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

嚴羽《滄浪詩話》是集宋代詩學辨體理論大成的理論著作，它對明清詩學批評理論影響最大的是對盛唐詩歌的經(jīng)典化?！稖胬嗽娫挕穼κ⑻圃姼璧慕?jīng)典化，是宋代詩學批評辨唐宋詩風差異的理論總結(jié)，也是對江西詩派的全面清算，同時顯示了嚴羽試圖在儒家理學體系之外建構(gòu)詩學話語的努力，指引著明清詩學批評的基本路徑，具有極其重要的詩學批評史意義。 

 

【關(guān)鍵詞】 《滄浪詩話》；盛唐詩歌；宋代詩學

 

嚴羽《滄浪詩話》是整個宋代詩話中影響最為深遠的理論著作，也是集宋代詩學辨體理論之大成的理論著作，它對明清詩學批評的最大影響是在標榜格調(diào)的理論旗幟下對唐詩尤其是盛唐詩歌的經(jīng)典化。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主任宇文所安教授認為：“《滄浪詩話》的流行產(chǎn)生了一個嚴重后果，那就是把盛唐詩經(jīng)典化了，盛唐詩從此成為詩歌的永恒標準，其代價是犧牲了中晚唐詩人。雖然盛唐代表詩歌高峰的信念可以一直追溯到盛唐時代，但嚴羽給盛唐賦予了一種特殊的權(quán)威，一種類似禪宗之正統(tǒng)的文學之正統(tǒng)。絕對的詩歌價值存在于過去的某個歷史時刻，這種觀念，或好或壞，一直左右著后世讀者對詩歌的理解。以盛唐詩為正統(tǒng)的觀念時不時受到謹遜的限制或激烈的反對，但它始終是一種約定俗成的認識，其他見解都圍繞著它做文章。”①對盛唐詩歌的經(jīng)典化，側(cè)重于強調(diào)詩學批評中存在著某種凌駕于具體創(chuàng)作之上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標準與典范，這種標準與典范首先建立在這樣的理論假設上，即任何一種文學體裁都具有某種最典范的創(chuàng)作階段，這一階段該體裁的創(chuàng)作具有整齊劃一的時代風格，而這一風格則是超越時代的典型范本，必然成為后世長期師法遵循但永遠無法達到的創(chuàng)作楷模。對這種典型范本的歸依與膜拜是古代詩學辨體理論的重要特征，也是格調(diào)派詩學復古的潛在內(nèi)涵。

 

首先，《滄浪詩話》對盛唐詩歌的經(jīng)典化，具有鮮明的現(xiàn)實針對性，是從貶抑宋詩新變的成就，重新思考詩歌發(fā)展路徑開始的，具有正本清源的意味，也是宋代詩學批評辨析唐宋詩風差異的理論總結(jié)。

 

在嚴羽確立盛唐詩審美規(guī)范之前，北宋詩人黃庭堅、陳師道試圖從中唐詩人杜甫、韓愈的刻意錘煉、辭必己出出發(fā)來奠定宋詩的崛奇拗峭、樸拙生硬的詩風；南宋詩人如陸游、楊萬里試圖從古詩及唐詩的美文傳統(tǒng)中尋找新的審美規(guī)范來補救江西詩派末流的枯瘦艱澀、拗硬奇險的弊病，但是他們所景仰與效法的只是中晚唐詩歌的清新自然、圓轉(zhuǎn)流麗的詩歌風格，與嚴羽取法乎上，效法盛唐的雄渾雅健、華采空靈的詩歌風格迥異。尤其是宋代詩人對傳統(tǒng)儒家道德氣節(jié)價值觀與以美刺諷諫為中心的詩歌政治功能的強化，沖淡了其文學風格論的獨特的詩學意義。故《滄浪詩話·詩評》稱：“唐人詩與本朝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②

 

《滄浪詩話》對盛唐詩歌的經(jīng)典化，尤其是建立在對江西詩派的全面清算的基礎(chǔ)上的。嚴羽在論述具體詩體上，如：“五言絕句中，眾唐人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王荊公是一樣，本朝諸公是一樣。”尤其是論宋詩演變發(fā)展及其與唐詩的承繼與新變非常深刻：“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圣俞學唐人平淡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為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功尤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內(nèi)稱為江西詩派。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他明確批評蘇、黃與江西詩風道：“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詩之至此，可謂一厄也。”③ 他從整體上肯定了唐宋詩之間的明顯而又巨大的差異，把宋詩當作與唐詩完全不同的審美規(guī)范的產(chǎn)物，并且在兩種不同詩學取向之間作出非常鮮明的價值品評，對以蘇、黃為代表的宋詩的賣弄學問，堆砌典故的習氣非常不滿，是對張戒的“詩妙于子建，成于李、杜，壞于蘇、黃”（《歲寒堂詩話》）的繼承與發(fā)展。

