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權力以王權為集中體現(xiàn)，帝王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擁有對國家資源控制和調配的絕對權力，

權力生產空間，空間塑造使用者的行為。

陶瓷作為統(tǒng)治美學的表現(xiàn)形式之一，

它經(jīng)歷幾十道工序由泥成瓷，浴火重生，

然而它又是極易碎的，不如鋼、鐵之器那般堅固，

它的誕生、毀滅也預示著一個國家、政權的盛興、顛覆與破滅。

在皇權關注與專制統(tǒng)治下產生鼎盛亦代表了權力器物的盛興，

用瓷制度等級森嚴，使陶瓷帶有濃厚的封建制度專制色彩。

權力的觸角伸向了制瓷業(yè)的各個環(huán)節(jié)

——官員委派、原料選取、器型紋樣都受命于皇，宮廷用瓷幾乎萬里挑一，幾近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

作為權力與財富的象征，自五代時吳越就已有“秘色瓷”，為此“供奉之器，庶民不得使用”。

元代規(guī)定，百姓“瓷器上不得用描金生活，不許制造龍鳳紋及僭用金酒爵，禁止燒造官樣青花白地瓷器”。

明朝對壟斷用瓷定更為嚴苛的處罰制度，“禁江西瓷器窯場燒造官樣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地貨賣及饋送官員之家。違者正犯處死，全家謫戊口外”。

陶瓷從最初的使用器變成了兼具欣賞價值的藝術品，

因為皇家需求逐步變成了一種彰顯主人身份、財富、權力等一切可以張揚的外在呈現(xiàn)。

因此，歷代當權者都將陶瓷作為主張自己權力是我道具，

以個人的意志與審美情趣制造了一大批陶瓷物件。

明代官窯瓷按不同劃分標準有幾種分類方法，如從使用性質看。

可分為：

御用瓷即皇室用瓷、

禮用瓷即祭祀禮儀用瓷、

和官用瓷即政府機構用瓷三部分。

在御用瓷和官用瓷中又派生出賞賚瓷。

一、皇室用瓷

明代官窯御用瓷是皇室用瓷，具體說是宮廷中皇帝及其家族的用瓷。

明代皇宮中宦官和宮女等所用的器物顯然不包括在御用瓷之內。

燒制瓷器在明代被視為大事，御用瓷都由皇帝下旨并經(jīng)內府去監(jiān)燒。

明代對御用瓷控制非常嚴格，宣德二年太監(jiān)張善到景德鎮(zhèn)監(jiān)燒瓷器，

除貪默酷虐外還，因將“所燒御用瓷多以分饋同列”事發(fā)后被斬首。

近年來對景德鎮(zhèn)明御廠遺址進行發(fā)掘，出土殘瓷多能拼合成完器，但都見缺陷，說明是因燒壞而打碎掩埋的。

御用瓷的解運和一般官用瓷不同，

據(jù)明嘉靖《江西大志》記錄“凡欽限瓷器陸運”而一般的部限瓷器則是船運至京。

二、明代官窯禮用瓷

明代朝延的祭祀禮儀用瓷即禮用瓷，其性質是國家的典禮儀式用器，和皇室使用的御用瓷不同。

明代的禮用瓷被高度重視，由皇帝親自過問。

洪武二年確定“祭器皆用瓷”。

洪武九年又進而規(guī)定了禮用瓷的釉色和造型

明洪武釉里紅云龍紋雙耳瓶

《大明會典》：“洪武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圍丘青色，方丘黃色，日壇赤色，月壇白色，行江西饒州府，如式燒造解?！?/span>

明代禮用瓷的釉色均為藍、黃、紅、白等單色釉瓷,造型都是模仿古代青銅禮器,“其式仿古之·…”(《明太祖實錄》)

禮用瓷由皇帝下旨，最初由工部負責燒造：

洪熙元年九月已酉。命行在工部江西饒州造奉先殿太祖皇帝幾筵白瓷祭器。”(《明宣宗實錄》)

稍后禮用瓷又交給內府監(jiān)造“宣宗始遺中官張善之往饒州造先殿幾筵龍鳳文白瓷祭器”(《明史》)

禮用瓷先由內承運庫保管，需要時再到內承運庫領取使用：“白瓷尊、爵、盤、碗內承運庫取用”。(《大明會典》)

禮用瓷嚴禁民間燒造:

