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歷史學家現(xiàn)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像是一種具有道德義務的職業(yè)，就像冷靜的調查一樣。因此，這個講座的標題（《自由主義、民粹主義與世界命運》）不免有些矯情。

你們中的許多人可能會認為，對于一個歷史學教授來說，他更應該滿足于離散現(xiàn)象的原因和后果。對此，我只能說，這就是考驗我們職業(yè)的其中一條，即學術的完整性規(guī)范——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事實，什么是神話；什么是歷史，什么是宣傳。

人們有時還會向我們提出一些超越學術生活常規(guī)的要求?？邕^他們，讓那些無理性的狗用它們的謊言吠叫吧；讓特朗普教授給我們講講羅伯特?E.李的職業(yè)生涯吧；讓弗拉基米爾?普京將任何提及卡廷森林的言論定罪吧；讓勒龐把大屠殺降級為歷史的腳注吧；讓現(xiàn)任波黑塞族共和國總統(tǒng)候選人米洛拉德?多迪克宣稱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幾乎沒發(fā)生過吧；讓奈杰爾?法拉奇在愛爾蘭觀眾面前宣稱，英國脫歐相當于復活節(jié)起義吧。昨天，英國脫歐派人士丹尼爾?漢南發(fā)表了一篇關于黑斯廷斯戰(zhàn)役結果的荒謬片面描述；他說，在這場戰(zhàn)役中，原本自由平等的撒克遜英格蘭在諾曼人的封建統(tǒng)治下被消滅了。不管你喜不喜歡，從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歷史已經成為權力轉動的支點。

也許它一直都是這樣。問題是，我們該怎么做？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請出萊斯利?斯蒂芬，作為目擊者，作為見證者。

1863年（即葛底斯堡戰(zhàn)役和維克斯堡戰(zhàn)役的那一年），在這次重要的美國之行前，萊斯利?斯蒂芬——三一堂的教員和牧師——已經到了不知道自己該怎么生活的地步。他只能確定自己不想做什么。萊斯利在三一學院教了近十年的數(shù)學，他更出名的身份是長跑和馬拉松運動員，是“肌肉型基督教徒”的化身。但在1859年，他讀了《物種起源》，開始對諾亞的洪水產生懷疑。在1861年，斯蒂芬告訴學院院長，他不能再憑良心參加禮拜，在這個時候，他被要求辭去導師職務，以免他的懷疑主義腐蝕了易受到影響的年輕人。

他要做什么？他要去哪里？他的父親詹姆斯?斯蒂芬曾希望兒子能過上平凡的牧師生活。但現(xiàn)在這已經不可能了。萊斯利在1862年辭去了他的職位，完成了與三一學院的告別。當時還有法律可選，但他的弟弟菲茨杰姆已經是家族中不可或缺的大律師。

然而，所有這些個人問題最后都被擱置在了一邊，萊斯利轉而關注的是一項道德事業(yè)，這項事業(yè)在大洋兩岸都已成為頭等大事。

作為斯蒂芬家族的一員，萊斯利幾乎無法回避奴隸制。斯蒂芬家族和麥考萊家族一樣，都是克拉彭教區(qū)的福音派教徒，自18世紀末以來，他們的使命就是與威爾伯福斯、格蘭維爾?夏普和克拉克森兄弟并肩作戰(zhàn)，向令人憎惡的奴隸制宣戰(zhàn)。在殖民地辦公室，詹姆斯?斯蒂芬負責起草廢除奴隸制草案的66個部分，這位副部長以比往常更大的熱情，在1834年的一個星期六到星期一之間，光榮地完成了這項工作。

因此，當奴隸制的擴張或遏制成為威脅美利堅共和國毀滅的關鍵問題時，萊斯利?斯蒂芬必定會全神貫注于此。1861年，隨著敵對行動開始，英國宣布中立，這件事對斯蒂芬來說就變得更加緊迫，因為劍橋的大部分人，就像維多利亞中期英國的大多數(shù)統(tǒng)治階級和地主階級一樣，是南部聯(lián)邦毫不含糊的堅定支持者。在斯蒂芬的傳記中，偉大的劍橋大學中世紀史學家F.W.梅特蘭（弗雷德里克?威廉?梅特蘭）報告說，他在三一學院的學生們通過吹噓自己對南方的同情心來煽動他。北方的激進分子則是例外，特別是約翰?布萊特，以及蘭開夏郡的棉花工人，他們是供應鏈短缺的最直接經濟受害者。盡管表面上中立，帕默斯頓的政府和約翰?拉塞爾勛爵卻對南方持同情態(tài)度，最讓斯蒂芬感到震驚的是，道德彈性系數(shù)很高的威廉?厄瓦特?格拉德斯通也是如此，而他的家族財富是在奴隸盛行的加勒比地區(qū)賺來的。

