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的力量真是難以估量的。一出《桃花扇》，就將馬士英、楊龍友這兩個貴州人活生生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而劇中人物偏又與歷史上的人物不盡一致。于是，也就有不平之士要拂去這些人身上的塵埃了。

活躍在明季的貴州人中，從官階上看，馬士英是最高的，他做到了南明弘光朝的內閣首輔(宰相)，但由于他引薦、重用閹黨余孽阮大鋮，使本來就岌岌可危的弘光政權迅速腐敗，僅一年時間就土崩瓦解了。因而時人及后世以“馬阮”并稱，唾之罵之?！睹魇贰酚謱?#8220;馬阮”同列入“奸臣列傳”中。一曲《桃花扇》更使他丑名遠播。貴州人也覺得他丟臉。不愿認這個老鄉(xiāng)，地方志鄉(xiāng)賢傳中沒有他的名字。

馬士英，字瑤草，貴陽人。約生于明神宗萬歷十九年(1591年)，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天啟時遷郎中，歷知嚴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禎三年(1630年)遷山西陽和道副使，五年擢右僉都御史、宣府巡撫。然到官才一月，即為鎮(zhèn)守太監(jiān)王坤告發(fā)以官帑賄賂朝貴，坐遣邊防，不久流寓留都南京。

在南京期間，馬士英結識了阮大鋮。阮大鋮。字集之，號圓海，安徽懷寧人。和馬士英是同年進士。天啟初年為給事中，時值魏忠賢得勢，就投到魏閹門下，參與構陷、迫害東林黨人。思宗即位，賜魏忠賢死，將附魏的閹黨定為“逆案”，阮大鋮名列其中，被削籍為民，避居安徽老家和南京一帶。馬士英自識阮大鋮后，“相交甚至歡”。

思宗崇禎十四年，罷相回到老家的周延儒在東林、復社的活動下，再任首輔。根據(jù)明季史乘考證，東林、復社在活動周延儒復職的過程中，耗銀二十萬兩，阮大鋮是主要的捐資者之一。故周延儒復職后，阮大鋮要求他為自己翻案，周說暫時做不到。阮大鋮轉而要求再用馬士英，周答應推薦。

這時，李白成、張獻忠兩軍氣勢延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鳳陽總督高光斗以連失五城被逮下獄，禮部侍郎王錫沄向思宗推薦馬士英，首輔周延儒趁機做順水人情，于是起用馬士英為兵部右侍郎，總督廬州、風陽等地軍務。值保定總兵劉超叛亂，巡撫王漢率兵討伐，兵敗身亡，皇上命馬士英進討。馬士英驅兵圍城，劉超連連受挫。后馬士英設計捉住劉超，解往北京正法。這事辦得干凈利落，給崇禎和朝臣留下很深的印象，稱他辦事干練。長于謀略。

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思宗自縊。南京的文武大臣聞耗議立新主。史可法、高弘圖、姜日廣、王鐸等東林黨大臣主張立潞王朱常澇，而馬士英、高杰、劉良佐、黃得功、劉孔昭等勛臣與軍方將領主張立福王朱由崧。馬士英以五百黔兵護送福王至，造成既成事實，史可法等也只好承認。于是福王做了皇帝，年號弘光。馬士英與史可法、高弘圖、姜日廣、王鐸等為閣臣。馬士英為當上首輔，指使總兵高杰、劉澤清疏促史可法督師維揚。史可法這聲望很高、品德超群的東林領袖就被排擠出京。馬士英入居首輔。

立國之初，馬士英還與東林大臣一起共同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朝政頗有新氣象。但史可法督師維揚后，馬士英頂住朝臣的反對，向弘光推薦阮大鋮。弘光帝任命阮大鋮為兵部添注右侍郎，不久遷右僉都御史，巡回江防。次年又升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阮大鋮上臺后，即著手打擊反對他的東林、復社黨人和其他正直之臣。由是，使困難重重、矛盾百結的弘光政權更加烏煙瘴氣。面對清兵的大舉南下，未能組織有效的抵抗，終致傾覆。

馬士英誤國，這是不爭的事實，無法辯駁的。民國時，安順姚大榮先生著了一本《馬閣老洗冤錄》，為馬士英翻案。但總之沒有翻動這樁鐵案。盡管如此，對于馬士英，或是對于歷史，有兩個問題是應該澄清的。

其一，馬士英并非閹黨。世人往往因為“馬阮”并稱、并傳，就認為馬士英也是閹黨，這是不對的。且不說那時閹黨作為一個丑惡的政治集團已經不存在了，即使閹黨尚存，與其黨中個別人交往，也不該算作閹黨。誠然，推薦、重用阮大鋮，給國家民族帶來了災難，但也不能說阮大鋮的再用完全是由于馬士英。阮大鋮不但陰鷙險狠，而且頗多才藝，能作詩，會寫劇本，還能談兵。在馬士英推薦他之前，他已與內監(jiān)有勾結。后又把他寫的戲《春燈謎》和《燕子箋》搬到宮中去演，正投犬馬聲色之徒的弘光帝所好。他上江防之策，弘光還真以為他是將才。就是清流當中，對阮大鋮的看法也分成兩派。阮大鋮閑居南京時，東林、復社名士周鑣、顧杲、吳應箕、黃宗羲、侯方域等人作《留都防亂公揭》，聲討并驅逐他。而從他的詩集來看，同一時期與他宴游唱和的詩友中，也頗有些東林中人物，如范景文、史可法、文震孟、王思任、楊補等等。他們中間有的是抗清殉難的名臣，有的是未來的遺民義士，以他們的品格，是不可能與閹黨的人交往的。曾發(fā)表宣言痛斥馬士英的王思任，認為阮大鋮在逆案中是冤枉的。這些事實說明阮大鋮的再起并非全是馬士英所為。

