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才楨

因帝王雅好，書圣王羲之的蘭亭書法得以受全天下人追捧。唐代有唐太宗“蕭翼賺蘭亭”，宋代的多位皇帝把臨摹、收藏和翻刻蘭亭當成了其帝王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清帝乾隆對《蘭亭序》的書法達到幾近癡迷，從小系統(tǒng)學習書法，六十年來從未間斷。且從內府藏帖中，盡搜歷代名家的蘭亭墨跡共成八卷，合為《蘭亭八柱冊》。為“以永其傳”，于圓明園建八角亭，并易以石柱八柱，每柱刻帖一冊，此即著名“蘭亭八柱”。

時光流轉，其后，蘭亭八柱被運至中山公園，直到1971年，始用八根石柱，在唐花塢西側新建成重檐八角亭，額曰“景自天成”。八根石柱之蘭亭帖，雖多有風化，但半數帖尚好，仍可辨讀。

“蘭亭八柱”版本的豐富性自不待言?！短m亭序》和《蘭亭詩》在題材上的不同，臨、摹、仿、刻等傳達方式的多樣，以及書法家和鑒賞家身份的多重，使之必然成為書法史、文化史、政治史立體網絡中的重要話題，也是探討書法史知識生成模式的重要樣本。雖然其基本上反映的是清帝的鑒賞趣味，但如果拋開單純的趣味高下的價值判斷，而深入到藝術史生成的客觀層面，將對我們理解書法史乃至藝術史的多樣性不無裨益。

《蘭亭八柱帖》第一冊（局部）

《蘭亭八柱帖》第二冊（局部）

《蘭亭八柱帖》第三冊（局部）

《蘭亭八柱帖》第四冊（局部）

《蘭亭八柱帖》第五冊（局部）

《蘭亭八柱帖》第六冊（局部）

《蘭亭八柱帖》第七冊（局部）

《蘭亭八柱帖》第八冊（局部）

選擇與集結

乾隆四十四年（1779），在圓明園“曲水流觴”景區(qū)，仿造紹興蘭亭的一座重檐八角攢尖的亭子修建而成，亭中有碑，上刻有《蘭亭修禊圖》和乾隆的題詩，并將歷代書法家摹寫的王羲之《蘭亭序》及柳公權的《蘭亭詩》等八種本子摹勒于石柱上，“蘭亭八柱”由此得名。這是一組亭、碑、柱的石刻組合書法文物。 這八柱分別是：唐虞世南臨《蘭亭序》、唐褚遂良摹《蘭亭序》、唐馮承素摹《蘭亭序》、唐柳公權書《蘭亭詩》、清內府鉤填戲鴻堂刻柳公權書《蘭亭詩》、清于敏中補戲鴻堂刻柳公權《蘭亭詩》闕筆、明董其昌仿柳公權書《蘭亭詩》、清乾隆臨董其昌《仿柳公權書蘭亭詩》。

乾隆內府是不是只收藏有這八種“蘭亭”？如果不是，那么乾隆是在怎樣的情形和緣由下選擇這八種“蘭亭”的呢？面對如此眾多的“蘭亭”版本，乾隆對于入選“蘭亭八柱”的作品，有著自己的選擇：

第一，選擇了虞世南和褚遂良等人的臨摹墨跡本，刻本的蘭亭《趙孟頫蘭亭十三跋》《玉枕蘭亭》等未能入選。第二，選擇的是《柳公權書蘭亭詩》，《陸柬之書蘭亭詩》未能入選。第三，唐宋以來眾多名家均未能入選，如米芾、趙孟頫、俞和、唐寅、文徵明、王寵等。第四，在董其昌多件蘭亭書法中，選擇了《董其昌仿柳公權書蘭亭詩》。第五，對于刻本戲鴻堂刻柳公權書《蘭亭詩》，采用了清內府鉤填本和清于敏中補書闕筆本，使之成了墨跡本。第六，蘭亭八柱中，壓軸的是乾隆御臨的董其昌《仿柳公權書蘭亭詩》。

乾隆在“蘭亭八柱”刻石之前，先進行雙鉤摹拓，是為《蘭亭八柱帖》雙鉤本，并《題蘭亭八柱冊有序》；乾隆四十七年（1782），《再題蘭亭八柱冊疊舊作韻》，乾隆五十年（1785）《題蘭亭八柱再疊舊作韻》，均對于“蘭亭八柱”的集結經過和意義進行了闡述，三次所述的集結順序并不完全相同，以乾隆四十七年（1782）《再題蘭亭八柱冊疊舊作韻》為例：向因董其昌戲鴻堂刻有《柳公權書蘭亭詩》，字句多闕因命于敏中補成全字本，初閱《戲鴻堂帖》時，意謂柳跡久無存矣，嗣于《石渠寶笈》中得柳書蘭亭詩墨跡，復得董其昌原本，及余所臨董卷，鉤摹勒石，然究非永和九年原序，則復檢內府所藏虞世南、褚遂良、馮承素摹本，因并為鉤刻，合成八冊，名曰蘭亭八柱云。