“正統(tǒng)十二年十二月甲戌，禁江西饒州府私自燒黃、紫、紅、綠、青、藍、白地青花等瓷器“(《明英宗實錄》)違者都判極刑。

這里所禁除御用瓷外還有禮用瓷。

明洪武釉里紅纏枝牡丹紋軍持-北京故宮

禮用瓷在品種上和御用瓷有別，但其工藝上與之相同，屬明官窯瓷中的精華。

按其性質來說不同于一般政府機構用瓷，事關國家禮儀，由皇帝親自過問，屬欽限瓷器范圍。

三、明代官窯官用瓷

明代政府機構所用瓷器簡稱官用瓷，是明代官窯瓷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數(shù)量最多的一部分。

明代政府機構對陶瓷器的需求量巨大，明代早期除江西外浙江、河南等地也燒制官用瓷。

景德鎮(zhèn)明代窯址出土過具洪武瓷特征的“局用”刻劃暗銘白釉碗殘底，提供了官用瓷的直接證據(jù)。

官用瓷的管理方法《大明會典》有這樣的記錄:“(除御用器外)其龍、鳳、花、素、圓、偏瓶、爵、盞等器，送內承運庫交收，光祿寺領用?！?/span>

也就是先送至內承運庫后，再由光祿寺領用保管。

成化十三年時，準許外國使臣每人買青花瓷器五十付(《大明會典》)，

因民窯器市場上隨處可見，不必要特許，因此每人買去五十付青花瓷也是官用瓷。

成化青花纏枝蓮八寶紋三足爐 

除光祿寺外，其他政府部門也需使用瓷器。

南京明故宮遺址發(fā)現(xiàn)崇禎庚午(崇禎三年即1630年)、丙子(崇禎九年即1636年)和壬午(崇禎十五年即1642年)的紀年款青花盤，

因有“某某科置”字樣，為當時科舉考場的餐具，是政府訂燒的應屬官用瓷。

景德鎮(zhèn)明代窯址出土的“官用供器”銘的白釉器，

具洪武特征，是官用瓷中的供奉器。

是皇室所用祭祀瓷有性質上的區(qū)別。

四、明代官窯賞賚（lai）瓷

皇帝將官窯瓷賞賜王公大臣和外國使臣邊鄰國家是明代慣例。

明代的賞賚瓷是官窯瓷的重要組成部分，

永樂初鄭和下西洋時，青花瓷還未被皇室看重，并未當作日常用具，

但在東南亞、西亞等地，明初青花瓷屢有發(fā)現(xiàn)，必有一部分是作禮品贈送的。

明萬歷青花梵文蓮瓣盤-臺北故宮

明代賞賚瓷有賞賜外國使臣、鄰邦和賞賜王公大臣等不同情況，

從明代王公大臣墓葬出土的瓷器看，就有御用瓷性質和官用瓷性質的兩類。

至于禮用瓷其特殊的造型、性質決定了不宜作賞賚之用。

1、御用瓷性質的賞賚瓷

明代前期出土的王公貴族墓中有部分御用瓷，

1957年江蘇省江寧縣東善橋孫家山正統(tǒng)八年(1443)宋琥、安成公主合葬墓出土洪武釉里紅梅瓶。

1991年江蘇江寧縣東善橋正統(tǒng)十三年宋鉉及其妻唐氏合葬出土洪武釉里紅松竹梅梅瓶。

這二件洪武釉里紅器均為皇室用器。

明代的墓葬中出土御用瓷并不很多，說明當時御用瓷的賞賜僅限于皇親國戚并太監(jiān)等少數(shù)人。

2、官用瓷性質的賞賚瓷

官用瓷性質的賞賽瓷有兩種，一種是專為賞賜燒制的，另一種是一般的官窯瓷。

明洪武白釉賞賜銘瓷梅瓶，南京博物院藏

1995年南京明故宮遺址曾出土二件，洪武初風格，均殘。

釉色介于卵白釉和甜白釉之間，肩部有鐵紅彩“賞賜”二字。

這種梅瓶顯然是專為賞賜而燒制。

既不屬御用瓷，也非禮用瓷，那么應歸入官用瓷一類。

而清三代中最為名貴的屬有琺瑯彩之稱的“官窯中的官窯”，

琺瑯彩瓷進宮后除了乾清宮收藏、各宮殿陳設、膳茶房實用外的最主要用途就是賞賜官員。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資料記載，僅雍正四年，宮中就先后23次賞出琺瑯彩瓷266件。

