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如原審判決已全部履行或者部分履行的，再審時，如發(fā)現審判程序合法，適用法律正確的，肯定是要判決維持原審判決，這種情況下不必討論適用何時的賠償標準問題，對未履行部分恢復執(zhí)行就可以解決;如發(fā)現原審判決確有錯誤需改判的，結果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改判駁回原審原告的訴訟請求或者改判原審被告支付賠償款比原審少;另一種是除維持原審判決外再判原審被告另行再支付賠償款。

推進消費者檢察公益訴訟的幾個問題。在消費者民事公益訴訟中，對于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消費者協會是第一順位也是唯一的公益訴訟起訴主體，若侵害行為發(fā)生在食品藥品安全領域且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檢察機關就是第二順位的起訴主體，也可參與支持起訴，調動消協組織維護公益、參與社會治理的功能。消費者檢察公益訴訟需要辦理一批有影響力、有說服力、有公信力的案件，總結辦案經驗，推動檢察公益訴訟發(fā)展。

《解釋》之所以沒有規(guī)定公益訴訟原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因為相比于“不作為之訴”，“損害賠償之訴”在賠償計算、賠償金分配等制度設計更加復雜，但是從國外公益訴訟發(fā)展的經驗及公益訴訟的功能看，“損害賠償之訴”是一個必然的發(fā)展趨勢，構建我國消費公益訴訟損害賠償訴訟制度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在降低公益訴訟成本方面，可以成立公益訴訟基金會，消費公益訴訟的基金主要來源便是公益訴訟勝訴后的賠償金，也可以來自公眾捐款。

案外人執(zhí)行異議之訴提起時間之探討——以《民事訴訟法》第227條的解釋為視角。而“針對特定執(zhí)行標的的終結”則屬于“特定執(zhí)行程序終結”，僅針對特定（異議指向的）執(zhí)行標的物的執(zhí)行程序而言。如在特定執(zhí)行標的物已由債權人受讓，且該標的物已被合法轉讓多次的情況下，案外人才以自己為該標的物的實際權利人，在整個執(zhí)行程序終結前提出異議，若此時允許受理執(zhí)行異議之訴，停止對該執(zhí)行標的物的執(zhí)行，將對交易安全造成不利影響。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認定以“掛靠”有關公司名義實施經營活動并讓有關公司為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fā)票行為的性質征求意見的復函》（法研[2015]58 號）對虛開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罪明確規(guī)定，成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罪以行為人在主觀上具有騙抵稅款的故意、客觀上造成增值稅稅款損失的后果為必要條件。虛開普通發(fā)票犯罪的構成要件與虛開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罪相近，但社會危害性顯然弱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罪。

從理論上來看，合同詐騙罪應當是詐騙罪的一種類型，一般認為，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系法條競合關系，合同詐騙罪為特殊條款，詐騙罪為一般條款。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曾經在審判實踐中作出了一些指導意見：只要發(fā)生在生產經營領域，侵犯市場經濟秩序的，無論是經濟合同還是其他民商事合同，無論是書面合同還是口頭合同，均視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符合刑法關于合同詐騙罪構成要件的，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王軼、包丁裕睿 | 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與清償規(guī)則實證研究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與清償規(guī)則實證研究王軼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包丁裕睿密歇根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1年第1期　　摘要：在面對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和清償問題時，裁判者在婚姻家庭保護和債權人保護之間作出了何種價值決斷，是民法問題中的事實判斷問題。即使債務數額較高，在目的上屬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債務也被一些法院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

《解釋》明確規(guī)定：“基層人民法院對于認為案情重大、復雜或者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審刑事案件，請求移送中級人民法院審判，應當經合議庭報請院長決定后，在案件審理期限屆滿十五日以前書面請求移送。中級人民法院應當在接到移送申請十日內作出決定?！笨梢钥闯?，不分公訴和自訴，只要是“一審刑事案件”，符合“案情重大、復雜或者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條件，均可請求移送上級法院。

《刑法》中與證人有關的罪名有5個，即《刑法》第247條規(guī)定的暴力取證罪，第305條規(guī)定的偽證罪，第306條規(guī)定的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第307條規(guī)定的妨害作證罪， 第308條規(guī)定的打擊報復證人罪。如果律師不僅誘導被告人虛假陳述，還為證明被告人虛假陳述的真實性而幫助被告人和證人串供，毀滅、偽造或幫助被告人毀滅、偽造物證、書證等實物證據的，則當然構成妨害作證罪或毀滅證據、偽造證據罪。

注意!最高法院公報:民間借貸當事人指示他人作偽證可能構成刑事犯罪!(附典型案例)|民商事裁判規(guī)則。當事人指示他人作偽證提起虛假民間借貸訴訟，構成妨害作證罪。當事人以暴力、威脅、賄買等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他人作偽證，借此提起民間借貸虛假訴訟以逃避債務的，既符合妨害作證罪的犯罪構成，也符合虛假民事訴訟罪的犯罪構成，兩者屬于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的牽連關系，構成牽連犯，應擇一重罪處罰。

