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于[河圖洛書的哲學思維（下）]的字幕:
今天講的是河圖洛書的哲學思維。前面講了第一個問題時空論：方位與次序，第二個問題是形質論：象數與義理。前面談到在《易》學研究史上，無論是象數派還是義理派
他們的著作一般都不回避河圖洛書，都要談到河圖洛書問題。從哲學的角度來看，《易》卦和河圖洛書既展示象數，又深含義理，這是關于形式與內容，現象與本質問題的形象表述。
象數與義理是對立統一關系，象數是第一性的，義理是第二性的。由象數而解析義理，就是由事物的外在形式認識其內容，由事物的表面現象認識其本質，由事物的存在狀態(tài)認識其屬性，
這是哲學上的一個基本思維規(guī)律?！兑住坟院秃訄D洛書所顯示的象數關系及其內涵，就反映了這樣的思維規(guī)律。應該肯定《易》卦和河圖洛書非常符合我們今天所說的信息論原理。
《易》卦和河圖洛書中的象和數，所表示的是各種信息要素，就是客觀事實能夠給人的感官提供的直觀認識，人們可以從已知的領域出發(fā)，進而認識未知的領域?！兑捉?#183;系辭下》說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就可以理解為根據八卦所提供的各種信息，它所反映的未知領域是有跡可尋的。《系辭上》又說：“圣人設卦觀象，系辭焉而明吉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是故吉兇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這里所說的設卦觀象的推理過程，就是從已知的領域到未知的領域的認識過程。從已知的領域到未知領域的認識有兩個方向：
一是從空間的意義上來看，是從近知認識遠知，從直觀視野進而認識微觀視野及宏觀視野。這個是一個人的認識能力本來是有限的，人的目力所及、聽力所及都是很有限的。
所以一般的認識的過程是從近知認識遠知，從直觀視野進而認識微觀視野和宏觀視野。二是從時間的意義上來看，是從既然認識未然，從當前現狀進而認識既往歷史及未來發(fā)展，這就是從已知到未知認識的兩個方向?！兑住坟院秃訄D洛書以及相關的
占卜、策數、揲蓍等法，就是在這兩個方向進行推測的。用當代科學的觀點來看，這可以稱為預測學。因此，對于《易》卦和河圖洛書在認識論方面所表現的思維規(guī)律，從形式認識內容，從現象認識本質，
應當承認它具有可貴的科學性。這是第二個問題，形質論：義理和象數。下面第三個問題
知行問題就是知識與應用問題，或者是理論與實踐問題，這是哲學的又一個基本問題。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認為，人的認識來源于人的實踐活動，認識是一個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個別到一般、由實踐經驗
逐步上升為理論的過程；人們取得知識的目的全在于應用，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理論來源于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并在實踐中得到檢驗。這些道理，如今已是盡人皆知的哲學常識。
中國古代哲學有一個重要觀點就是主張知行并重，歷代許多文人學者對這個問題多有論述并有精辟見解?！兑捉洝分嘘P于典則與通變的內容，就是對于知與行問題的論述。所謂典則，是指人們已經認知的
自然界固有的法則，就是人們已經認可的客觀真理或重要結論；所謂通變，是指人們在實踐中對于已有知識或真理的實際運用。古代傳說中的河圖洛書，是當時人們認為的一種天賜的寶物，具有典則的意義。
但是，對河圖洛書這樣的寶物進行應用，還應當予以通變?！兑捉?#183;系辭上》說：“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則之；天地變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兇，圣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這里說的“則之”、“效之”、“象之”的過程，