馬士英推薦、重用阮大鋮，有三個原因:一是報阮大鋮向周延儒推薦自己之恩。二是受了阮大鋮的蒙騙，既然阮大鋮有本事使清流中的部分人同情自己，那么馬士英也難免受蒙騙?！睹魇贰氛f南京淪陷后，馬、阮先后逃到嚴州總兵方國安軍中，阮大鋮依然大言不慚地談兵，方國安也真以為遇到了張子房、諸葛亮一樣的人，很高興。而馬士英“以南渡之壞半由大鋮，而己居惡名，頗以為恨”，看來馬士英后來對薦用阮大鋮一事很后悔，同時也說明當初馬士英在一定程度上受了阮的蒙騙。三是拉班子。明末黨爭非常激烈，不擇手段。連東林黨、復社這樣的進步集團，為了實現(xiàn)政治理想和自己的利益，也不惜用不正當?shù)氖侄?，活動被《明史》列?#8220;奸臣列傳”的周延儒再當首相。馬士英以一方鎮(zhèn)帥入主中樞。地位、聲望皆不夠，人閣時就遭到東林黨的激烈反對，即使不反對他的人，心里也未必服氣。所以他不得不為自己拉一套人馬，湊一套班子，多才多藝而又善于談兵的朋友阮大鋮就成了難得的人選。他可能沒想到這個難得的人才，導致了他的身敗名裂。

其二，馬士英并非漢奸。有的書上說馬士英降清被殺，這也是不實之詞?！睹魇贰酚涊d，南京城破后，弘光帝逃往太平，不久降清，被解往北京處死。馬士英“奉王母妃，以黔兵四百人為衛(wèi)，走浙江”。輾轉數(shù)處，后為嚴州總兵、曾任貴州大定總兵的舊友方國安收留(后阮大鋮亦至)。但方、馬擋不住清兵的攻勢，不久即敗。二人率殘兵欲投監(jiān)國于福州的唐王朱聿鍵，唐王不納，又奔入太湖義軍吳易軍中，吳軍敗后為清兵俘獲，斬于軍中。馬士英在生死關頭，沒有像阮大鋮那樣搖尾乞憐、諂媚新主，而選擇了死這條路，好歹為自己保留了一點名節(jié)。雖然不能以生死論英雄，但總比做漢奸強。有些史書上說馬士英是降清后又與明軍暗通關系，才被殺的?！睹魇?#183;馬士英傳》結尾也附了這種說法，聊備一說而已。如果馬士英真是投降的，清朝官修的《明史》大可不必為他掩丑?，F(xiàn)代史家陳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說:“惟士英實為弘光朝最后奮戰(zhàn)之一人，與阮大鋮之先附閹黨，后復降清，究大有別。”此論應不失公允。

總的看來，馬士英是有一定才能的，但這點才能做地方大員尚可，主政中樞則不逮。更主要的是由于人品不佳，妄結匪類，誤用奸人，以致釀成大禍，成為罪人。

時間已過去了三百多年，今天我們回過頭去看當時那段歷史，比當時的人看得更清楚些。黃裳先生在《榆下說書·馬瑤草》中引述了夏完淳的一種觀點。夏完淳認為“史道鄰(可法)清操有余而才變不足，瑤草守已狼藉。不脫豪邁之氣；用兵將略非道鄰所長，瑤草亦非令仆之才”，主張從實際情勢出發(fā)，調換一下兩人的職位。黃先生批評說，夏完淳的觀點不能說全無道理，但終是書生的迂闊之見，沒有通盤考慮到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全局，這實在并非一兩個人所能左右的。黃先生的看法很有見地。明朝自嘉靖以降，政治、經濟、軍事乃至社會生活各方面，都已腐敗至極。忠直干臣、御敵能將，或殺或囚或逐，士氣不振，人心渙散。清兵一入關，就勢如破竹，迅速占領了半壁江山。連席卷中原的李闖王都沒擋住。危急關頭，弘光朝廷本應革弊興利，齊心協(xié)力。以期重振聲威，恢復河山。然而卻是沿襲弊政，把北京沒扯完的皮搬到南京繼續(xù)扯。朝臣與朝臣不和，內閣與鎮(zhèn)將不諧，各打各的算盤，各顧各的利益。馬、阮就不說了，東林、復社黨人多是有名節(jié)、負人望之士，但又難免帶著偏狹的黨見。先是為反對馬士英入閣，與軍方將領紛爭，后又因阮大鋮再用先后掛冠而去，使得朝中無正人，邪惡勢力恣縱肆虐。只有一個史可法，心懷大局，忍辱負重，督師揚州，而屬下的江北“四鎮(zhèn)”又不怎么聽他指揮。軍隊多是散兵游勇，御敵無能，爭奪地盤、掠奪百姓卻很在行。手握重兵、鎮(zhèn)守武漢的左良玉不顧大局、不思后果，率二十余萬人東下“清君側”。等等。如此一個局面，怎么會擋得住清兵南下？馬士英本非相才，即使是諸葛亮、郭子儀在世，怕也回天無力，徒喚奈何。把弘光朝覆滅的責任全推在馬士英頭上，是欠公允的，不符合歷史事實。

馬士英已矣，現(xiàn)在知道他的人不多了。而知道他的人，往往是憑一曲《桃花扇》。《桃花扇》是名劇，但畢竟不是歷史，劇中的馬士英亦與歷史上的馬士英有別。(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09年第1期 來源:網(wǎng)易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