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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把禪境詞分為樵歌漁隱詞、隨緣任運詞、安閑澹泊詞、曠達樂觀詞四大類，分析其藝術特色并比較了文人禪境詞與僧人禪境詞境界的不同，認為禪境詞使宋詞的意境變得空靈、幽遠并具有理趣，使詞走上了詩、詞一體的雅化道路。
在北宋，參禪學佛逐漸成為一種文化需要、社會需要，以詩寫禪、以詩說禪已成為詩人自覺而普遍的追求。詩、禪相通的創(chuàng)作風習對宋代詞人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不少北宋詞人如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將禪帶入他們的詞創(chuàng)作活動中，使詞充滿了禪理、禪趣、禪味。禪境詞是具有禪境、禪趣的詞，它既不注重對佛理的宣揚，也不注重對禪理的體悟，表現(xiàn)的是一種寄情山水、隨緣任運、自然空靈的生活志趣與澹泊情懷。這類詞可以分為樵歌漁隱詞、隨緣任運詞、安閑澹泊詞、曠達樂觀詞四大類，創(chuàng)造出慧能所言“不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靜閑恬，虛融澹泊”[1] 的境界，使宋詞的意境變得空靈、幽遠并具有理趣，也使詞走上了詩、詞一體的雅化道路。
一、樵歌漁隱詞
自從船子和尚作《撥棹歌》明志以來，樂道偈頌成為禪文學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禪師或以詞抒寫自己求道的志向，表現(xiàn)求道意志的堅定；或以詞抒寫山居樂道的生活，表現(xiàn)隱逸山林的逍遙情懷；或以詞表現(xiàn)禪悟之后的圓明境界。它與文人的禪境詞非常相像，禪理精妙，文字洗練，實乃佳作，但寫的都是禪師們的宗教心態(tài)與佛教理念。此類作品有圓禪師的《漁家傲》：
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只把孤舟為屋宅。無寬窄。幕天席地人難測。 頃聞四海停戈革。金門懶去投書冊。時向灘頭歌月白。真高格。浮名浮利誰拘得。
還有凈端的《漁家傲》三首：
浪靜西溪澄似練。片帆高掛乘風便。始向波心通一線。群魚見。當頭誰敢先吞咽。 閃爍錦鱗如閃電。靈光今古應無變。愛是憎非都已遣?；仡^轉(zhuǎn)。一輪明月升蒼弁。
一只孤舟巡海岸。盤陀石上垂鉤線。釣得錦鱗鮮又健?？皭哿w。龍王見了將珠換。 釣罷歸來蓮苑看。滿堂盡是真羅漢。便爇名香三五片。梵□獻。原來佛不奪眾生愿。
斗轉(zhuǎn)星移天漸曉。驀然聽得鵜鶘叫。山寺鐘聲人浩浩。木魚噪。渡船過岸行官道。 輕舟再奈長江討。重添香餌為鉤釣。釣得錦鱗船里跳。呵呵笑。思量天下漁家好。
這些詞塑造了具有禪師心目中理想人格的漁父形象，表現(xiàn)了“愛是憎非都已遣”的明月滿天的開悟境界。最后一首更明確地表現(xiàn)了對“平常心是道”的自我心性的肯定。作品語言淺顯，情感直白，與宣揚歸隱漁樵的主題相得益彰。
文人詞則不同。北宋文人既有“達則兼濟天下”的理想，又有“窮則獨善其身”的韜晦。但是象陶淵明那樣“君子固窮”，為了自己的高尚人格理想，不惜犧牲較為優(yōu)越的生活，寧肯苦寒于鄉(xiāng)間，未必人人做得到，更何況他們有著優(yōu)厚的待遇！經(jīng)歷了人生坎坷、宦海沉浮之后，釋道寄情山水、超脫世外的思想能給他們飽受創(chuàng)傷的心靈以安撫與慰籍。抒寫閑居樂道的生活意趣、表現(xiàn)歸隱漁樵的逍遙情懷成為他們詩詞創(chuàng)作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張志和也就成了他們的楷模。他們或唱和《漁父》，或化用其意表達自己的志向，如蘇軾的《浣溪沙》與《調(diào)笑令》、徐俯的《浣溪沙》二首與《鷓鴣天》二首、賀鑄的《釣船歸》、俞紫芝的《阮郎歸》等。作此類詞最多、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黃庭堅。