最讓斯蒂芬感到生氣的是，那些南部聯(lián)邦的英國朋友們（如今是向星條旗搖擺的墻頭草）堅持認為，比起戰(zhàn)爭的主要原因，奴隸制和種族不過是附帶話題。他們曾聲稱（現(xiàn)在也是如此），這場戰(zhàn)爭的真正意義在于各州的權利，這是一場為自由而戰(zhàn)的斗爭，堪比當初創(chuàng)建了美國的那場革命（盡管《聯(lián)邦憲法》第四條第三款明確承認奴隸制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斯蒂芬從英國人的抗議中嗅到了極度偽善的味道：富人和有權有勢的人，包括地主和制造業(yè)階級，都在用自由主義的辭令欺騙自己。他肯定注意到了，林肯在1860年的總統(tǒng)就職演說中，他特意向奴隸主保證，聯(lián)邦政府并不是致力于廢除奴隸制，只是阻止奴隸制州在新領土上的擴張，而在他隨后的聲明中，林肯又表明自己是一個廢奴主義者的狂熱分子。即使當斯蒂芬得知1862年起草的《解放宣言》時，他也認為這更多的是出于摧毀南方經濟的戰(zhàn)略意圖，而不是出于善意的道德主義。最后一篇論文發(fā)表于1863年1月，當時他對美國歷史和文學還不甚了解（他后來成為這兩者的偉大擁護者，甚至寫了第一篇關于“美國幽默”的論文），斯蒂芬起航出發(fā)（時值1863年夏天，維克斯堡戰(zhàn)役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開始了我們現(xiàn)在稱之為事實調查的任務。

這有種近乎滑稽的認真，就像托爾斯泰筆下的皮埃爾?貝祖霍夫在博羅季諾戰(zhàn)役前夕頭頂白色大禮帽出現(xiàn)，他的朋友安德烈王子在他耳邊說了一句話，大意是戰(zhàn)爭就是相互謀殺，然后和你一起離開。托爾斯泰會完全理解萊斯利?斯蒂芬的美國之行。可以預料的是，他在波士頓和馬薩諸塞州的劍橋市開始了自由主義的大好時光，在那里，他遇到了詩人詹姆斯?拉塞爾?洛威爾、查爾斯?艾略特?諾頓（他將在哈佛大學定義人文科學研究）、亨利?沃茲沃思?朗費羅，以及激進的廢奴老戰(zhàn)士文德爾?菲利普斯和威廉?勞埃德?加里森。

斯蒂芬給他的母親寫了回信，一旦她消化了信的內容，這些信就會被送到亨利?福塞特那里，讓人大聲讀給這位盲人政治經濟學教授聽。其中一封描述了一個團的黑人聯(lián)邦士兵，這只能是著名的馬薩諸塞州第54步兵團，由上尉羅伯特?古爾德?肖指揮，在波士頓街道上眾人的歡呼聲中離開。斯蒂芬還講述了一個軍官的故事，鑒于杰斐遜?戴維斯發(fā)誓要絞死任何帶領黑人部隊的白人軍官，他問他的母親，她對他的行為是否滿意。斯蒂芬記錄道，她的回答是，她會為她的兒子感到驕傲，如果她的兒子在戰(zhàn)斗中中槍，她會更為他感到驕傲。我想，這也是一種母愛。

他的旅途越來越遠，他曾在火車和蒸汽船上過夜，有一晚還和葛底斯堡戰(zhàn)役的勝利者米德將軍的部隊一起宿營。他也越來越覺得荒謬，因為許多人都知道，這場戰(zhàn)爭并不完全是基于奴隸制的巨大罪惡。《泰晤士報》在編輯約翰?薩迪厄斯?德蘭的領導下，發(fā)表了明星戰(zhàn)地記者威廉?霍華德?拉塞爾的一系列報道，這些報道不僅離譜地支持南部聯(lián)邦，而且蔑視北方聯(lián)盟戰(zhàn)勝南方的任何實際可能性。甚至在謝爾曼將軍開始向佐治亞州進軍時，拉塞爾還將其與拿破侖在俄羅斯的狂妄行為相提并論。這是經過篡改的新聞（如果并非完全的假新聞），旨在加強《泰晤士報》讀者的反洋基（北方人）的偏見，并毫不掩飾地對美國新興民主試驗的失敗幸災樂禍。

