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詞論》為李清照所著，繼承了蘇門論詞的菁華，并提出了她自己新的詞學觀點，對南宋中后期江湖詞派的詞學理論具有深刻的影響。 

　　李清照《詞論》全文如下：

　　樂府聲詩并著，最盛于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同之宴所。曰：“表弟愿與坐末。”眾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為冠，歌罷，眾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眾皆哂，或有怒者。及轉(zhuǎn)喉發(fā)聲，歌一曲，眾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后鄭、衛(wèi)之聲日熾，流糜之變?nèi)諢Ｒ延小镀兴_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遍舉。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甚奇，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yǎng)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雖協(xié)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茸之詩爾。又往往不協(xié)音律，何耶？蓋詩文分平側(cè)，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有押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xié)；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重典。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tài)。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矣。

　　詞論新解（作者郭峰）：
　　李清照《詞論》繼承了蘇門論詞的菁華，并提出了她自己新的詞學觀點，對南宋中后期江湖詞派的詞學理論具有深刻的影響。 
　　北宋中后期，蘇門盛行作詞論詞之風。這種風氣和當時詞壇是息息相關(guān)的。蘇軾繼柳永以后登上詞壇，追求一種與柳詞不同的風格。蘇軾有意提高詞的品位，常常以柳詞的低俗為戒， 
　　他批評秦觀道：“不意別后，公學柳七作詞耶？”還把秦觀和柳永相提并論，調(diào)侃道：“山抹微云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其實，秦觀與柳永自有雅俗之別，但秦詞氣格不高、纖弱細膩，引起蘇軾的不滿。 
　　黃庭堅認為詞意高勝，要從學問中來。他評蘇軾《卜算子》云：“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跋東坡樂府》）他還非常重視詞作情感的雅正，認為晏幾道詞是人品學問的自然流露，如平生潛心六藝、玩思百家等。晏幾道用至誠至善的心態(tài)待人接物，其詞不含世俗社會的一點雜質(zhì)。黃庭堅稱之為“狹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小山集序》）這和元代陸行直所說詞的特質(zhì)“正取近雅，又不遠俗”（《詞旨》）很相近。詞就是用通俗的題材來表現(xiàn)高雅的情感，是一種介于雅俗之間的文學形式。 
　　陳師道論詞注重本色，認為蘇軾以詩為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從本色出發(fā)，他推舉秦觀、黃庭堅為詞壇典范，認為唐人尚用不及；還自詡他自己的詞作，不在秦、黃之下。 