這里所述的“蘭亭八柱”集結順序是以董其昌戲鴻堂所刻的《柳公權書蘭亭詩》為中心，再是于敏中補戲鴻堂刻柳公權《蘭亭詩》闕筆、唐柳公權書《蘭亭詩》、明董其昌仿柳公權書《蘭亭詩》、清乾隆臨董其昌《仿柳公權書蘭亭詩》、唐虞世南臨《蘭亭序》、唐褚遂良摹《蘭亭序》、唐馮承素摹《蘭亭序》。排定的過程與最終的順序，以及選擇的標準，都深刻地反映了乾隆的內在邏輯，而最終，“蘭亭八柱”指向的是更為宏大的觀念，正如他最早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題蘭亭八柱冊有序》中所言：蘭亭八柱，若承天之八山，峻峙極和，布而為埏，譬畫卦之八體，流形竒偶，比而依次，分詠已舉，其要匯吟，更括其全?！俺刑熘松健薄捌┊嬝灾梭w”，旨向宏大而單一，但“八柱”的構成是豐富復雜的。從題材和內容上而言，有《蘭亭序》和《蘭亭詩》兩種；從所涉書法家來講，有以虞、褚、柳等唐代書法家群體和董其昌、于敏中等明清書法家群體；從技術手段而言，有臨、摹、書、填、刻、補等多種；從材質而言，通過臨、摹、書等手段形成的墨跡本，最終都成為“蘭亭八柱”中的石刻。其中，以“董其昌戲鴻堂所刻柳公權書蘭亭詩”為“權輿”，即支點的選擇，透露了董其昌、柳公權身份的重要性，他們和《蘭亭詩》一樣，都具有深刻的符號學意義和象征意義，成為解讀“蘭亭八柱”的暗碼。

心正筆正

乾隆集結“蘭亭八柱”的關鍵詞是“蘭亭”“董其昌”和“柳公權”。這樣，他在內府收藏的眾多“蘭亭”中剔除了其他諸多版本。除了剔除前面論及的定武本等摹拓本，還剔除了很多名家的蘭亭。

“蘭亭八柱”中，有五帖以柳公權為“權輿”，都與柳公權所書的“蘭亭詩”有關。對于柳公權書法真?zhèn)蔚呐袛?，乾隆依憑的主要是董其昌。乾隆更為看重的，正如他此卷前所題的“筆諫遺型”?！肮P諫”一詞，在《命大學士于敏中補書柳公權蘭亭詩帖》，乾隆四十七年（1782）《再題蘭亭八柱冊迭舊作韻》，以及乾隆五十年（1785）《題蘭亭八柱再疊舊作韻》中反復出現(xiàn)。關于柳公權“筆諫”，見于《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五：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為辭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李聽鎮(zhèn)夏州，辟為掌書記，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于佛寺，見卿筆跡，思之久。即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柳公權對唐穆宗以書法用筆進諫的筆諫核心是：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其中的道德規(guī)諫意義為核心，以筆為媒介是為手段。此后，柳公權與“心正筆正”的史實也載于各類書法史籍。宋蘇軾說，“心正筆正”并非單純的“諷諫”而是符合書法與人品之間關系的：柳少師……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tài)，不知人情隨想……

南宋姜夔進一步談到書法中具體的“筆正”的運筆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坼，此皆后人之論……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竒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后，皆名言也。

康熙在《圣祖仁皇帝庭訓格言》，顯示了他對于“心正則筆正”“心正氣和”“掌虛指實”深有體會：訓曰：書法為六藝之一，而游藝為圣學之成功，以其為心體所寓也……大慨書法心正則筆正，書大字如小字，此正古人所謂，心正氣和，掌虛指實，得之于心而應之于手也。

乾隆也不斷地提及柳公權及其名言，見于他1750年之后的詩文集中。乾隆時的寵臣有張照，乾隆常命之圖，其常用印中，即有“臣張照”“心正筆正”二印。張照是乾隆時學習董其昌書風的名家，“董其昌臨公權卷”，就是初藏張照家，而張照也是《石渠寶笈》的編撰者?！读珯鄷m亭詩》就是乾隆在《石渠寶笈》中發(fā)現(xiàn)的。清帝不唯對柳公權“心正筆正”的道德規(guī)諫意義情有獨鐘。同樣，清帝在談及虞世南和褚遂良的時候，也多稱贊其道德高度及書法?？滴踉凇栋嫌菔滥夏E后》就提及“五絕”：虞世南仕貞觀朝，為太宗所賞，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同此，褚遂良的德行也被強調，康熙談及《褚遂良請復高昌疏》時，就談到褚遂良的忠義。乾隆也多次提及褚遂良的德行，如1778年《題褚遂良石渠硯》：下巖端石尚貽唐，況是曾賓褚遂良。摹古可臨蘭亭帖，憂讒或草愛州章。淑躬克踐潤為德，持己無慚式以方。獨笑咸亨竟昏懦，那思執(zhí)手付文皇。

如此看來，乾隆以《柳公權蘭亭詩》為“權輿”正是在于其“心正筆正”的“筆諫”背后的忠義德操，而虞世南、褚遂良所臨蘭亭能夠入選“蘭亭八柱”，他們道德方面的高度也是重要指標。在這種尺度下，陸柬之、陸繼善、趙孟頫等人未能入選。

乾隆在內府收藏的眾多“蘭亭”版本中，將八件作品選入“蘭亭八柱”，其鑒定標尺，來源于隔代的鑒定顧問董其昌，董其昌同時也是康熙以來清初諸帝的書法偶像，同時也是他們承接漢文化最為重要的紐帶。他們對于書法家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權的選擇，也是基于他們諫臣、忠臣以及這名書法家的身份，這也是基于社稷江山的道統(tǒng)原則?？滴鹾颓〉哪涎玻词潜磉_對江南士人和文風的親近，不無夸飾文治武功的成分。在紹興蘭亭的巨碑和題詩使“蘭亭”具有“紀念碑性”，而圓明園的“蘭亭八柱”，亭、碑、柱的組合，以及墨跡本的“蘭亭”轉化為石刻的“蘭亭”，進一步拓展了“紀念碑性”的深刻含義。乾隆選擇、集結、刻石的過程，也是他構建書法史的過程，創(chuàng)造了屬于他個人風格的建構模式。

（本文摘自《“蘭亭八柱”：一種書法史知識的建構模式》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