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毛主席接受斯諾采訪的時候，也順便采訪了一下斯諾，問他如果美國發(fā)生革命，你會不會參加？結果，斯諾卻回答了12個“如果”。

斯諾說：

如果美國也像中國那樣貧窮落后；如果人民也受到這樣的壓迫和剝削，遭受那樣殘酷的殺害；如果美國兒童也被當作奴隸一樣地買賣；如果美國一直是個專制國家，現(xiàn)在又由軍閥統(tǒng)治而不受人民權力的制約；如果美國人沒有參加政權，既不能參加選舉，又不能行使彈劾的權利；如果工人沒有結社或者進行集體交涉的自由；如果美國的統(tǒng)治者假公濟私，利用國家銀行為私人經(jīng)營的企業(yè)提供資金，而又不公開賬目；如果美國最有權勢的家族是最富有的投機商；如果外國人霸占我們的港口，并控制了我國大部分的經(jīng)濟；如果我們不放一槍就丟掉了整個美國的北部；如果沒有合法的途徑可循，來組織政治上的反對派；如果除了進行武裝反抗之外，沒有辦法可以改變或改善國策，也無法改變或改善生活條件本身，那么，我的確會投身革命。

毛澤東和斯諾

從斯諾的這些如果中，我們可以聽出美國人那種“自我感覺良好”，但是，斯諾的話也的確代表了絕大多數(shù)美國人，特別是美國年輕人的思想狀態(tài)，和中國的青年人不在一個頻道上。因此，當毛主席聽了斯諾這12個“如果”，搖搖頭，笑著說：“美國將是最后實行共產(chǎn)主義的國家”。

其實，毛主席之所以拷問斯諾，是因為，誰會參加革命者的問題，其實是毛主席一直思考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他的老對手，蔣介石卻忽略了。他忽略的，其實是個致命的問題。

看不看得見貧民，是蔣介石和毛主席的一大區(qū)別。

不同的國情，必然選擇不同的路徑。只有立足本國的國情，才能選擇最正確的路徑。這個時候，從蔣介石和毛主席對中國國情的把握，就看出差距了。

要說一開始北伐的時候，國共兩黨合作，是得到了民眾的支持才取得勝利的。但是，蔣介石似乎并沒有對此太在意，他把北伐的勝利歸結于自己的武力和縱橫捭闔的陰謀家手段，而且，自此就沉溺其中，認為從此無往而不勝，直到在毛主席手下一敗涂地。失敗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他不相信民眾的力量，尤其是不相信窮人們的力量。

但是，毛主席卻看的清清楚楚。他說：“世界上最愿意改變自己地位的是無產(chǎn)階級，其次是半無產(chǎn)階級，因為一則全無所有，一則有也不多?！?/p>

毛主席對中國的農(nóng)村有著超乎常人的了解，經(jīng)過他的調查，得出結論是：貧農(nóng)占鄉(xiāng)村人口的70%。

其中20％是那些“全然無業(yè)，即既無土地，又無資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據(jù)，不得不外出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的，都是'赤貧’”。

50％是“半無業(yè)，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資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終年在勞碌愁苦中過生活的'次貧’”。

但是，貧民眾多的情況并不是到毛主席調研時才有的，而是存在了幾千年。幾千年來，貧民被壓迫，揭竿而起的例子也很多了，一些有野心的人，利用這種情緒的例子也多了，但唯獨沒有一個人，真正站在貧民的立場上想問題，真正把貧民翻身做主人當作斗爭的目標，直到毛主席這一批革命家的出現(xiàn)。

蔣介石借用民眾的力量完成北伐，登上權力頂峰后，就拋棄了民眾，特別是拋棄了貧民。這是他和毛主席之間，一個最大的區(qū)別，或者叫差距。

總結經(jīng)驗時，毛主席說：“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nóng)民在幾個月內(nèi)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p>

他還作了一個對比：“論功行賞，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績作十分，則市民及軍事的功績只占三分，農(nóng)民在鄉(xiāng)村革命的功績要占七分。”

而蔣介石絕不會做這樣的總結。

毛主席得出這樣的結論：“誰贏得農(nóng)民，就能贏得中國?！?/p>

而蔣介石絕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因為，在蔣介石和國民黨眼里，貧民都是些“痞子”、“惰農(nóng)”。

知道貧民是革命的力量，和把貧民變成革命的力量，之間還差著十萬八千里。

毛主席沉得住氣，穩(wěn)扎穩(wěn)打，第一步喚醒，第二步聯(lián)合，第三步訓練，第四步土改，一支強大的革命力量漸漸成長，等到蔣介石幡然悔悟時，早已無力回天了。