　　晁補之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凄緊，關(guān)河冷落，殘照當樓，’此真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游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要皆妙絕，然只一‘出’字，自是后人道不到處。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辭橫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黃魯直間作小辭，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是著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diào)閑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薄桃花扇底風’，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張子野與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晁補之評當世詞人與李清照《詞論》在評價詞人范圍、觀點上大體是相近的。 
　　張耒《東山詞序》指出了賀鑄詞的兩個特點：其一，賀鑄詞雖然呈現(xiàn)出各種不同的風格，但其內(nèi)在的精神是一致的，“直寄其意耳。”（《賀方回樂府序》）其二，賀鑄把博學業(yè)文之才與天理自然之情統(tǒng)一起來，化才學為清空，這是一個很高的詞學境界。 
　　蘇軾的門生兼幕僚李之儀，也擅長論詞，他說：“長短句于遣詞中最為難工，自有一種風格，稍不如格，便覺齟齬。唐人但以詩句而用和聲，抑揚以就之，若今之歌《陽關(guān)》是也。至唐末遂因其詩之長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變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間集》中所載為宗，然多小闋。至柳耆卿始鋪敘展衍，備足無余，形容盛明，千載如逢當日，較之《花間》所集，韻終不勝。由是知其為難能也。張子野獨矯拂而振起之，雖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余。良可佳者，晏元獻、歐陽文忠、宋景文，則以其余力游戲，而風流閑雅，超出意表，又非其類也。嚼味研究，字字皆有據(jù)，而其妙見于卒章，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豈平平可得仿佛哉！師道殫思精詣，專以《花間》所集為準，其自得處，未易咫尺可論，茍輔之以晏、歐陽、宋，而取舍于張、柳，其進也，將不可得而御矣。”（《跋吳師道小詞序》）李之儀所說的詞“自有一種風格”、詞難于詩以及對北宋詞壇諸公的褒貶，對李清照《詞論》影響很大。他所指出吳師道提高詞品的途徑，正是李清照論詞的目的之一。 
　　上文，我們不厭其煩的臚列蘇門論詞的基本觀點，說明這樣一個事實：李清照《詞論》不出蘇門論詞的畛域，不僅所討論的問題一致，就連詞學觀點也有一定的承傳關(guān)系。其中以晁補之、李之儀對李清照的影響較為顯著。李清照論詞為什么出自蘇門呢？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游學于蘇軾門下，為蘇門后四學士之一，多與蘇門諸君子、學士切磋交流。李清照跟隨其父生活在汴京，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前輩詞人的影響。所以，由她來薈萃蘇門的詞論是順理成章的。李清照除了繼承前人的論詞觀點以外，還提出了自己的詞學主張，這就是本色雅正論和宋詞才學化的發(fā)展趨向，體現(xiàn)在她把北宋詞人分為“知之者”和“不知之者”，以及她對兩類詞人的批評和回護態(tài)度上。 
　　詞是音樂文學，一旦離開了歌唱的氛圍，藝術(shù)價值要大打折扣。這正是《詞論》一開始就談到李袞歌唱技藝的原因。從本色歌唱出發(fā)，李清照把詞人分為“知之者”和“不知之者”。對于“知之者”，她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詞不僅僅要配樂歌唱，還要唱出雅正的情感來。晚唐五代的鄭衛(wèi)之音、流靡之變太低俗，南唐君臣的亡國之音太哀傷，都不適合大一統(tǒng)王朝的時代氣氛。真正的好詞和時代精神是一致的。經(jīng)過宋初百余年的涵養(yǎng)，產(chǎn)生了第一位大詞人柳永。柳氏長期混跡于歌樓妓院，能移宮換羽，翻舊譜為新聲，詞作流傳極廣。但柳詞意趣萎靡，多是一些閨門淫褻、羈旅狎妓之情。同時的其他詞人，張先、宋祁、宋郊、沈唐、元絳、晁次膺等，格調(diào)有所提高，也不乏精彩之處，如人們耳熟能詳?shù)?/span>“三影郎中”、“紅杏尚書”之類。但他們總體才情不高，還不能成為當世的名家。李清照所謂的“知之者”，包括了本色和雅正兩點。符合這兩點的僅有晏幾道、賀鑄、秦觀和黃庭堅四人。就這些為數(shù)寥寥的“知之者”還各有一病，集中表現(xiàn)在運用才學上。