黃庭堅《鷓鴣天》詞前小序則清楚地交代說：“表弟李如篪云：‘玄真子漁父語，以《鷓鴣天》歌之，極入律，但少數(shù)句耳。’因以玄真子遺事足之。憲宗時，畫玄真子像，訪之江湖，不可得，因令集其歌詩上之。玄真之兄松齡，懼玄真放浪而不返也，和答其漁父云：‘樂在風波釣是閑。草堂松桂已勝攀。太湖水，洞庭山?？耧L浪起且須還。’此余續(xù)成之意也。”其詞如下：
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尚覓玄真子，何處如今更有詩。 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十二時。
黃山谷化用船子和尚《撥棹歌》之意作《訴衷情》：
在戎州登臨勝景，未嘗不歌漁父家風，以謝江山。門生請問：先生家風如何？為擬金華道人作此章。
一波才動萬波隨，蓑笠一釣絲。鱗錦正在深處，千尺也須垂。 吞又吐，信還疑，上鉤遲。水寒江靜，滿目清山，載月明歸。
作者以箬笠蓑衣、明月扁舟刻畫出垂釣于煙波之上的漁父形象，意境清空蕭散，意趣沖淡脫俗，以“水寒江靜，滿目清山，載月明歸”表現(xiàn)清明靜寂的禪悟心境。他還作《漁家傲?題船子釣灘》贊頌船子和尚，既是抒寫自己的歸隱之志，也是抒寫對船子和尚的崇敬之情：
蕩漾生涯身已老。短蓑箬笠扁舟小。深入水云人不到。吟復笑。一輪明月長相照。 誰謂阿師來問道。一橈直與傳心要。船子踏翻才是了。波渺渺。長鯨萬古無人釣。
晉代張翰、謝安也與漁父結(jié)緣，成為文人們的偶像。如賀鑄《續(xù)漁歌》（中年多辦收身具）、晁端禮《滿庭芳》（天與疏慵）、蘇軾《八聲甘州?寄參寥子》，以張翰、謝安的典故，抒發(fā)歸隱漁樵之志。
此類文人詞可以視為儒、道、釋思想的綜合體。黃庭堅《撥掉子》為其代表：
歸去來，歸去來，攜手舊山歸去來。有人共，月對尊罍。橫一琴，甚處不逍遙自在。
閑世界，無利害。何必向，世間等幻愛。與君釣。晚煙寒瀨。蒸白魚稻飯，溪童供筍菜。
“歸去來”的陶淵明，為了自己高潔的人格理想棄官而走，不惜放棄較為優(yōu)越的生活歸耕田園。他的淡泊情懷是文人傾慕的對象。歸隱生活雖然清苦，但是有明月可享，有古琴可彈，是多么的“逍遙自在”。歸隱是“閑世界，無利害”，沒有世間的“幻愛”之“空”，可以安享“與君釣”的閑適，又可以品嘗“晚煙寒瀨。蒸白魚稻飯，溪童供筍菜”的清新，一切隨緣自適、隨遇而安。他是在被貶之時以陶淵明來慰勉自己，以釋道的隨緣自適來取得心靈的安撫。只是他沒有陶淵明的淡泊，也沒有蘇軾的“一蓑煙雨任平生”、“也無風雨也無晴”的超逸，只有平和靜寂的心境。
二、隨緣任運詞
歸隱山林、寄身漁樵只是人的肉體脫離了塵世，并不能使詞人完全求得精神上的解脫，撫平他們心靈上的創(chuàng)傷。而禪宗隨緣放曠、自然適意的心性理論注意對流動人生的把握，對生命的執(zhí)著，重視從日常生活中獲得解脫，從而使生活充滿了自然之趣與詩意。這對文人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成了文人解脫痛苦的工具，成了他們隨緣自適的人生態(tài)度的思想基礎，成了他們的精神支柱并用來對待人生的種種磨難與厄運。環(huán)境越是艱苦，處境越是惡劣，這種精神的作用越大，使他們在痛苦中超脫，在超脫中澹泊，在澹泊中平靜，實現(xiàn)人生的超越。“傳統(tǒng)的‘獨善其身’與禪宗的‘自我解脫’嫁接，傳統(tǒng)的‘克己復禮’與佛教的烏龜人生哲學雜交，老莊的‘無為’‘自然’與士大夫的澹泊、自然生活情趣混合，在唐宋以后，逐漸形成了中國士大夫那種以自我精神解脫為核心的適意人生哲學與自然、澹泊為特征的生活情趣，也融鑄了中國士大夫極端內(nèi)向、封閉的心理與克制、忍讓、和諧的性格特征。”[2]蘇軾是其中的代表。