讓貧民明白自己為啥窮，才能喚醒革命意識。

怎樣喚醒廣大民眾、廣大貧民呢？

關鍵是要讓他們知道，他們窮，他們苦，不是天命注定，而是有人在剝削他們。

毛主席用的方法很簡單，通過現(xiàn)場對比，調動貧民的直觀感受。比如，在湖南鄉(xiāng)下搞農(nóng)運時，有一次毛主席就帶了一些群眾，沖進一個鄉(xiāng)紳家里，讓窮人們看看鄉(xiāng)紳吃的是什么。窮人們吃糠咽菜，還有一頓沒一頓，而富人的餐桌上卻有魚有肉，吃喝不愁。

其實，平日里，窮人們不知道富人家有吃有喝嗎？當然知道了。但是，那多半都是一種想象，并不敢真的去看看富人的生活。

而真正看到富人的餐桌，還是會突破貧窮的想象。這種鮮明強烈的對比，會極大刺激貧民，迅速覺醒，然后，一傳十十傳百，革命的意識像火種播撒開來。

韓素音的《早晨的洪流》中寫道：“我們想的、吃的、喝的、用的都離不開革命！”。這就是當時窮人參與革命的真實想法。

讓窮人抬起頭，看清世界到底是什么樣子，打破了幾千年來，任人宰割的狀況。窮人們心里亮堂起來，窮人和窮人手拉手，這就是階級意識的覺醒。

這些窮人終于敢直起腰，站在他們的壓迫者面前。壓迫者越是鎮(zhèn)壓，窮人們越是明白，真是這幫孫子把我們的好生活搶走了，要過上好日子，就必須打倒這幫孫子！

把貧民聯(lián)合起來，組成革命的“航空母艦”

早在“五四”時期，毛主席就提出了“民眾聯(lián)合”的問題，他寫了一篇《民眾的大聯(lián)合》，總結說，辛亥革命的失敗，就是沒有完成民眾聯(lián)合，“與我們民眾的大多數(shù)毫無關系?！保拔逅摹边\動則是民眾聯(lián)合力量的一次完美體現(xiàn)。毛主席寫道：“陸榮廷的子彈，永世也打不倒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們起而一呼，奸人就站起身來發(fā)抖，就要舍命地飛跑！”

民眾聯(lián)合，毛主席是怎么做的呢？簡單的說，就是在小聯(lián)合的基礎上，實行革命的大聯(lián)合。

中國的民眾在聯(lián)合之前，用毛主席的話說就是“一堆散沙”。要把散沙捏成團，必需有粘合劑。毛主席的粘合劑有工會、農(nóng)會、學生會以及各種社團。

這些都是小聯(lián)合。大聯(lián)合的粘合劑就是黨的領導。實踐證明，無論是搞小聯(lián)合，還是搞大聯(lián)合，毛主席都是天才。

小聯(lián)和，舉一個毛主席剛剛出道的例子。1922年，他組織長沙泥木工人工會，那些泥匠、瓦匠、木匠，各有各的脾氣想法，看起來根本坐不到一個板凳上。

毛主席的方法是：首先發(fā)展一批黨員和積極分子，再通過他們?nèi)ヒ粚σ坏睾腿罕娊慌笥?，了解他們的疾苦，并通過黨組織給予支持解決。取得信任后，先組建10人團，一個團一個團的組建，大約用了三個月，組織起了100多個這樣的10人團，這樣，就凝聚起了1000多工人。有了這樣的工作基礎，毛主席這才著手成立長沙泥木工會，制訂了18條章法。通過這種方法，從10人團，到1000人，到工會，最終，把6000多人的“散沙”，凝聚成團。

大聯(lián)合，就是在工、農(nóng)、商、學、兵各個方面都建立這樣的小聯(lián)合，再到稍大的聯(lián)合，一級一級，一層一層，最后由共產(chǎn)黨的各級組織領導起來，形成一個全國民眾的大聯(lián)合。

蔣介石看到的，只是共產(chǎn)黨和各民主黨派之間的統(tǒng)戰(zhàn)聯(lián)合，他兵權在握，認為民主黨派也不足為患。但他沒看到的，是國家的基層，早已被對手一部分一部分地聯(lián)合過去了，這才是最致命的。

在斗爭中訓練貧民，發(fā)動群眾

“發(fā)動群眾搞階級斗爭”，是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最基本的經(jīng)驗，盡管后面有擴大化的錯誤，卻不能泯滅階級斗爭在中國革命中的巨大作用。

還是從小處，從具體的細節(jié)來看，毛主席是怎么訓練、發(fā)動群眾的。

先是戰(zhàn)士們做表率，比如，在井岡山革命的初期，過年前，紅軍戰(zhàn)士去打土豪，紅軍戰(zhàn)士本身也是窮人出身，去土豪家里也是“大姑娘上轎，頭一回”。土豪家里的真實景象，當然突破了戰(zhàn)士們的想象：土豪家里有好幾口大缸，里面用茶油泡著年貨，有臘肉、臘魚、臘雞及各種油炸果子。