晏幾道多短章小令，純?nèi)翁旎[，看不出其中的人力功夫；秦觀長于寫情，運用才學的功夫較差，用典多是照搬引用或簡單的改頭換面，很少像蘇、黃那樣給傳統(tǒng)的故實賦予全新的意義，達到點鐵成金、化腐朽為神奇的功效；黃庭堅不愧為江西詩派的宗師，化用故實水平很高，但他的某些言情詞意趣不高，是“使酒玩世”和“筆墨勸淫”的產(chǎn)物。李清照對“知之者”，皆摘其短，無一人能夠幸免。而對“不知之者”又比較寬容，在指出他們“以詩為詞”、“以文為詞”的缺點之后，還發(fā)掘出許多優(yōu)點。這些優(yōu)點也集中在運用才學上，如晏殊、歐陽修、蘇軾等人，“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因為他們學識淵博，貫通了天然和人力，作詞就像是從大海中舀取一勺水那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隨心所欲而雍容典雅。散文家王安石、曾鞏的小詞令人絕倒，也能把才學演化到極致。張炎《詞源》承李清照之觀點，認為王安石詞和蘇軾、姜夔詞一樣，也具有“清空”的特點。李清照指出的宋詞才學化途徑就是堅守詞的本色雅正，汲取“不知之者”的長處，把二者融會貫通、揚長避短，達到一個更高的藝術(shù)境界，這很接近張炎《詞源》的清空騷雅。 
　　蘇門詞人之后，執(zhí)北宋詞壇牛耳者為周邦彥和李清照。周邦彥從詞的創(chuàng)作方面，探索出本色雅正、運用才學的法度；李清照則從理論方面闡明了這個趨勢。根據(jù)我們今天的研究成果，周、李二人沒有什么交游，但他們在同一時代、從各自擅長的角度、殊途同歸地指明了宋詞的發(fā)展趨向。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現(xiàn)象。直到南宋中期姜夔登上詞壇，才把這個趨向演化成“清空騷雅”的詞風，形成一個聲勢空前的南宋江湖詞派。正是在這一點上，凸現(xiàn)出了《詞論》所具有的詞史意義。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
　　李清照《詞論》全文翻譯：
　　古樂府歌與詩并列發(fā)展的最高峰，是盛唐時期。 
　　唐開元、天寶年間，有一位歌者叫李八寶，唱歌妙絕天下。有一次，剛剛及第的進士們在曲江大開宴席，其中有一位及第的名士，吩咐李八寶故意穿一身舊衣，戴一頂舊帽子，隱瞞自己的真實姓名，并裝成神情慘淡的樣子，一同參加宴席。然后對眾人說：這是我的表弟，讓他坐末席吧。參加宴會的眾人都對他毫不在意。眾人邊喝酒邊聽歌，許多歌者輪流唱歌，其中只有曹元謙、念奴二人歌唱得最好。唱完后，大家對二人的歌聲稱嘆贊賞不絕。這時，那位名士忽然指著李八寶對大家說：請讓我表弟為大家演唱一首歌吧。眾人都曬笑起來，甚至還有人生氣起來。等到李八寶一曲歌唱完后，卻引得眾人都哭了起來。團團拜伏在李八寶周圍，都說：你肯定就是李八郎啊。 
　　從此以后，鄭地和衛(wèi)地的樂聲在當時更加流行起來，這些聲樂的柔糜之處、音節(jié)變化也更見煩瑣。唐朝時已經(jīng)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曲調(diào)，不能一一枚舉。 
　　到了五代的時候，各路諸侯紛紛建國，中華大地戰(zhàn)亂不斷，斯文掃地，更無人作新曲沿途傳唱了。這時只有南唐李璟、馮延巳等君臣溫文爾雅，時有新作問世，其中有名的作品有李璟的《浣溪沙》、馮延巳的《謁金門》，“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更是其中的名句。句子雖然很奇特、很優(yōu)美，但是要滅亡的國家所唱出來的歌聲也帶著很深的哀傷，就不能算曲子詞中的上品了。 
　　到了宋朝，禮儀、聲樂、文章、武功都已經(jīng)齊備了，又休息生養(yǎng)了百余年，才有柳屯田柳永，變樂府舊聲為新聲，有《樂章集》傳世，確立了他在宋詞大家中的地位。但柳永的詞雖然非常適合于音律，但詞句卻俗不可耐。又有張子野（張先）、宋子京（宋祁）宋公序（宋庠）兄弟以及沈唐、元絳、晁次等人輩出，雖然時時有妙語傳世，但卻整篇破碎，不能稱為名家。到了晏元獻（晏殊）、歐陽永叔（歐陽修）、蘇子瞻（蘇軾）這些人，他們學究天人，填這些小歌詞，應(yīng)該就象是拿著葫蘆做的瓢去大海里取水一樣容易，但是實際情況并不如此，細細琢磨他們的詞，句子都嫌雕琢得不夠。而且他們的詞又往往不協(xié)音律，這是為什么？ 