就是進行通變的過程。關于通變，《易經·系辭》中有不少論述，這里擇錄幾段：“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這里面講到這個變的問題，
就是通變問題。“是故闔戶謂之坤，辟戶謂之乾；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這也講了通和變的問題。“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這段話也是把通和變放在一起來闡述。“變通者，趣時者也。”
還有一句“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以上引錄的五段都是《易經·系辭》當中的原話。從這些論斷，可以理會其中所謂通變的含義。大意是說，
人們對于天地法則要在運用和實行過程中根據實際情況予以變化。八卦之象原是顯示變化規(guī)律的，“化而裁之”、“推而行之”是通變的基本要點，“趣時”就是要為現實服務。
可見，孔子撰作《系辭》，闡釋《易經》義理，特別強調其中體現的通變的精神。前人論述《易經》，還曾經指出“易”字的本義為“更易”，就是“變”的意思。說《易經》的“易”本身就是個變的意思，“易”就是變，就是改變，這是一種看法。如宋代耿南仲《周易新講義原序》中說：
“《易》之為言，變也，……而言象之間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而其變無窮焉。是故特以變稱，而命之曰《易》也。”可見耿南仲他對“易”的解釋就非常明確，是說“易”就是變，“易”本身就是變。這里指出“變”是《易經》的基本特色，是《易經》書名的緣起。
當然這里面對《易經》的書名的解釋還有其他說法。有一種說法叫做“日月為易”，說“易”字本身，上面是個“日”字，下面是個“月”字的變形。“日”就是日月，就是分寫天地的，寫天地之間規(guī)律的這是一種說法。還有一種說法“易”，《易經》的“易”就是“蜥蜴之易”，這在《說文解字》上面
也就這樣解釋。“易”，易之“蜥蜴之易”也。而說“蜥蜴之易”這個意思也含有“蜥蜴善變”的意思和這個說“易”是善變那個意思差不多，因為蜥蜴這種動物還有個名字叫“變色龍”，就是個變?？鬃铀^“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是指傳說
伏羲據河圖而創(chuàng)立八卦，大禹據洛書而創(chuàng)立《九疇》。這種說法是體現《易經》通變精神的典型例證。盡管明清兩代有些學者對大禹據洛書創(chuàng)立《九疇》的說法提出懷疑，但是都不否定河圖與八卦、洛書與《九疇》的邏輯聯系。伏羲創(chuàng)立八卦，
仰觀俯察萬事萬物，當是包括河圖在內的。伏羲所取法象，即是典則；所作八卦，即是“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的通變。八卦的創(chuàng)立需要多方面的知識，仰觀俯察是圣人的主觀認識過程，即知的過程；作八卦是新的創(chuàng)造過程，
即行的過程。八卦同河圖雖然有聯系，但畢竟不是河圖的簡單復制，而是“通變”之后的衍生物，是在遵依原有的典則基礎上創(chuàng)立的新的理論成果。同樣道理，傳說大禹創(chuàng)立《九疇》，也應當是通過仰觀俯察萬事萬物
這樣的知的過程，才得以完成創(chuàng)立《九疇》這樣的行的過程，洛書只是大禹所依據的典則之一。如果我們認定陳摶所繪的洛書圖形是本來的洛書，那么《九疇》和洛書相比顯然不同，《九疇》決不是對于洛書的簡單復制，
而是大禹遵依有關典則并進行通變的新成果。從哲學的角度來認識，關于伏羲據河圖而創(chuàng)八卦、大禹據洛書而創(chuàng)《九疇》的傳說，正是體現了《易經》的通變精神，體現了中國古代哲學中的知行統一的思想。
河圖洛書是原有典則，伏羲、大禹對河圖洛書的發(fā)現和掌握是第一層次的認知；創(chuàng)立八卦、《九疇》的過程是對所掌握知識的應用；而八卦、《九疇》是把河圖洛書的普遍真理和當時社會政治、生產活動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創(chuàng)立的新的理論體系。