而想一想自己干革命之前，住在破房子里，透風漏雨，陰暗潮濕，除了床上的一條破席子外，什么都沒有，富人卻把過年的東西都準備好了。這種刺激真是太強烈了！

戰(zhàn)土們都氣鼓鼓的，立即把士豪家里收拾了個干凈，然后扛著這些財物，去發(fā)動群眾。

但是，一開始，窮人們還不敢要富人的東西，害怕紅軍一走，被土豪們反攻倒算。于是，毛主席出主意：我們要在晚上把東西悄悄地送到窮人家里去；或者把這個地方富人的東西，帶到另一個地方，分給窮人；或者先分給一些可吃的東西，讓窮人吃掉，不留下痕跡。這樣就不怕富人倒算了。

你看，毛主席就是能站在窮人的立場想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就這樣，一點點的向窮人們之間滲透，讓老百姓漸漸嘗到打土豪的甜頭，漸漸知道紅軍是窮人的隊伍。時機成熟時，就有大批男女老幼成群結隊挑著籮筐，扛著扁擔，背著口袋，一邊走一邊招呼路旁的人：走??！跟工農(nóng)革命軍打土豪去！

蔣介石想起土改的時候，只能在海峽另一邊實施了。

打土豪，并不能從根子上解決窮人的命運問題。根子在土地。

毛主席對此認識的要比很多人都早，都深刻。他多次深入農(nóng)村去調查，寫出了《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尋烏調查》《興國調查》等一批重量級的調研報告，對土地問題研究較為透徹。他知道，要把廣大貧民聯(lián)合起來，組織起來，除了階級意識覺醒之外，一定要幫他們獲得土地，那就只有搞土改。

毛主席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時候，進入國民黨中央工作，主要是兩方面的成績，一個是宣傳工作，一個就是農(nóng)運工作。針對農(nóng)運工作，毛主席當然提出了土地改革的問題，但是，國民黨高層卻是反對土地改革的，因為土改的對象正是這些國民黨高官和將領們。

而當時的共產(chǎn)黨高層也對毛主席的農(nóng)運，持否定態(tài)度，認為時機尚不成熟，說要等到工人階級起來才行。只有毛主席知道，時機不是等來的，而是創(chuàng)造出來的。只要共產(chǎn)黨解決了土地問題，廣大貧苦農(nóng)民就會堅定地站在共產(chǎn)黨一邊，革命的最終勝利就有了堅實的基礎。

早在1925年，毛主席就算過一筆賬，他說：“我們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三萬萬九千五百萬。我們真正的敵人（指大資產(chǎn)階級）有多少？有一百萬。那可敵可友的中間派（指中等資產(chǎn)階級）有多少？有四百萬。讓這四百萬算做敵人，也不枉他們有一個五百萬人的團體，依然抵不住三萬萬九千五百萬人的一鋪唾沫。”

所以，毛主席走到哪里，就把土改進行到哪里。還親自動手擬定了我黨第一個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隨后，又完善修正，出臺了《興國土地法》，讓窮人有了自己的土地，也讓窮人知道為何而戰(zhàn)。高了說，是為了共產(chǎn)主義，現(xiàn)實看，是為了保衛(wèi)自己的土地家園。群眾是講現(xiàn)實的，不能光拿著理想、主義去號召，要有接地氣的、實實在在的利益做基礎。

而蔣介石則沒有看到，或者說沒有機會去搞土改，直到他退守小島，才有時間去做這件事，但是，也只能影響小島一隅了。

毛主席之問“你會不會參加”，還需問下去。

毛主席立志改天換地之時，就是站在廣大窮苦人的立場上，當教育走不通后，毛主席被逼走上武裝革命的道路。

誰會參加革命，誰會跟他走，從一開始，就是毛主席必須深入思考的問題。而蔣介石的屁股是坐在大資產(chǎn)階級那里的，他注定看不到，也想不到“誰會去革命”的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說，蔣介石是資產(chǎn)階級的代言人，而毛主席是無產(chǎn)階級的代言人。

蔣介石和毛主席的斗爭，也是兩個階級的斗爭。蔣介石自以為位高權重，占盡上風，卻看不到毛主席的身后，比他強大幾百倍的民眾力量。

不為最大多數(shù)人謀福利，輸?shù)艚侥鞘潜厝坏?。所以才會說“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如今的和平建設年代，革命這個詞提的很少了。其實，建設是另一種形式的革命，是看不見硝煙的戰(zhàn)爭。也需要想一想，問一問，“誰會參與，誰會跟著走”的問題。

結語

雖然不講階級斗爭了，但是社會階層分化還是存在的。雖然沒有廣大貧民了，但是貧富差距還是巨大的。要讓大多數(shù)人富起來，不亞于一場革命。這個時候，提出共同富裕，正當其時。

共同富裕，是一場新的革命，也是毛主席那一代革命家未竟的事業(yè)。共同富裕的路是無比正確的，這正是共產(chǎn)黨的初心，正是毛主席的初心，也只有如此，黨才能像當初的毛主席一樣，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為之發(fā)聲、謀劃、奮斗。

也只有如此，才能博得人民群眾的支持，讓廣大群眾積極參與進來，把這場革命進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