　　這是因為詩和文章只分平仄，但詞卻要分五音（宮商角徽羽），又分五聲（陰平、陽平、上、去、入），又分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還要分發(fā)音的清、濁、輕、重。比如當世（北宋后期）的那些詞牌名叫《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的，既可以押平聲韻，又可以押仄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有押去聲，又押入聲。本來是押仄聲韻的，如果押上聲韻則與音律協(xié)調(diào)，但如果押入聲韻，就不能作歌唱了。王介甫（王安石）、曾子固（曾鞏），他們的文章有西漢時風格，但如果他們作詞，只怕會讓人笑倒，因為這樣的詞讀不下去。 
　　這樣我們就知道了，詞別是一家，但知道的人卻不多。后來晏叔原（晏幾道）、賀方回（賀鑄）、秦少游（秦觀）、黃魯直（黃庭堅）一出，才得詞中三味。但是晏幾道的詞短于鋪敘，賀鑄的詞短于用典。秦觀的詞卻致力于婉約、情深一片，詞中卻少了實際的東西，就象一個貧窮人家的美女，雖然長得很漂亮，打扮也很時尚，但骨子里卻始終缺乏那種與生俱來的富貴氣態(tài)。黃庭堅的詞內(nèi)容倒是充實，卻有些小毛病，就象一塊美玉，卻有些斑點，所以價值自然要打些折扣了。 
　　李清照的《詞論》，敘述詞的源流演變，總結(jié)以前各家創(chuàng)作的優(yōu)缺點，指出了詞體的特點及創(chuàng)作的標準。從《詞論》中可以尋出三個要點：
　　（1）一 詞的雅俗問題；二詞的音律問題；三詞“別是一家”的解說。
　?。?/span>2）一二兩點是為了論證第三點而作的具體闡述，故其“詞別是一家”說，是三點中最核心的問題。
　?。?/span>3）對此說的看法，歷來詞評家褒貶不一。　　李清照《詞論》中，以闡述唐世樂歌的繁榮，及樂歌和詞曲的密切關(guān)系，作為她提出詞“別是一家說”的根據(jù)。她指出：詞是“歌詞”，必須有別于詩，詞在協(xié)音律，以及思想內(nèi)容、藝術(shù)風格、表現(xiàn)形式等方面，都應(yīng)保持自己的特色。她就詞區(qū)別于詩的種種特點，進行了認真的考索，提出了許多精到的見解，主要有以下幾點：
　　（1） 高雅，不滿柳永“詞語塵下”；
　　（2） 渾成，不滿張先、宋祁諸家“有妙語而破碎”；
　?。?/span>3） 協(xié)樂，要分別無音六律和清濁輕重，不滿晏殊、歐陽修、蘇軾的詞只是“句讀不葺之詩”；
　?。?/span>4） 典重，不滿賀鑄的“少典重”。
　?。?/span>5） 鋪敘，不滿晏幾道的“無鋪敘”。
　?。?/span>6） 故實，不滿秦觀“專主情致，而少故實”，黃庭堅“尚故實而多疵病”。

　　李清照依據(jù)這些要求，提出詞“別是一家”之說，主張分別詩詞畛域，對兩種不同形式的文學應(yīng)該做出不同的對待。就這方面說，是合理的。各種問文體的藝術(shù)特征，應(yīng)該有它相對的獨立性。詞是經(jīng)過百年的發(fā)展而后形成的，它有自己固定的形式、發(fā)展規(guī)律和創(chuàng)作方法。自然，詞從晚唐五代到北宋末年，一直局限于“艷科”的面目，柳、蘇兩家先后崛起，從詞的形式和內(nèi)容上，突破了傳統(tǒng)的規(guī)模，開辟了廣闊的道路，這都是必要的舉措。在抗金救亡的風云時代，一些有民族氣節(jié)的詞人用“橫放杰出”的風格，激切高昂的聲調(diào)，寫出了許多鼓舞人心的作品，這是他們不可磨滅的文學業(yè)績。然而，在北宋時代，確有一些文人，包括蘇軾的某些作品，想運用詞體來表達玄深的哲理思想。李清照對那些既疏于音律，又毫無詞境的制作提出批評，是為了救敝補偏，矯正詞風。故有的詞家認為，她提出詞“別是一家”的主張，就是針對蘇軾“以詩為詞”的傾向而發(fā)的，是不無道理的。據(jù)夏承燾先生的考證，《詞論》是李清照于戰(zhàn)亂前所作，至于其后因時局變化而帶來的詞風的轉(zhuǎn)變，是李清照所不能料及的。我們看北宋末年的詞壇趨勢，可以知道 ，李清照的論文雖然只表示她個人的主張，但是她的主張基本上代表了當時多數(shù)人認為詞應(yīng)該以婉約為正宗的看法。實際上，從宋至清的整個詞壇的情況來看，詞的內(nèi)容是以婉約風格為主的。李清照提出詞“別是一家”，必須有別于詩，較正統(tǒng)地反映了歷代人們對于詞的看法，從整個詞史上看，是符合詞的發(fā)展實際的。
　　李清照關(guān)于詞“別是一家”的理論，對于后世的影響是極大的，直至明清之間，李漁諸人論詞，有“上不似詩，下不似曲”的要求，就是沿循此說而來的。
　　在我國兩千多年的文學史上，女性有能依據(jù)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寫的理論文字的，李清照之前未之或聞?！对~論》不但是宋代詞壇上有獨特見解，有組織條理的第一篇詞論，而且是我國女性作的文學批評第一篇專文。與她那“花間第一流”的詞一起，成為中華民族文學寶庫的珍貴遺產(ch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