但和解協議履行期限屆滿后，李某不按約定履行協議，于是劉某憑著欠條重新向法院提起了訴訟。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條第二款規(guī)定:“申請執(zhí)行人因受欺詐、脅迫與被執(zhí)行人達成和解協議，或者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恢復對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zhí)行?！北景钢?，對于李某不履行和解協議的行為，符合該條法律規(guī)定，劉某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請，對原生效法律文書恢復執(zhí)行。

虛假訴訟通常以侵害案外人利益為目的，故實踐中的虛假訴訟案件通常不是孤立的一個案件，例如，當事人同時陷入其他糾紛，或者虛假訴訟案件的標的同時也是其他案件的標的。第一，人民法院可在立案、審判、執(zhí)行各環(huán)節(jié)進行虛假訴訟風險警示，包括：在立案大廳、窗口設置虛假訴訟警示宣傳牌，在宣傳欄張貼虛假訴訟案例，在受理案件通知書、應訴通知書、執(zhí)行申請書等訴訟文書中告知當事人虛假訴訟的風險和法律責任，引導當事人誠信訴訟。

從調研情況來看，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尚不明確，“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范圍、“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的認定、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中“違法犯罪”與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中“犯罪”的把握等法律適用問題存在較大爭議，亟需通過司法解釋加以明確。根據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的規(guī)定，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以“情節(jié)嚴重”為入罪門檻。

最高法案例：實際施工人不享有工程價款優(yōu)先受償權?！吨腥A人民共和國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均未規(guī)定實際施工人享有工程價款的優(yōu)先受償權。最高法院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26條第2款規(guī)定的是實際施工人有條件向發(fā)包人主張工程價款，但并未規(guī)定實際施工人享有工程價款的優(yōu)先受償權。

第二，對于確屬虛開的行為，稅務機關移送后，公安、檢察、法院等部門進行審查定性時，主要以“主觀上是否具有偷騙稅目的，客觀上是否會造成國家稅款流失”來區(qū)分一般行政違法違規(guī)行為與刑事犯罪行為。但是，前已述及，認定虛開犯罪除具備虛開行為要件之外，仍須查明行為人具備騙抵稅款的主觀目的要件與造成國家稅款損失的結果要件，不能證明行為人具有具備騙抵稅款的主觀目的且實際上造成稅款損失結果的，不能以虛開定罪。

共同責任與連帶責任的區(qū)別是什么。１、共同責任，共同責任是根據承擔民事責任的民事主體數量的不同而對民事責任分類的一種，即兩個或更多的民事主體共同承擔一項民事責任。３、共同責任，根據承擔民事責任的民事主體數量的不同而對民事責任分類的一種，即兩個或更多的民事主體共同承擔一項民事責任連帶責任是任一責任人承擔全部責任，在連帶責任的責任人內部進行追償。連帶責任的債源可以是單一之債，也可以是復數之債。

主債務人和連帶保證人均有財產可供執(zhí)行時，是否可先行執(zhí)行保證人的財產？另一方面，連帶債務存在內部求償的法律關系，即連帶保證擔保人向債權人清償了主債務后，有權向債務的終局責任人即債務人進行追償，但這種追償往往由于債務人的財產變動，存在日后求償不能的風險。寶安法院作為執(zhí)行法院，在已對債務人邦凱公司和連帶保證人高萍的財產均采取控制措施的情況下，應當對債務人邦凱公司的財產予以執(zhí)行，由邦凱公司承擔清償責任。

換言之，一旦暴力性手段與“軟暴力”手段的關聯性存疑，或者暴力性手段不具有支配性的影響力，司法判斷就由整體評價實際轉換為分別評價，在分別判斷模式下，以“軟暴力”實施的行為，因為失去暴力性手段影響力的制約，或許就只能認定為違法行為，不構成犯罪。第三，《指導意見》規(guī)范惡勢力“軟暴力”的構成特征，目的在于嚴格界定惡勢力“軟暴力”的存在范圍，準確區(qū)分惡勢力“軟暴力”犯罪與普通“軟暴力”犯罪的界限。

在相關指導意見出臺前，筆者建議，既然我國《刑法》未規(guī)定單位必須是法人犯罪，對于國家機關實施犯罪行為的，為避免對國家機關指控，可以變通為對派出、派駐機構或者內設部門指控。如果生效判決載明的犯罪事實不包括贓款贓物來源所涉的犯罪事實，意味著遺漏了相關犯罪事實。如果是二審期間，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或者監(jiān)委發(fā)現了與該案件相關的新的贓款贓物，那么仍然應當區(qū)分判決載明的犯罪事實是否包括贓款贓物來源所涉犯罪事實。

檢察日報：三個層面準確區(qū)分刑事詐騙與民事欺詐辦案人必不可少的一個純實務公眾號。對票據詐騙、金融憑證詐騙、信用證詐騙、有價證券詐騙和保險詐騙則以行為人實施或具有法定情形之一進行詐騙活動為要件。筆者認為，為避免將民事欺詐行為泛化為刑事詐騙犯罪，可視案件侵犯法益類別，注重強化對欺詐行為的實質和效果進行分析，以此為基礎，強化對行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以充分厘清刑事詐騙與民事欺詐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