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構的“貍貓換太子”傳說為何如此流行？小說開篇第一回“設陰謀臨產(chǎn)換太子，奮俠義替死救皇娘”，講的就是這“貍貓換太子”的傳說?！敦傌垞Q太子》，山東煙臺剪紙。再者，新編者在卷首刊有序言，明確表達了“正史”與“傳說”應當互相參證而不是互相抵觸的基本觀念，并認為“史冊所載，雖無此說”的“貍貓換太子”傳說故事，卻可以通過種種點滴史實來推測，“由是以推測，換太子事，如燭影搖紅，滋可疑矣”，不能輕言其真?zhèn)斡袩o。

肖伊緋|《隨筆北京》里的“老北京”書中這樣寫道：“近來訪問北京的人，看完萬壽山和故宮以后，好像都把會見周作人作為旅程的安排……使人感到北京八道灣的苦茶齋，也似乎成了北京的一處名勝古跡?！痹跁?，奧野以不無榮幸的筆調，記述了他造訪八道灣時的情形，諸如“小路屈曲，幽奧深徑，文人居所，閑雅一廓”之類的觀感抒寫之后，更附錄了周作人的近照及手札一通。《隨筆北京》中附錄的周作人手札。

值得注意的是，當現(xiàn)場聽（觀）眾中對魯迅“有爭相挽留請即在平教書者”,魯迅卻這樣回答道，“我一到此間,即有人說我卷土重來,故我不得不趕快卷土重去?！币贼斞傅钠犯裥郧槎?，之所以會這樣回答，恐怕并不是隨口調侃而已，而是當時確有某種并不歡迎其赴北平講演的流言傳聞之類，方才在應答熱情聽（觀）眾之際，對此捎帶有所回應。照片的說明，一張是“魯迅在女師大操場演講”，一張是“魯迅在師大操場演講”。

鄭麐與英譯中國經(jīng)典。此書版權頁上，同時還介紹了鄭氏新著《中國古籍校讀新論》，起首即稱“鄭麐先生以英文譯述中國先秦全部古籍為''''''''英譯中國古典叢書’，即陸續(xù)在世界書局出版，并另以英文寫作《中國古籍校讀新論》一冊，以為國外學者研究中國古籍之門徑，中多新穎獨到之論”。1948年5月，上海世界書局出版鄭氏英譯本《四書》，確實沒有再冠以“英譯先秦群經(jīng)諸子叢書”之總名，卻冠以“古籍新篇”之總名。

宗志黃 | 詞山曲海慰平生。畢業(yè)之后, 宗志黃先生選擇去北平交通大學鐵路管理學院擔任國文教員,同時兼任各校國文教員。首先，宗志黃畢業(yè)后供職處乃是北平鐵路大學(1924年初創(chuàng)，1928年開辦），而非“北平交通大學鐵路管理學院”。在書中《北平鐵路大學現(xiàn)任教員一覽表》上，明確記載有“宗之潢（志黃），江蘇，三一歲，北京大學文科國文系畢業(yè)，歷充膠海關監(jiān)督公署咨議北京平民大學教員，住址為西單頭條十二號”。

詩集中有兩首均題作“率國立杭州藝專學生游雁蕩作”的詩作，一為五律，一為七絕。詩集中反映出來的徐氏友朋交游中，多為同鄉(xiāng)故舊，其中有一首“谷雁來和鄭施秋在杭自由結婚并印有紀念刊因贈”，可為溫州教育史料之存照。詩集中還有向溫州商界大佬呂文起賀壽的詩作——“呂文起先生七秩重壽”。詩中的“區(qū)區(qū)三小技”，即“詩書畫”。詩中可以看到，徐石麟在國恨鄉(xiāng)愁中，淡逸灑脫的品性仍就支撐著他，在“詩書畫”方面的精勤求索。