回到英國后，斯蒂芬決心糾正這段歷史，這也是他作為一個激進自由主義者的使命所在。1865年，他出版了一本30頁的、之后引起論戰(zhàn)的小冊子，題為《南北戰(zhàn)爭中的<泰晤士報>》，毫不留情地記錄了《泰晤士報》對真相的肆意歪曲，對奴隸制和自由這一重大問題的無原則的逃避。毫無疑問，無論南部邦聯(lián)的辯護者如何口燦蓮花，這都是造成50多萬人死亡的原因。至于那些聲稱分裂應該被理解為自由斗爭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道德上的恥辱。此外，斯蒂芬明白，在英國，站在南方的立場與國內對民主制的恐懼不可分割地聯(lián)系在一起。

在講這個長故事的時候，我或許考驗了不少人的耐心，但是，我這樣做不僅僅是因為它包含了從教師生涯跨入政治生涯的轉變，還因為在我看來，它象征著當代自由民主的許多挑戰(zhàn)，其中必然牽涉到歷史學的完整性，這需要歷史學家來捍衛(wèi)它。

19 世紀末的美國政治運動，最初自稱為人民黨，并在短時間內被稱為民粹主義。在文化上，民粹主義包含了你現(xiàn)在認識到的、困擾我們的 特征：對大都市生活的不信任，對大規(guī)模移民的憎恨（盡管它的許多追隨者都來自移民家庭；哪個美國人不是這樣呢？）。其最具魅力的領導人威廉?詹寧斯?布萊恩對田納西州的一位教師提出了著名的起訴，這位教師膽敢向學生們傳授進化論（目前約有一半的美國人相信進化論不過是一種未經證實的理論）。湯姆 ? 沃森也是狂熱的民粹主義領袖，他通過在農村貧困的黑人和白人之間建立聯(lián)盟，開始了他的競選活動。但在 20 世紀的頭幾十年里，他的政治言論變成了惡毒的反猶太主義和反黑人主義。

在 1915 年和 1916 年，人們見證了三 K 黨的重組。D. W. 格里菲斯對三 K 黨的頌歌——《一個國家的誕生》的放映，其中對瞪著大眼、自高自大的黑人重建主義者著重進行了諷刺；在佐治亞州對利奧?弗蘭克處以的私刑，  這位猶太工廠經理因謀殺一名天主教女工而被定罪，最后被一群響應沃森煽動的人所殺害；麥迪遜?格蘭特的《偉大種族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出版，這是一部尖銳的反移民論著，認為大規(guī)模移民（尤其是猶太人）給美國帶來了犯罪、疾病、政治暴力和宗教污染，并開始了美國“文明” 不可逆轉的衰落。其推論是，“真正的、文明的美國”正處于被外來者入侵的危險之中，這個邪惡又墮落的組合，包括大城市的金融家、滿身酒氣和虱子的非英語移民，以及那些永恒的世界主義者——猶太人。

當我第一次了解這些民粹主義者時，是在 20 世紀 60 年 代的劍橋大學，由我的美國猶太歷史導師喬納森?斯坦伯格教授所講授。他們似乎是不合時宜 的遺物、一個過時的遺跡， 與 20 世紀 30 年代在歐洲大行其道的威權主義仇外者一樣。不僅僅是納粹紅衫軍，還有意大利法西斯的黑衫軍和其他歐洲軍團，他們迅速將民主自由主義推到一邊，擁抱民族純潔性、暴力民兵和聲稱代表人民意愿的魅力獨裁者，當然還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者，約涅斯庫的羅馬尼亞鐵衛(wèi)隊或恩格爾伯特?多爾法斯的奧地利祖國陣線（該陣線取締了除自己以外的所有政黨）。

第三帝國的失敗顯然將這些 “毒素”從歐洲的血液中沖走了，然而在美國，這些“毒素”以一種奇怪而自相矛盾的方式繼續(xù)一代又一代地變異。充滿創(chuàng)新性的美國生活，不僅沒能消除狂熱的神話與惡魔論，反而在每 一波新技術浪潮到來時，毒素再次迭代，以作為回應。如果你是亨利?福特，你可能同時是一個偉大的創(chuàng)新者和一個更偉大的反猶太主義者，他是阿道夫?希特勒公開承認的靈感來源。這也許并不像看起來那樣自相矛盾。福特畢竟癡迷于統(tǒng)一性，無論是汽車還是那些在他的生產線上制造汽車的人。新媒體也可以成為你種族仇外情緒的導火索和武器。希特勒有萊尼?里芬斯塔爾領導的龐大隊伍為他精心編排電影；反猶太主義的考夫林神父是一個狂躁的無線電技術人員……。他們的野心最終被挫敗了，但他們比你們想象中的更接近成功——1938 年，即水晶之夜和舒爾茨之年，《每日郵報》的頭版打出了“為黑衫軍歡呼”的口號。

而這一切，并沒有隨著戰(zhàn)爭的結束而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