這些皇帝親自賞賜給有功之臣的瓷器均為御窯廠生產的珍品，

上面裝飾著受到封建思想意識滲透的瓷飾紋樣，皇權思想就更為明顯。

清康熙琺瑯彩花卉碗

于官員而言，也隱含著道不明的皇權屬性，

他們畢恭畢敬地“請”回家后，簡直成了皇帝的替身，

這種無需明言的心理暗示使“下官”不得不以君之禮供奉。

清雍正琺瑯彩松竹梅三友紋橄欖瓶-北京故宮

陶瓷的空間張力罩在每個臣子身上，如皇帝親臨般時刻提醒官員們要克盡職守與唯命是從。

帝王之權利用陶瓷及其權力象征滲透控制旁人，這正是封建社會統(tǒng)治美學的特征。

清乾隆琺瑯彩錦雞花卉玉壺春瓶

統(tǒng)治美學因清亡而斷層若干年后，

1916年，袁世凱重新拾起，用洪憲瓷為其代言。

袁世凱自正式登上大總統(tǒng)寶座后，

一面忙著登基稱帝事宜，一面效法清代帝王登基時必先燒制御瓷以示慶賀的慣例，命郭葆昌到景德鎮(zhèn)為其燒制洪憲彩瓷。

洪憲 桃色地粉彩描金開光花鳥圖圓蓋盒 

1915年夏，郭葆昌帶著原清宮所藏的精細顏料到景德鎮(zhèn)后，征集各窯高手，不計成本地燒制了一批高級瓷器。

其技法是仿琺瑯彩瓷，底款為紅釉篆書“居仁堂制”印章款，

此即民國瓷器史上品質最高的仿古瓷——洪憲瓷。

民國（洪憲） 郭葆昌款粉彩山水圖賞瓶

據(jù)說其中給袁世凱燒造用“居仁堂制”款的，只有三套餐具和少量文具。

所有燒出的洪憲瓷數(shù)目尚無定論，至多也不過4萬件。

100萬兩白銀的燒造經(jīng)費分攤到每件瓷器上的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

據(jù)清史檔案記載，乾隆時期，景德鎮(zhèn)御窯每年要上交瓷器4到5萬件，而朝廷一年撥付的費用才3萬兩白銀。

洪憲瓷卻花費了100萬兩白銀，如此不計成本地追求精細，可勉強稱作民國的官窯瓷器。

洪憲 居仁堂五彩“通會群招”玉壺春瓶

真品洪憲瓷，以粉彩和琺瑯彩為主，胎白釉凈、無橘皮紋、色彩明艷豐滿，

畫工精細傳神，其特征更接近于晚清的官窯特征，

其中琺瑯彩是以前清宮造辦處引進的西洋琺瑯料，

在白瓷上作畫后入爐燒制而成，后又加入了適量色素，

因此不同于其他瓷器，這是淇憲瓷較醒目的一個特征。

“居仁堂制”款過枝杏花盤 該盤的喜慶風格，釉面都與清官窯一致、

洪憲瓷是以雍正、乾隆朝最上乘的瓷器為藍本制作，

屬于清廷舊制與風格的仿品從瓷器用料、工藝等制作特點來看，

洪憲瓷不能構成一個獨立的瓷類，與晚清風格、民國風格共存，

沒有自己的獨立特征。

它非正統(tǒng)的皇權官窯瓷，更不具備官方美學的特征，

這是洪憲瓷與清三代官窯御瓷的根本區(qū)別。

居仁堂胭脂紅地開光花鳥瓶

中華民國被喻為中國陶瓷史上最為晦暗的時期，陶瓷產業(yè)一直在低谷中掙扎示存。

民國雖僅存36年，但卻有過8位總統(tǒng)，這幾十年的帝王般統(tǒng)治并未產生任何值得深究的統(tǒng)治美學特征。

即使是洪憲瓷也只是曇花一現(xiàn)，走的是模仿清末御窯瓷的路線，

雖投入巨大，產質量都無法與清三代相比，也不能自成一體，創(chuàng)出自己的美學風格。

著名古陶瓷學者陳德富在其著作《中國古陶瓷鑒定基礎》一書中提到：“幾千年中國古代陶瓷史，以似是而非的洪憲瓷鬧劇結束。”

不論朝代如何更迭，為帝王者都有著同樣的恐懼與疑心，

他們誓要將自己的權力植于任何能見之物上，

大至皇室宮殿、小至玉器配飾，

以這種方式宣誓主權，威嚇眾人，使之望而生畏、不敢造次，

由此產生的統(tǒng)治美學也發(fā)揮到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