稍有佛教造像常識的人都知道，唐代及宋代早期的菩薩造像特征，與眼前這尊“菩提瑞像”有諸多相似之處，尤其是頭戴“化佛”冠的觀音菩薩造像，與其最為接近。那么，在蒲江飛仙閣、二郎灘唐代摩崖造像中，觸目可見的觀音菩薩造像，其面容身姿無不映證“魔道”藝術在此已成風氣，這里就是中國石窟造像史上的“魔域桃源”。更為奇特的是，出現(xiàn)了一種一主尊六菩薩的大龕造像，與大足北山第180龕（十三觀音變相龕）有異曲同工之妙。

中國究竟有沒有“商業(yè)教育”中國究竟有沒有“商業(yè)教育”——以近代晉商與徽商為核心案例 肖伊緋 19世紀末,在歐洲的文化舞臺上,活躍著一位留著長辮子的中國人。陳季同的《中國的商業(yè)教育》一文闡示了一套非常成熟的觀念，即是中國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系統(tǒng)的專門的商業(yè)教育體系，中國人沒有商業(yè)教育的傳統(tǒng)和觀念，中國人的“商業(yè)教育”只不過是一種商業(yè)從業(yè)人員的內部技術培訓，以及對運行規(guī)則的適應與遵守。

陳獨秀獄中題畫。陳獨秀題跋（箭頭所指處）的《黃山孤松圖》，曾刊于上?！读加选樊媹蟮?18期。這一幅帶有陳氏題跋的《黃山孤松圖》，曾刊于上海《良友》畫報第118期，時為1936年7月15日，且納入“海粟近作畫展”的主題圖文報道之中。陳獨秀題跋（箭頭所指處）的《雪江獨釣圖》，曾刊于上海《良友》畫報第一一八期?！堆┙氠灐罚惇毿憷罱☆}）……可能是劉氏攜畫作邀其現(xiàn)場題跋，也有可能是觀畫之后，另紙所寫再行寄贈。

這一數(shù)據(jù)首次提供了有關中國早期鑄幣遺址的絕對年代信息，也使官莊遺址成為世界范圍內已知最古老的鑄幣作坊。只能期待未來，如果能發(fā)現(xiàn)商周時期銅貝幣鑄造范具及相關遺跡遺址的話，“世界最古老鑄幣作坊”的殊榮，自然又將重新評定。比“鄭韓故城”遺址發(fā)掘稍早，時為1995年，在洛陽東周王城遺址內，也曾發(fā)現(xiàn)一件空首布錢范，這一發(fā)現(xiàn)表明，當時的鑄幣權可能還掌握在周王手中，鑄幣作坊也應當位于王城內。

郁達夫的好處，是率性而行，不大顧到環(huán)境，郭沫若以為是“俗吏式的事務”，在郁達夫也許反而認為是“文藝使命之一”。在十六日的本刊上，李黑先生寫了一篇《俗吏郁達夫》，郁達夫先生對此有反響，在二十一日的時事新報上，答覆了一篇《俗吏么！答郁達夫先生。文中明確聲稱，“郁達夫是一個頹廢的舊式詩人型的新作家”，還大力呼吁道，“凡愿向前進的青年們，不獨不該崇拜郁達夫，而且應該排擊這個''''''''落魄江湖載酒行’的郁達夫”。

莊氏將查而無獲的情況轉告給了張愛玲，《北地胭脂》出版后，在書名頁之前印著那一句“南朝金粉，北地胭脂”，被譯作“The face powder of southern,/The rouge of the northern lands”，下面注釋為：“Chinese expression for the beauties of the country,probably seventh century”（中國形容美女的話，大約始自第七世紀）。顯然，筆者如今獲見的這一本《北地胭脂》張愛玲簽贈本，正是此時寄至莊氏處，再由其轉交給陳世驤的。

陳獨秀倡舉廢講義。二曰，廢講義。1918年元旦，新年首日的《北京大學日刊》刊發(fā)《減發(fā)講義案》，公布了各文科教授對減發(fā)講義乃至“廢講義”的個人意見。教授《西洋文明史》的著名學者、歷史學家何炳松，指出當時關涉西方歷史的中文教材缺乏，講義又因“隨編隨印”存在印制周期過長的問題，雖并未明確表示是否贊同“廢講義”，也間接表明各門課程及其教員因其自身特點與情況各異，“廢講義”絕不能一概而論，也很難有統(tǒng)一的時間表。

