn)秀清潔，風神瀟散，決不可草率。宋、元、明人尺牘少可觀者，原因有幾種：一是作行書過于草率從事；二是務為側(cè)媚，趙子昂、文徵明、祝枝山、董思白等為甚；三是不講行間章法。到清代人，尤無足觀。

　　行書的極則，不消說是晉人。閣帖中所保存、流傳者亦不少。古人沒有專門論行書的文字，所見到的，都附帶于論真、草二體中。

　?。ㄈ┎輹?

　　草書分長草和今草兩種。章草源出于隸，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草創(chuàng)之義，所以稱草。用筆實兼篆、隸意思?！稌x書·衛(wèi)瓘傳》中說：“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可見這一種草書的產(chǎn)生，是先于楷行、今草。今草一方面為章草之捷；一方面又由楷行醞釀而來，因此用筆與章草有所不同?，F(xiàn)在社會上一般講的草書，就是指后一種的今草。

　　右軍有草圣之名，他的草書劇跡，當推十七帖。但晉賢草書可以說都很好。學草書不入晉人之室，不可謂之能。學草書的初步，先務研究、辨別其偏旁。世俗所傳的《草訣歌》、《千字文》、《草字彚》，都是為學草的幫助。草書的點劃，其多少、長短、屈折，略有出入，便變成另一個字，所以有俗諺：“草字脫了腳，仙人猜勿著。”于右任等選訂的《標準草書范本千字文》，苦心孤詣，用科學方法來整理、綜匯古今法帖，名賢手澤，易識、易寫、準確、美麗，以建立草書之標準。昔人所謂妙理，至此，可于此書平易得之，裨補學者非淺。

　　草書的流行范圍，在當時也只限于士大夫階級，并不普遍。直到現(xiàn)在，草書和篆、隸一樣，純屬一種非應用的書體。講到它的寫法，孫過庭曾云：“真以點劃為形質(zhì)，使轉(zhuǎn)為情性；草以點劃為情性，使轉(zhuǎn)為形質(zhì)。”“伯英不真，而點劃狼籍；元常不草，使轉(zhuǎn)縱橫。”又云：“草貴流而暢，章務簡而便。”這幾句話說得極精。包慎伯的詮釋：“蓋點劃力求平直，易成板刻，板刻則謂之無使轉(zhuǎn)；使轉(zhuǎn)力求姿態(tài)，易入偏軟，偏軟則謂之無點劃。其致則殊途同歸，其詞則互文見意，不必泥別真草也。”也說得很明白。姜白石云：“方圓者，真、草之體用。真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斯為妙矣。”孫、姜兩人以真明草，以草明真的說法，都極為精要。本來寫草字的難，就難在不失法度。一方面要講筆勢飛動；一方面仍須像作真書那樣的謹嚴。黃山谷云：“草法欲左規(guī)右矩。”宋高宗云：“草書之法，昔人用以趨急速而務簡易，刪難省繁，損複為單，誠非倉史之蹟。但習書之余，以精神之運，識思超妙，使點劃不失真為尚。”草書精熟之后才能夠快，但是這個快字，在時間方面如此說，若在運筆方面講，正須“能速不速”方才到家。什么叫能速不速呢？便是古人的所謂“留”，和所謂的“澀”，作草用筆，能留得住才好。后漢蔡琰述石室神授筆勢云：“書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澀’，得疾澀二法，書妙盡矣。”諸位應悟得作草書的要點正在于此。