蘇軾早年不時有歸鄉(xiāng)、歸隱的念頭，但這只不過是一種功成名就后衣錦還鄉(xiāng)的期望，或者說是一種模仿，并不是說他有著多么深刻的認識。后來仕途坎坷，甚至有了生命之憂的時候，他深感“人生如夢”，歸隱之心才可以說發(fā)自內(nèi)心。隨著黨爭的加劇，他歸鄉(xiāng)的愿望越來越渺茫，禪宗“隨所住處恒安樂”[3]的思想更成了他的精神支柱，成了他隨緣自適的人生態(tài)度的思想基礎，詩文中就有了“隨緣自娛”[4](第1434頁)、“隨緣委命”[4](第1687頁)、“任性逍遙，隨緣放曠”[4](第1834頁)等語句，詞亦云：“塵心消盡道心平。江南與塞北，何處不堪行”（《臨江仙》）、“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嬈”[4](第619頁)，于大徹大悟中得到解脫，在困頓中求得安樂，求得心靜，于是隨所住處都是家鄉(xiāng)了。在貶居黃州、惠州，他都以當?shù)厝俗跃?。貶居海南時，他也說：“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4]顯然，他的內(nèi)心已處于禪宗“住著無所”、“此心無住”的境界，以此境界入詞，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白發(fā)蒼顏，正是維摩境界?？辗秸?，散花何礙”（《殢人嬌》）則運用《維摩詰經(jīng)》之典，以維摩詰自居，以散花天女比朝云，反映了自己像維摩詰一樣“隨緣任運”、“無所妨礙”的心境?！抖L波》也是如此：
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盡道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 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
詞序云歌女柔奴隨蘇軾好友王定國貶居嶺南，后北歸。蘇軾問柔奴：“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奴卻說：“此心安處，便是吾鄉(xiāng)。” 蘇軾深有感觸，寫下此詞。“盡道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二句寫柔奴歌聲如風起雪飛使炎炎熱海變?yōu)榍鍥鍪澜?，想象奇特，造境清曠，暗含禪理，與杜荀鶴的“安禪何必須山水，滅卻心頭火自涼”有異曲同工之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運用對比，顯現(xiàn)出“隨緣任運”的超脫與曠達。[6]這是寫別人，又何嘗不是在寫自己？
晁端禮“想升沉有命，去來非己”（《滿江紅》），在“隨緣任運”中充滿著宿命論的無奈與凄涼。陳師道《南柯子?問王立之督茶》則以疏懶表現(xiàn)“隨緣任運”的通達：
天上云為瑞，人間睡作魔，疏簾清簟汗成河。酒醒夢回眵眼、費摩挲。 但有寒暄問，初無鳳鳥過。塵生銅碾網(wǎng)生羅。一諾十年猶未、意如何。
此類詞在北宋文人禪詞中還有不少，而且常常與表現(xiàn)“安閑澹泊”之境的禪詞水乳交融，很難分清你我。
詞僧仲殊的《定風波?獨登多景樓》，在淡雅的畫面里產(chǎn)生一種清麗溫婉的藝術美感，反映出其清凈閑適的情趣與心態(tài)：
花戟擁上方。畫簾風細度春香。銀色界前多遠景。人靜。鐵城面又斜陽。 山色入江流不盡，古今一夢莫思量。故里無家歸去懶。傷遠。年華滿眼多凄涼。