他說：“國術是我們固有的技能，是鍛煉體魄的方法。從前習練國術，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自從近數(shù)十年來，許多同志們，用了科學的方法，來估計我們國術的價值，才曉得我們的國術，不但不是反科學，而且在科學的立場上，還有崇高的位置?！彼麑g不是反科學，而是合乎科學的證據(jù)，羅列出了五條：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國術館曾推行過帶有格斗與實戰(zhàn)性質的標準化考試，即全國國術考試，又簡稱為“國術國考”或“國考”。

為此，筆者不揣陋簡，酌加整理，轉錄原文如下： “文言與白話” 清華國文系昨日開會鄭振鐸等有精彩辯論 【特訊】清華大學國文系，昨日下午四時，在該校工字廳開會討論“文言與白話”問題，出席師生五十余人，除系主任朱自清主席外，并聘有文學家鄭振鐸、沈從文，及陳銓、王力、浦江清、孔云卿等指導。對于文言白話的見地，依所屬立場而不同，如認中國文化有保存的價值，中國有翻身希望，也許可認提倡文言為中國人的覺悟。

梁實秋的“山大私生活”山大圖書館的藏書實在不能算少，在梁實秋先生任館長時，因了他個人的趣味，把所有關于莎士比亞的書籍，各種各色的版本，上下古今的批評與注釋，盡可能的都買來，結果便成功了這種傳說，說是在國內大小圖書館里所藏關于莎翁之書籍以山大為首屈一指?？梢哉f，梁氏在山大圖書館的管理工作，并不一定能為校內所有師生理解，撰發(fā)《山大私生活》的這位“海倫”即為其中之一。

張充和 | 桃之夭夭 .桃花魚?！獜埑浜汀杜R江仙·桃花魚》 一條魚或一個女子說：我要有你的懷抱的形狀，我往往溶化于水的線條。他為自己那部原本珍愛有加的詩稿取名《魚目集》，將那首女子并不欣賞的《魚化石》從中剔除，將那女子親筆抄錄的七首詩編印在《魚目集》的第一輯。這一次頤和園的問答，女子并沒有太多的答案給到這個外國男子，而男子卻以為他對女子唱曲像夜鶯一樣好聽這個重大比喻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錢鐘書在臺灣 一次鮮為人知的演講。錢鐘書在臺大演講。詩跟畫是姊妹藝術，有些人進一步以為詩畫不但是姊妹，并且是孿生的姊妹，張浮休《畫墁集》卷一《紱（跋）百之詩畫》云：“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二為《中國詩與中國畫》的演講，是在錢氏撰成《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之后不久的一次公開宣講，為此做一番文本與演講內容上的比較研究，及至將這一比較研究納入到錢氏學術思想的衍進歷程的考察，都是令人頗感興味的話題。

徐志摩真跡之辨。當然，后世讀者與研究者，能夠看到此信的途徑，只有兩種，一為通過《作家書簡》看到的“真跡影印”，二為通過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出版的各類徐志摩文集、選集，可以看到據(jù)“真跡影印”過錄下來的“整理本”，皆不是“真跡”本身了。為考證此題詞的確切時間，筆者曾搜羅多種舊報刊上的所謂“真跡影印”，最終在1935年印制《中國旅行社導游冊》上，看到原封不動的“真跡影印”，方才得以一睹真跡原貌。

考漢以來，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建藏書之蒂（地），又遣求書之使，分校書之職，其儲之也，外有太史博士，內有延閣之室，蘭臺東觀。此刻，仰觀那靜懸于法堂之上，“覺悟眾生”的光緒皇帝御筆，與法堂前隅各處，靜佇著的清康熙二年（1663年）所刻《重修隋唐敕建大興善禪寺來源碑記》，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所刻《隋唐敕建大興善寺祖庭重記》等眾多清代碑記，似乎將近兩三百年的近代時空，皆凝縮于此間這一所幽深禪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