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家愛倫·坡寫了世界上第一篇推理小說《莫格街謀殺案》，塑造了第一個偵探形象杜賓。從那以后，一代代推理小說家就在上面六項之內(nèi)，變著法兒給自己設(shè)置障礙，特別是這兩方面：第一，不可能犯罪；第二，不可能偵破。推理小說家將不可能變成可能，作品也就越來越復(fù)雜，越來越好看。

嚴格說，無論杜賓，還是福爾摩斯、波洛，原本都是局外人，大可不管破案的事。但是為什么要管呢，除了正義感之外，他們還有解決這個問題的本事。在《莫格街謀殺案》中，杜邦說：“近來觀察于我已成了一種必然。”這是偵探的第一樣本事。提起福爾摩斯，浮現(xiàn)在我們眼前的總是那個叼著煙斗、拿著放大鏡的形象。說來煙斗有沒有兩可，放大鏡卻很重要，因為作為偵探必須勘察現(xiàn)場。他會發(fā)現(xiàn)許多別人沒有留意的蛛絲馬跡。有些推理小說家就在這兒給自己設(shè)置障礙，以至有“盲偵探”、“坐輪椅的偵探”之類，不過無論如何，他們總歸得完成勘察工作。在杰夫里·迪弗的“林肯·萊姆系列”中，負責破案的刑事鑒定專家萊姆全身癱瘓，只有一個手指能動，現(xiàn)場勘查、搜集證物有賴于女助手阿米莉亞·薩克斯，兩人合在一起，就是一個“福爾摩斯”。

    《莫格街謀殺案》還提到：“每當這樣的時候，我就不能不覺察并贊佩杜邦所獨具的一種分析能力。”這是偵探的另一樣本事。他們要對所發(fā)現(xiàn)的線索加以分析，得出結(jié)論，從而破獲案件，找出兇手。分析所依賴的是邏輯，而觀察則是實證的方法。在柯南道爾的《銅山毛櫸案》中，福爾摩斯說：“即使我要求公正地對待我的技能，也是因為它不是屬于個人的東西——它是超越我個人之上的。犯罪俯拾皆是，邏輯卻難得一見。”在迪弗筆下，薩克斯搜集到的材料，要靠萊姆分析。偵探需要眼睛，還需要腦子，前者可以有人幫忙，后者必須依靠自己。從《莫格街謀殺案》到最新的推理小說，一概離不開這兩樣東西。

    講到推理小說，一直有種疑問，就是這類作品有什么意義。三十年前，《譯林》刊登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羅河上的慘案》，大受讀者歡迎，惹來某位學者告狀：“現(xiàn)在為什么有的出版社置自己的責任于不顧，出那些‘慘案’、‘謀殺案’之類的書籍而沾沾自喜？自‘五四’以來，我國的出版界還從沒有像現(xiàn)在這么墮落過。”再往前推五十年，程小青已經(jīng)回答了這個問題：“偵探小說的質(zhì)料，側(cè)重于科學化的，可以擴展人們的理智，培養(yǎng)人們的觀察，又可增進人們的社會經(jīng)驗。”（《談偵探小說》）不妨直截了當?shù)刂v，推理小說是一種智力游戲。已經(jīng)出了一百多種的“午夜文庫”有句廣告語：“閱讀之前，沒有真相。”其實好的推理小說，不讀到最后一頁，真相不會大白。閱讀推理小說的樂趣，就從翻開第一頁開始，到讀完這本書為止。

    進一步講，則如博爾赫斯所說：“在我們這個混亂不堪的年代里，還有某些東西仍然默默地保持著經(jīng)典著作的美德，那就是偵探小說；因為找不到一篇偵探小說是沒頭沒腦，缺乏主要內(nèi)容，沒有結(jié)尾的。……這一文學體裁正在一個雜亂無章的時代里拯救秩序。”（《博爾赫斯口述》）推理小說誕生于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它傳達了那個年代的一種理念：這個世界是符合邏輯的，可以利用理性加以把握，而體現(xiàn)理性與正義的作為，總是有成效和有意義的，善最終能夠戰(zhàn)勝惡。直到如今，大概仍有不少讀者期待我們的世界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