上闕寫景，畫面清淡，意象疏朗，形成了一種靜寂的氛圍，產(chǎn)生了一種清凈的韻味。下闕“故里無家”對于普通人來說是一種深深的傷痛與難言的悲哀。然而，這種情感卻被詞人一個“懶”字淡化了，沒有情緒的跌宕起伏，只有“懶”字里的心灰與無奈使詞籠上隨緣任運的色彩，情感被迅速地淡化與沉淀。它與上闕的清麗景色相呼應，在隨緣任運的恬淡中，產(chǎn)生了一種清凈閑適之感。
三、安閑澹泊詞
北宋文人生活優(yōu)越，從物質(zhì)上提供了優(yōu)游山林的保障，即使歸隱山林也無陶淵明的清貧，從而更有閑情逸致體味“細數(shù)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王安石《北山》）的閑適，在“月映林塘淡，風涵笑語涼。俯窺憐綠靜，小立佇幽香”（王安石《歲晚》）的優(yōu)美意境中恬然自立、物我兩忘，真正體現(xiàn)出超脫凡塵的禪境。這類禪詞大多描寫自然環(huán)境的寂靜幽美，表現(xiàn)詞人寄情山水、恬靜閑適的超脫心境。王安石的安閑澹泊詞從數(shù)量上說來是不少，但總是帶著一條禪理的尾巴。不過寫得比較好的是《浣溪沙》、《菩薩蠻·數(shù)家茅屋閑臨水》與《菩薩蠻·集句》：
浣溪沙
百畝中庭半是苔。門前白道水縈回。愛閑能有幾人來。 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兩三栽。為誰零落為誰開。
菩薩蠻
數(shù)家茅屋閑臨水。單衫短帽垂楊里。今日是何朝?？从瓒仁瘶?。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三兩聲。
菩薩蠻（集句）
海棠亂發(fā)皆臨水。君知此處花何似。涼月白紛紛。香風隔岸聞。 囀枝黃鳥近。隔岸聲相應。隨意坐莓苔。飄零酒一杯。
黃庭堅還仿效《菩薩蠻》寫了一首詞，序云：“王荊公新筑草堂于半山，引入功德水作小港，其上壘石作橋。為集句云：‘數(shù)間茅屋閑臨水。窄衫短帽垂楊里?；ㄊ侨ツ昙t。吹開一夜風。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三兩聲。’戲效荊公作。”其詞如下：
半煙半雨溪橋畔。漁翁醉著無人喚。疏懶意何長。春風花草香。 江山如有待。此意陶潛解。問我去何之。君行到自知。
其《畫堂春》也很有禪境：
東堂西畔有池塘。使君棐幾明窗。日西人吏散東廊。蒲葦送輕涼。 翠管細通巖溜，小峰重疊山光。近池催置琵琶床。衣帶水風香。
毛滂的《臨江仙》（宿僧舍）與《惜分飛》（富陽水寺秋夕望月）寫古寺的幽靜，也富于禪境之美。錄《臨江仙》（宿僧舍）如下：
古寺長廊清夜美，風松煙檜蕭然。石闌干外上疏簾。過云閑窈窕，斜月靜嬋娟。 獨自徘徊無個事，瑤琴試奏流泉。曲終誰見枕琴眠。香殘虬尾細，燈暗玉蟲偏。
也有不少詞寫優(yōu)游山水的閑適、放達、逍遙，如黃庭堅的“新詩新事因閑適。東山小妓攜絲竹。家里樂天，村里謝安石”（《醉落魄》）、“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歸”（《水調(diào)歌頭》（游覽）），王安石的“憐水靜，愛云閑”、“塵自擾，性長閑”《訴衷情》（和俞秀老鶴詞）。
也有詞寫流連詩酒或是日常生活的閑散，如王安石“聞說洊亭新水漫。騎款段。穿云入塢尋游伴”、“卻拂僧床褰素幔”（《漁家傲》）、“午枕覺來聞語鳥。欹眠似聽朝雞早”、“貪夢好。茫然忘了邯鄲道”（《漁家傲》），黃庭堅的《醉落魄》三首與《踏莎行》（摩圍小隱枕蠻江）。蘇軾的《殢人嬌》（或云贈朝云）與黃庭堅的《蝶戀花》（一葉扁舟卷畫簾）寫謫居時家庭生活的自然、閑適，超脫中透露著達觀。
茶與禪有著不解之緣。黃庭堅詞中好幾首《茶詞》，其作于黔州貶所的《踏莎行》描繪了一幅優(yōu)美江南采茶圖，也深得禪茶一味之趣：
