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zhuǎn)眼間1970年也過去一大半，我們下到西昌快滿兩年了。時光像流水般飛速逝去，隨著年齡的一天天增長，一種焦灼、無助感也越來越強烈。不過生活總得繼續(xù)下去，好在我們這個集體大家相互關(guān)系還比較融洽，我們是集體開伙，大家輪流作飯。下工后，有的喂豬，有的挑水，有的去自留地忙活，去自留地干活最多的是田彬，他有空便到咱們的自留地里去捯飭，挑糞、施肥、除草、松土，他是真正地熱愛農(nóng)活兒。晚上，勞累了一天后總算可以歇息了，遇上好天氣，西昌那皎潔的月光把四周幻化成了一個銀色世界，門前院壩，大伙兒坐在自己編的草凳上，一邊挽草把（就是將稻草、麥桿挽成一小團，壓實后作為做飯的燃料），一邊聊天。只要不去想家中父母和自己的未來，這樣的日子仿佛也能湊合。尤其是想到其他同學的家庭狀況遠比自己優(yōu)越，比如田彬，父親是“三八式”老革命，解放初期曾任過四川廣元縣委書記，那時是外交部的司級干部，可他和他妹還是同我們一道在這西昌鄉(xiāng)下當農(nóng)民。一想到這些，心中好像也就不那么難受，看來命運并不是單單對自己不公。

可是，這貌似歲月靜好的日子并沒有持續(xù)多久，年底，關(guān)于在知青中招工的消息便不脛而走，猶如往死水潭里扔下一塊大石頭，整個知青圈子開始躁動起來。其實，早在一年多前，一些有背景的同學就通過入伍當兵離開了農(nóng)村，不過那畢竟是個別現(xiàn)像，在知青中沒有引起多大波瀾。這次不同了，是大范圍招工。招工分內(nèi)招和普招。內(nèi)招是招工單位招內(nèi)部職工子女（當然其中免不了有一些是關(guān)系戶的子女），這是帶著名單來的。一般單位招工時既有內(nèi)招，也會有普招指標，這是上面要求的。普招就要比條件了，首先是報名或者公社推薦，填寫招工表，然后招工隊去縣知青辦提取個人檔案政審，過了政審還需要所在生產(chǎn)隊同意并寫出推薦意見。這些都是明面上的，實際上由于招工對知青來說是僧多粥少，自然便會產(chǎn)生競爭，大家都在比拼，就是“拼爹”、拼關(guān)系、拼誰下的功夫深，而在整個招工過程中，招工隊和生產(chǎn)隊干部掌控著知青的命運，有很大的權(quán)力。在條件差不多的情況下，招誰不招誰、放誰不放誰，全憑他們說了算。于是便產(chǎn)生了金錢交易、甚至身體交易的現(xiàn)象。知青圈子中，昔日團結(jié)友愛的氛圍很快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各自為戰(zhàn)，相互防范和猜疑。

1971年的春節(jié)過后，我們隊的一名女知青首先被內(nèi)招，去了正在長壽修建法國援建的四川維尼龍廠的四川省建三公司。這以后，陸續(xù)還有成都汽車運輸公司、絲綢廠、三江布鞋廠、成都鋼鐵廠、成都化工廠、西昌通用機械廠、西昌農(nóng)機廠等單位來禮州招工。這些招工單位我一個也沒去見過，都是聽同學說的。因為這幾年的經(jīng)歷告訴我，凡是對個人有好處的事，比如入伍、上大學、招工等，那都得政審，一政審，家庭出身這一項我便過不了關(guān)，那是我與生俱來的原罪。因此去找招工隊爭取是自取其辱，一點用也沒有。 