 

嚴羽指出論詩的風格不宜倡導“雄渾雅健”，因為“健”字只宜于文而不宜于詩，是對詩文體制風格特征的深入細致的辨析，是對江西詩派以文為詩傾向的刻意防范，他說：“又謂盛唐之詩‘雄深雅健’，仆謂此四字但可評文，于詩則用‘健’字不得，不若《詩辨》‘雄渾悲壯’之語為得詩之體也。毫厘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諸公之詩，如米元章之字，雖筆力勁健，終有子路未事夫子時氣象。盛唐諸公之詩，如顏魯公之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其不同如此。”（《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他認為蘇軾、黃庭堅的詩，相對于漢魏古詩與盛唐律詩，正如未師從孔子之前的勇而無禮的子路，過于勁健與雄壯，缺乏的是渾成自然、含蓄蘊藉的氣度，不符合“氣象渾沌”的審美標準。嚴羽反對以“健”論詩，語出劉克莊稱引張嵲語對黃庭堅的批評：“魯直自以為出于《詩》與《楚辭》，過矣，蓋規(guī)模漢、魏以下者也。……其古、律詩酷學少陵，雄健太過，遂流而入于險怪。要其病在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語。”（《后村詩話》）如果說嚴羽主張“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是對江西詩派后學淆亂詩歌體制的針砭的話，王士禎對于盛唐詩歌風格的辨析尤其是對明人所效法的空疏膚闊的唐詩的批判與對王、孟、韋、柳含蓄蘊藉風格的推崇，則是對明代格調(diào)派的矯枉，其立論的目的各異，而其對于唐詩風格的辨體意識則是一脈相承的。

 

如果說嚴羽批評江西詩派學唐是變而不得其正的話，那么他批評當時的江湖詩派則是學唐而不得其門而入。嚴羽倡導盛唐詩歌的“正眼法藏”，更是直接對四靈師法晚唐詩的反動。嚴羽首先以禪喻詩，從宏觀的詩體演變的角度為詩歌發(fā)展史伸正黜變，他說：“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歷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先樹立了評判的標準，然后就對南宋后期詩風批判道：“正法眼無傳久矣。唐詩之說未倡，唐詩之道或有時而明也。今既倡其體，曰唐詩矣，則學者謂唐詩誠止耳，得非詩道之重不幸耶？”嚴羽認為，當時四靈與江湖詩派詩歌的最大的問題是在學唐取向上的誤導，為此，他吶喊疾呼，以圖起衰救弊，使詩歌復歸于“正法眼”，他說：“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止入聲聞辟支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滄浪詩話·詩辨》）四靈本以倡導“唐音”自命，可嚴羽認為四靈專宗晚唐姚、賈是誤入歧途，是導致當時詩學流弊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見，嚴羽認為，宋詩三百年的發(fā)展路徑是完全錯誤的，學唐者也是在沿襲唐詩的流弊。對宋詩特征與創(chuàng)作成就的否定，為嚴羽辨唐宋詩體制、樹立尊唐抑宋的話語權(quán)威，尤其是為盛唐詩歌的經(jīng)典化，奠定了理論前提。

 

其次，《滄浪詩話》對盛唐詩歌的經(jīng)典化，顯示了嚴羽試圖在理學思想體系之外建構(gòu)詩學話語的努力。

 

宋代理學家打著宣揚性命義理的口號，認為詩歌只是“藝焉而已”（周敦頤語），是供人娛樂的玩物，在“學詩用功甚妨事”（程頤《二程遺書》卷18）的極端觀點下，取消了獨立存在的價值與意義。理學家偶爾也吟詩作文，可大都擱置詩歌藝術(shù)特征于不顧，一味于詩中談性議理，忽視了詩歌作為獨立的文體所具有的基本審美特征，完全淪為了闡述理學思想的工具。朱熹對于文道合一的明確論述在宋代道學家的文論中無疑具有典范意義，他說：“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fā)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個道來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處。”（《朱子語類》卷139）

 

　　