畫鼓催春，蠻歌走餉。雨前一焙誰爭長。低株摘盡到高株，株株別是閩溪樣。 碾破春風，香凝午帳。銀瓶雪滾翻成浪。今宵無睡酒醒時，摩圍影在秋江上。
以上詞中“閑”字的使用頻率很高，集中突出地表現(xiàn)了文人閑淡的意趣。景致是閑淡幽靜的，筆致是清疏淡遠的，詞人的心是“愛閑”的，這種閑淡是從明心見性和自我化解中獲得的理性和智慧的愉悅。
四、曠達樂觀詞
曠達樂觀之禪詞惟蘇軾善也。王安石“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7]，積極推行新法，但是呂惠卿的倒戈、愛子王雱的早逝、宋神宗對變法的動搖及對他的不信任、熙寧九年(1076年)的再次罷相，難免使他心灰意冷。而元豐八年(1085)神宗病逝，高太后起用舊黨司馬光為相盡廢新法，他無東山再起之日。他只有借助山水與禪定之樂予以排遣人生無常的幻滅與悲哀，所以其詞多安閑澹泊與隨緣任運之境。蘇轍曾居顯位，但是在黨爭中逐漸消沉，有歸隱之志，亦有杜門避禍之實，沉迷于佛老，故詞境頹然。黃庭堅官位不顯，在黨爭中亦多浮沉，然其佛學造詣過人，能寄情漁樵，又能君子自守，因而詞境多安閑澹泊。秦觀心思細膩，雖云日抄佛書萬言，然其貪戀紅塵，拘泥世情，終究是門外漢，不能登堂入室，故其悲苦不振。蘇軾，忠直愛民，不愿人云亦云，不為新黨所用，又不見容于舊黨，仕途坎坷，故多“人生如夢”之嘆。他深受釋道“空”、“無”思想的影響，深感“人生如夢”，但并非消極出世，逃避現(xiàn)實。相反，他積極用佛道思想做心理的調(diào)節(jié)與平衡，達到解脫苦難，追求心靈超脫的目的。正因為他透徹了悟生命的意義，才能在重重打擊面前，始終沒有放棄忠君愛民的儒家思想，沒有出世或了結(jié)生命。正因為他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加之性格豪放，所以才形成了曠達樂觀的人生態(tài)度。也正因為有這種曠達樂觀的精神，才留下了感人至深的作品。清人陳廷焯稱：“東坡心地光明磊落，忠愛根于性生，故詞極超曠，而意必和平。”[10](第166頁)此種評價不無道理。蘇軾往往在禪宗“空寂”、“物我兩忘”的境界中“隨緣而樂”，在與命運的抗爭中，以建功立業(yè)的豪情與忠君愛民的思想，進入曠達樂觀的境界。他那曠達豁然的性格，也正是禪宗萬物皆空，一切本無，以心為本，清靜空澄的思想與老莊思想混合而成的人生觀的產(chǎn)物?！朵较场罚ㄉ较绿m芽短浸溪）是蘇軾元豐五年貶官黃州期間，游蘄水清泉寺時所作。他在烏臺詩案中因文字得罪，?？治窇值溂白陨矶砰T念咎，他嘗試用佛道來解脫，以獲得內(nèi)心平靜?！饵S州安國寺記》曰：“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兩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4](第392頁)其《答畢仲舉書》說：“學佛老者，本期于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為無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為獻。”[4](第1672頁)但是優(yōu)雅靜寂、動人禪心的環(huán)境依然壓抑不住他強烈的參政意識，唱出了一首昂揚奮發(fā)、對未來滿懷希望的青春之歌。其《定風波》在回顧雨晴的過程中談笑風生，遇雨未必畏懼；雨過天晴，斜輝相迎，也未必欣喜若狂，表現(xiàn)了他身處逆境卻無所畏懼。返照本心，并保持那份平常心，自然“也無風雨也無晴”了。這是對人生意義的積極探索，也是東坡曠達胸懷的寫照。哲宗元符二年（1099），蘇軾貶謫海南。其《減字木蘭花》詞：“不似天涯，卷起楊花似雪花”描寫海島絢爛春光，洋溢著詞人的喜悅之情，正是蘇軾隨遇而安、樂觀曠達心態(tài)的絕好體現(xiàn)。
