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朝是我國最后的一個封建王朝，它們的滅亡自有其必然理由，但是，在加速其滅亡的過程中，有件事情是功不可沒的，那就是清朝統(tǒng)治者自己重點打造的“特殊工程”—文字獄。 龔自珍那首著名的《己亥雜詩》就是當時的情景再現(xiàn)：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詩的主題是呼喚改革用人機制的，其實，它所揭示的是清王朝萬馬齊喑的惡果“萬馬齊喑”比喻在腐朽、殘酷的反動統(tǒng)治下，思想被禁錮，人才被扼殺，到處是昏沉、庸俗、愚昧，一片死寂、令人窒息的現(xiàn)實狀況。之所以會這樣，就是因為清朝的歷代皇帝都大搞“文字獄”的結(jié)果。
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古人就已意識到言論的重要，所以才會有“言者無罪，聞?wù)咦憬洹币活惖木乐?。如《詩?jīng)·周南·關(guān)雎·序》中已經(jīng)提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后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言者無罪，聞?wù)咦憬洹钡睦砟罹捅晃娜撕徒y(tǒng)治者所廣泛認同。 這句話的內(nèi)涵也很好理解，指出自己觀點和方法的人不應(yīng)該承擔什么責任，而聽的人可以從中吸取有價值的東西．這樣才能發(fā)揮出群眾的智慧。提意見的人只要是善意的，即使提的不正確，也是無罪的。 在這方面，古人做得還不錯，比如宋太祖趙匡胤在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就立下秘密誓約。誓約里的內(nèi)容共三條：一是“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于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二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三是“子孫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誓約中明確指出宋朝皇帝不得殺大臣和言官，否則必遭天譴。 不殺言官，才能兼聽，兼聽則明嘛。就如同李世民與魏征，面對老魏這個刺頭，李世民只是一忍再忍，終于忍出了虛心納諫的好名聲。
但是，也有些皇帝卻偏偏不講究，對民間聲音防之又防，甚至不惜制造令人恐怖的文字獄。文字獄在歷朝時有發(fā)生，但以清朝最為嚴重，其中又以乾隆年間尤烈。《國語·周語上》就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dǎo);為民者，宣之使言”的著名論述，但是，滿清統(tǒng)治者就是不明白這一點，且反其道而行之，廣布暗探、大興文字獄。
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只因為他們是少數(shù)民族入關(guān)主政，害怕人數(shù)占優(yōu)勢的漢民族的不滿情緒被流傳、放大，從而動搖其根基，所以才廣閉言路的。有人做過粗略統(tǒng)計，順治帝施文字獄7次，康熙帝施文字獄20多次，雍正帝施文字獄20多次，乾隆帝施文字獄130多次。 清朝文字獄中，尤以“清風不識字”案廣為人知：翰林院庶吉士徐駿，是康熙朝刑部尚書徐乾學的兒子，也是顧炎武的甥孫。雍正八年(1730年)，徐駿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錯寫成“狴”字，雍正見了，馬上把徐駿革職。后來再派人一查，在徐駿的詩集里找出了如下詩句“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認為這是存心誹謗，照大不敬律斬立決。
自文字獄興，也給了許多小人以挾報復(fù)的機會，從而制造出一波又一波冤案。比如發(fā)生在康熙年間的“黃培詩案”。黃培是山東即墨人，明末官至錦衣衛(wèi)都指揮使，明亡后，隱居在家。 曾經(jīng)接濟過于七農(nóng)民起義軍，所作詩如“一自蕉符紛海上，更無日月照山東”、“殺盡樓蘭未肯歸，還將鐵騎人金徽”、“平沙一望無煙火，惟見哀鴻自北飛”反映出黃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還和一幫同道結(jié)為大社。告黃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黃寬之孫黃元衡。 黃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進士、當上翰林后，為了歸宗還姓，解除與黃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黃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詩文書籍等。因此黃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獄，被處斬。
姜元衡還嫌不夠，又伙同惡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稟文，指控顧炎武等“故明廢臣”和對清廷懷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間的通信，不是密謀造反，就是誹謗朝廷。在這份居心叵測的稟文中，姜元衡點了約三百人的名字，企圖制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辦理的地步，山東總督、巡撫也親自過問。顧炎武為此被囚禁了近七個月，經(jīng)朱彝尊等人四處營救才出獄。
史學家顧頡剛認為：“清代三百年，文獻不存，文字獄禍尚有可以考見者乎？曰：有之，然其嚴酷莫甚于清初。”也正是文字獄的大行其道，才加速了清王朝滅亡的步伐。 清朝雖然滅亡了，但是，禁言的流毒所致是深遠的。記得當年看到的老電影里，就有這樣的情節(jié)，民國時期的許多公眾場合（比如飯莊、茶館之類）的墻壁上就張貼著“莫談國是”是醒目標語。
民國亂世，政權(quán)更迭，各種茶客閑聊之際，也就有了對時政的批評與討論。然而專政的王權(quán)厭惡其他不同的聲音。各個政權(quán)，無論是你方唱罷，還是我方登場，不變的是對民眾的控制以及打擊那些在公共場所尖銳批判政府的人。 1940年6月，成都警察稱一些漢奸和流氓在茶館活動。要茶社業(yè)工會提供“密報”。由于政府經(jīng)常在茶館里收集所謂的“情報”來懲辦其批評者，為避免招惹麻煩，每一茶館大多在最醒目的地方高懸起“莫談國事”的告白 不過，凡事都得有個度，我們也不能因為“言者無罪”就信口開河，胡說八道。也不能沒有任何依據(jù)的詆毀他人，置他人的隱私于不顧，四處宣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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