嚴羽《滄浪詩話》的辨體批評主要從詩體藝術(shù)形式與風格的角度出發(fā)，論詩往往舍棄經(jīng)典，與劉勰、韓愈等人首先標舉“明道尊經(jīng)”大異?！稖胬嗽娫挕分谐对婓w》中有“《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為《離騷》”一句之外，更無稱引《詩經(jīng)》之處，根本沒有涉及到《詩經(jīng)》的經(jīng)典示范意義。這種形式主義的理論傾向構(gòu)成了《滄浪詩話》的最大的詩學意義，就是在宋代理學話語背境下尋求詩學批評超載于儒家道統(tǒng)外的獨立的存在意義，謀圖建立一種與“道統(tǒng)”道不同不相與謀的“詩統(tǒng)”。嚴羽的這種意圖與努力，是宋代詩學日趨專業(yè)化的產(chǎn)物，對于儒家道統(tǒng)的話語權(quán)威是具有顛覆意義的?！稖胬嗽娫挕反碇环N想在儒家正統(tǒng)道統(tǒng)之外，另建獨立于整個宋儒理學之外的詩學話語體系的一種努力，這種詩學話語體系的存在的根基就在于，必須承認有獨力于儒家理學話語之外的自成體系的詩學的存在，這種詩學應該有自己的獨立的價值體系、權(quán)威系統(tǒng)與批評話語，應該是自我滿足而非依附性的存在。也許嚴羽是無意的，但他的這種試圖掙脫理學話語約束的努力及其在明代詩學批評的重大影響，都昭示了他的反儒學的本質(zhì)，而以禪喻詩只是其批評手段之一。

 

最后，《滄浪詩話》對盛唐詩歌的經(jīng)典化，也指引著明清詩學批評的基本路徑，也蘊涵著理論的誤區(qū)，具有重要的詩學批評史意義與影響。

 

明代前后七子復古派詩學批評突出地肯定詩歌審美特征，把審美特征的興衰演變作為考察與評價前代詩歌成就的標準，與宋代理學影響下的詩學批評強調(diào)政教倫理有明顯區(qū)別。如李東陽在《麓堂詩話》中開篇就明確標榜“詩在六經(jīng)中別是一教”，就明顯受《滄浪詩話》的影響。從現(xiàn)代文藝學的角度看來，嚴羽《滄浪詩話》具有獨到的批評史意義。我們從明中后期以理學家為主體的唐宋派、清代標榜宋儒理學的思想家以及代表清代官方正統(tǒng)輿論的《四庫全書總目》對明代詩學批評尊唐風尚的貶抑也可以看出這一點。所以我們認為，對盛唐詩歌的經(jīng)典化，包含有自覺與宋代詩學批評乃至宋型文化立異的因素，在其本質(zhì)上帶有動搖宋儒理學思想的意義。

 

但明代詩學批評家在繼承嚴羽的辨體批評理論的同時，都忽視了他存在著一個明顯的邏輯上的矛盾。嚴羽論詩，首在辨別家數(shù)，曾自詡道：“辨家數(shù)如辨蒼素，方可言詩。”在《答吳景仙書》中又云：“作詩正須辨盡諸家體制，然后不為旁門所惑。今人作詩差入門戶者，正以體制莫辨也。” 另一方面他又認為作詩最高目標為逼真古人而不能辨：“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已詩置之古人詩中，與識者觀之，而不能辨，其真古人矣。”被郭紹虞譏評為“依附影響，立論殊謬。不特誠齋、白石恥言之，即醇正如水心、晦庵，亦不為此言也。”④這種對理論上的背謬的長期的忽視昭示了我國古代詩學批評邏輯嚴密性的薄弱。這也是明代詩學復古理論與辨體批評之間的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長期使得明代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詩學理論與批評實踐三者之間處在一種相對分裂狀態(tài)而無法調(diào)和，于是我們在研究明代詩文批評時就可以看到這種頗有意思的現(xiàn)象：嚴格的復古的詩學理論長期制約著詩歌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可是以嚴格的復古理論為基礎(chǔ)的辨體批評卻取得了意想不到的重大成就，而辨體意識的進一步強化所帶來的唯古是尊與申正黜變的詩學觀念，又反過來制約了明代詩歌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詩歌創(chuàng)作的日趨孱弱與詩學批評的日趨細密形成鮮明的對比。不過無論是創(chuàng)獲還是流弊，這種數(shù)百年間的巨大的影響力都是嚴羽本人所始料不及的，正如清人所說的：“（嚴羽）為此一家之言，以救一時之弊。后人輾轉(zhuǎn)承流，漸至浮光掠影，初非羽所及知。”⑤

 

　　總之，嚴羽《滄浪詩話》是集宋代詩學辨體理論大成的理論著作，它對明清詩學批評理論影響最大的是對盛唐詩歌的經(jīng)典化。《滄浪詩話》對盛唐詩歌的經(jīng)典化，是宋代詩學批評辨唐宋詩風差異的理論總結(jié)，也是對江西詩派的全面清算，同時顯示了嚴羽試圖在儒家理學體系之外建構(gòu)詩學話語的努力，指引著明清詩學批評的基本路徑，具有極其重要的詩學批評史意義。

　　

　　注釋：

　?、?/span> 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頁。

　?、?/span> 嚴羽：《滄浪詩話·詩評》。

　　③ 嚴羽：《滄浪詩話·詩辨》。

　?、?/span>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４５頁。

　　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95《滄浪詩話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124頁。

 

【原載】 《江漢論壇》　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