在禪境詞方面，僧人禪詞與文人禪詞是非常接近的，思想內(nèi)容上幾乎看不出什么差別，有著更多的相同之處。隱逸山林，歸隱漁樵是他們的共同意趣?，F(xiàn)存的這幾首僧人禪境詞基本上都是此類詞，文人禪境詞中此類詞也占有很大的比重。漁父是他們心中的理想人格，是他們歌頌的對象。描寫平和靜寂的心態(tài)是其共同特征。
其不同之處在于文人歷來信奉“達則兼濟天下，退則獨善其身”，這既是理想的追求，又是難以消解的矛盾，特別是當他們陷于政治漩渦不能解脫或在個人理想不能實現(xiàn)時，這種人生的矛盾更為突出。禪宗的出現(xiàn)使矛盾得到了調(diào)和。文人崇尚一種自然適意、無拘無束的生活，極力追求一種輕松自由的感覺，探索一種澹泊空靈的心靈狀態(tài)。這正反映了文人心中幻滅感的增強。他們明白“無我無欲心則休息，自然清靜而得解脫，是名曰‘空’”[8]，能夠以克制、和諧的方法追求內(nèi)心世界的平衡、精神世界上的解脫與人生完美境界的實現(xiàn)。所以，對文人而言，禪宗在中國的演變中，與其說是一種宗教，不如說它是一種生活方式、人生哲學。于是，文人禪境詞出現(xiàn)了晉代張翰、謝安與陶淵明這樣勇于拋棄利祿、漠視名利、安貧樂道的融合了儒、釋、道三家理想人格的形象。隱逸山林、歸隱漁樵是他們的生活意趣，平靜澹泊的境界是他們的精神樂園。他們寫作的中心與目的不是對禪理的感悟，而是在生活的感悟下、在禪宗的影響下表現(xiàn)出來的一點超脫之意，或者某種澄明境界。僧人禪境詞則不同，這些高僧的詞作里是字字句句深透著禪理。不過，這對于不通曉佛教教義的普通人而言，是難以理解其中的深意的，倒是文人詞作中隱約的、恬淡的禪趣更易接受與體悟。與直接宣揚佛教信仰的詞作一樣，這些禪境之作深藏在文字下的宗旨依然是闡明佛理義趣，只是這些詞僧高超的文字技巧，以及對于禪趣、心性的深層體悟，在文字表達上表現(xiàn)出與詩歌抒情意蘊相符的特質(zhì)，與文人詞作相比，粗看之下差別不大。但從其本質(zhì)來說，這些作品是中國禪宗發(fā)展的產(chǎn)物，也是詞、禪結(jié)合的產(chǎn)物，與文人純粹抒寫情志之詞有很大的差別。這些詞僧的詞作，文學藝術的特色不是最引人注目的，最值得研究的其實是這些詞作與文人的禪趣之作的不同之處。“禪宗的終極關懷是明心見性，明心見性就是獲得澄明自在的審美襟懷”[9],“月”意象在禪宗里是用來表現(xiàn)開悟之后的圓明之性的。漁父的形象也就被賦予了某種禪意，成了澹泊樂道的志趣與開悟的圓明之境的象征。對比之下，“只把孤舟為屋宅。無寬窄。幕天席地人難測”、“呵呵笑。思量天下漁家好”這種怡然自得的情緒，與文人禪境詞相比，少了一些文人清雅的審美理想，但是多了一種沉浸于世外的澄靜超然的歡愉與瀟灑，是叢林外紅塵里的文人難以真正擁有的。因而在文人禪境詞里出現(xiàn)了僧人禪境詞里所沒有的“曠達樂觀詞”，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點也不值得驚訝。這正如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中所說：“溫厚和平，詩教之正，亦詞之根本也。然必須沉郁頓挫出之，方是佳境；否則不失之淺露，即難免平庸”。[10]( 第181頁)叢林之人原本心境平和，無欲無求，所以也就缺乏沉郁之氣。文人經(jīng)歷宦海浮沉、人生磨難之后，才領悟了人生的真意，其詞就有一種沉郁之氣。這種沉郁之氣，來自于他們對經(jīng)歷世事滄桑、了悟人生真諦這樣的人生境遇的高度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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