　　學楷正由隋、唐入手，但草書決不可由唐人的“狂草”入手。唐人的狂草不足為訓，正如隸書的不可為訓一樣。諸位或許要問，為什么唐人的狂草不足學呢？婦孺皆知，鼎鼎大名的張旭、懷素，不正是唐人草書大家么？我說正是指這一類草字不足取法。世俗所稱的“連綿草”和“狂草”，這二位便是代表作家。黃伯思說：“草之狂怪，乃書之下者，因陋就淺，徒足以障拙目耳。若逸少草之佳處，蓋與從心者契妙，寧可與不踰矩義之哉。”姜白石云：“自唐以前，都是獨草，不過兩字屬連。累數(shù)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游絲。此雖出于古，不足為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嘗茍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嘗考其字，是點、劃處皆重，非點劃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而未嘗亂其法度。”趙寒山說：“晉人行草不多引，鋒前引則后必斷，前斷則后可引，一字數(shù)斷者有之。后世狂草，渾身纒以絲索，或連篇數(shù)字不絕者，謂之精煉可耳，不成雅道。”趙孟頫云：“晉賢草體，虛澹瀟散，此為最妙。至唐旭、素方作連綿之筆，此黃伯思、簡齊、堯章所不取也。今人但見爛然如籐纏著，為草書之妙，晉人之妙不在此，法度端嚴中瀟散為勝耳。”諸家的論草書見解都頗為純正。近人鄭蘇戡，他雖不能寫草書，但頗能欣賞，頗解草法。他有兩句詩說：“作書莫作草，懷素尤為歷。”可謂概乎言之。又有詩云：“草書初學患不熟，久之稍熟患不生。裁能成字已受縛，欲解此縛嗟誰能。”這些話頗有識度：后兩句是指俗見入手的錯誤；前兩句是關(guān)于草書生熟的說法。能草書者，或反而不知道這一點，卻被他冷眼窺破了。因為書法太熟了之后，便容易變成甜，一甜便俗。唐人的草書可算極精熟，但氣味卻不好，原因就是不能夠生。不說草，說楷、行罷，趙松雪的書法，功夫頗深，但守法不變，正是患上了熟而俗的毛病。拿繪畫來說，也是如此。畫得太多了，最好讓他冷一冷，歇歇手。

　　關(guān)于草書，想到一句古話：“匆匆不及作草”，諸位也許聽到過。因為斷句不同，有兩種解釋：一是作一句讀，意思是作草書不是馬馬虎虎的，因為時間不夠，所以來不及寫草字；一是到“及”字一斷，“作草”二字別成一小句。那意思是說，因為時間匆匆來不及寫楷正，所以寫草字。兩說都通。正像《四杰傳》里，祝枝山所撰“今年正好，晦氣全無，財帛進門。”的貼門上的句子一樣。如果斷成“今年正好晦氣，全無財帛進門。”貼在門上，不鬧笑話么？斷句不同，意思全異。那么“匆匆不及作草”這句話，究竟怎樣理解才對呢？我覺得把兩種解釋，統(tǒng)一起來認識草書，是比較妥當?shù)?。宋高宗反對前一種解釋，他說草書應“知矢發(fā)機，霆不暇撃，電不及飛，皆造極而言創(chuàng)始之意也。后世或云‘忙不及草’者，豈草之本旨哉。正須翰動若馳，落紙云煙方佳耳。”他說的是草的本旨，原是不錯的；但作一句讀的“匆匆不及作草”，說來雖確乎過份，但卻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你們看學草書的人，有時也往往隨便得過份，過份強調(diào)了草書的快，因而往往一輩子竟寫不好。一般學草字的毛病，便在于能“疾”而不能“澀”。寫草字正須筆輕而能沉，進而能澀，方能免于浮滑。這是第一種解釋有道理的地方。孫過庭云：“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反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于遲，終爽絕論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夫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其論中肯之至。

　　關(guān)于草書入手，姜白石指示后學有幾句話：“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章草等，則結(jié)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后仿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此說最為純正。

　　總而言之，作字不論正、行、草，先要放膽，求平正開展而須筆筆精細，貴恣肆而尤尚雅馴。得筆勢，重意味，貴生動，忌板滯。凡平實、安詳、謹嚴、沉著、端厚、穩(wěn)秀、清潔、瀟散、飄逸種種，都是書之美點；凡纖弱、粗狂、浮滑、輕佻、草率、裝綴、狂俗，一切都必須除惡務盡。初學應從凝重、難澀入手，切忌故作古老。

　　學無止境，書學下功夫亦無止境。楊子云說：“能觀千劍，而后能劍；能讀千賦，而后能賦。”學書也要大開眼界，要欲博而守之。務約而博，由博返約，那么，將來的成功，決非所謂“小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