到四月底，隊里知青陸陸續(xù)續(xù)招工走了8個。他們分別被成都鋼鐵廠、成都化工廠、軍工企業(yè)11廠、絲綢廠等企業(yè)招走。隊上十個知青只剩下我和柳梅兩個人。接下來的日子，在我的記憶中，大部分時間隊上只有我一個知青，柳梅許多時候都不在隊上，很可能是回成都去了。昔日熱鬧的知青大院變得冷冷清清。這段時間是我下鄉(xiāng)以來最苦悶的日子，那種被遺棄的感覺從未如此強烈。

隊上利用知青調(diào)走后空出的房間作為臨時倉庫堆滿了糧食，安排了一些小孩晚上睡在糧堆上看守值班。因為我們的房間上面都是空的，大家在各自房間說話都能聽得清楚，村里的小孩平時跟我都很熟，一到晚上便纏著讓我講故事。一天晚上，小孩們又叫我講故事，我決定惡作劇一下，我說："你們想不想聽鬼故事？"他們都說想聽。于是我開始講了，故意將語速放得很慢，語調(diào)凝重，講著講著，突然不作聲了，過了好一陣，氣氛烘托得差不多了，才從嗓子眼里發(fā)出冷笑，由小到大、由遠及近，最后變成狂笑，那笑聲在夜空中格外瘆人。狂笑中我突然在內(nèi)心深處生出一絲恐懼，自己這是不是神經(jīng)出問題，要瘋了？這持續(xù)的狂笑竟然止不住，又過了一陣，我終于停住了笑聲，這時隔壁一片寂靜。第二天晚上，這些小孩換成了幾個大一點的孩子。

那以后，我盡量避免長期一個人獨處，工也懶得出，飯也沒心思做，經(jīng)常不是街上瞎逛就是跑到西昌城里去。在禮州街上我大多是到黎明生那里，他在禮州衛(wèi)生院，他愛人趙叔北是西師數(shù)學系畢業(yè)，同田野雖是校友但分屬對立的兩派，因此互不往來。那時趙叔北分在西昌城里教書，周日才能團聚一次。黎明生和王恩平是校友，兩家關(guān)系很好，因此黎明生對我也像對親兄弟一樣，要我每天都上他那里吃飯。黎明生是上海人，他幾乎每周都要給上海的父母寫信，因為以前在家?guī)湍赣H糊過信封，我叫他找來一些白紙，自己制作信封。信封作好以后，我在每個信封的左下角畫上比郵票稍大一點的各種圖畫，主要是風景，著上水彩，這樣的信封比賣的漂亮多了。后來黎明生告訴我，這些信封在他上海親屬中引來眾多人贊嘆，要他請我多畫一些，探親時帶回上海。

在西昌城里，我便到田野家或是王恩平家。田野是西師“反到底”刊物《春雷》主編。南充人，他高高的個子，說話輕言細語，待人接物顯示出良好的教養(yǎng)。那時他已分配到西昌地區(qū)史志辦工作，他愛人是川音畢業(yè)的，也在城里教書。有時候，田野叫我天晚了就在他家里睡，在他客廳兼書房搭地鋪，書柜里的書任我看個夠。王恩平和楊珣對我就更不用說了，那時王恩平已分配到西昌縣人民醫(yī)院上班，楊珣在縣交通局工作。我在他們家就像在自己家一樣。

后來，田野到成都出差，我請他到我家吃飯，他一米八幾的大高個，戴著一副眼鏡，對我媽非常有禮貌，飯桌上一口一句“媽媽”，叫得我媽樂得合不上嘴?？上О耸甏?，田野便因肝癌去世。

楊珣在八十年代從西昌調(diào)回成都，王恩平也調(diào)回成都六人民醫(yī)院。從那時起，我每年都會去給他們拜年。近年，他倆都已退休且身體都不大好，我和愛人時不時會去看望他們。黎明生兩口子退休后才回到成都，他們住在華陽，見一面就比較困難了。聽王恩平說前兩年已離開成都，前往鎮(zhèn)江與女兒相伴。

幾十年過去了，我永遠也忘不了這幾位大哥、大姐，是他們對我的愛護、關(guān)心和教晦使我度過了我人生中的至暗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