這種從知到行再到新知的過程，正是哲學所謂的認識—實踐—再認識的過程，是從理論到實踐再到新的理論的過程，再到新的理論的飛躍?！兑捉洝匪^的通變，以及伏羲據河圖作八卦、
大禹據洛書作《九疇》的傳說，對于后世的《易》學研究和后世的哲學思想的發(fā)展有很大影響。周敦頤的《易》學研究著作就命名為《易通》，后來改名為《通書》，突出了一個“通”字?？梢娝@個命名叫《易通》或者叫《通書》也不是隨便命的，
他強調這個“通”的意義?！锻〞肥侵芏仡U另一種著作《太極圖說》的姊妹篇，《太極圖說》主要是據《易經》談天道，《通書》則是據《易經》談人事。周敦頤提出了“通微”的重要觀點，所謂微當是指事物的深層本質和內部規(guī)律，
而通則是在知和行的過程中去認識和掌握。（結束在通微的過程中，周敦頤更強調“思”的重要性，他說：“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這里認為人的智慧與聰明
是實現通微的必要條件，是知與行的基礎，議論是相當深刻的。宋代的另一著名思想家張載著有《橫渠易說》，他對于通變也有新論，提出“變言其著，化言其漸”的觀點，又說：“變則化，由粗入精也；
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這兩句話是張載的很著名的觀點了。在哲學史、中國哲學史和有關中國哲學的著作當中我翻了一些書，都常常見引用這兩句話。這里他認為通變是一個時間過程，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緩則稱為漸化，疾則稱為著變或謂突變。這樣的認識意在表述通變的規(guī)律，具有獨到見解。清初哲學家方以智又從《易經》的通變而提出“通幾”和“質測”的概念。他在《物理小識自序》中說：
“寂感其蘊深，究其所自來，是曰通幾……類其性情，征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質測即藏通幾者也。”他的另一部著作又名為《通雅》，也強調一個“通”字。方以智所謂的“通”是貫通的意思，“幾”是“幾微”，
即內部蘊含的深奧道理與規(guī)律，而“質測”呢？就是在實踐中通觀天地萬物，就是從已知的知識進而推測而認識未知的領域。方以智所謂“通幾”和周敦頤的“通微”的含義是一致的。他的觀點，
既涉及認識與實踐問題，也涉及現象與本質問題，在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受到當代學術界重視。同時，方以智也非常重視河圖洛書的價值，他認為“河洛卦策，征其端幾，物理畢矣。”這段話在《通雅》卷首，
意思是說，從河圖洛書和八卦圖式顯示的跡象進行探求，世上萬物的道理和規(guī)律都在這里面了。方以智對于河圖洛書的這一認識，特別推崇河圖洛書的認知意義，正說明河圖洛書所蘊含的哲學思維確實非常奧妙與深刻。
方以智的思想是有淵源的，他的曾祖父就是方大鎮(zhèn)，明萬歷十七年就是公元1589年，進士，精于義理，著有《易義》四卷，方大鎮(zhèn)是方以智的曾祖父。方以智的祖父就是方孔炤，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進士，
研究《易》學更有成就。方孔炤在《易》學研究史上非常著名，他著有《周易時論合編》十五卷，《圖象幾表》四卷，其中論及河圖洛書時即提出：“效法天地，通變自用”問題。他說，舊說圖法天故五行循序，書法地，故五行逆時，時者天因地偶爾立體 ，
地因天起而自用，圖有法地，書又法天也。這是方孔炤一段話。這里概括出河圖洛書二者的順逆體用關系，比較簡明而精辟。方以智卻不像他的曾祖父、祖父那樣以研究《易》學為主，而是在哲學思想上有更大的成就。
方以智的著作叫一著作《東西均》在哲學史上非常重要。有人說作為形而上學這樣提法在方以智的著作當中有較多的分析，所以方以智是中國哲學史上一個重要的人物了。說方氏四代人的學術發(fā)展來看，是很耐人尋味的，這一事實本身
似乎在說明一個道理，《易經》的象數、義理和河圖洛書同中國的古代哲學之間確實存在著密切的血緣關系。好，這一節(jié)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