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中西精神（一）

 ——答朱金高先生

 張秀成

       摘   要   中國的綜合思維和西方的分析思維本身并無優(yōu)劣差異，二者都是我們?nèi)?、深入地認識客觀世界的所必需的思維方式。人類認識客觀世界一般是先通過綜合思維了解其全貌，再通過分析思維深入地認識其各個方面。中國古代以綜合思維見長，所以比西方更能認識客觀存在的全貌；中國的綜合思維又使中國人能更好地把自己和社會聯(lián)系起來，其社會制度也比西方更能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這兩點正是古代中國比西方發(fā)達、文明的重要原因。到近代，人類完成了對客觀存在的全貌的認識，需要分門別類、更加深入地認識客觀存在，這時西方的分析思維方式就更有優(yōu)勢；西方的分析思維又使他們更重自我，善于對外擴張。這是近代西方崛起、中國滑坡的主要原因。而根源于中國綜合思維的社會意識和集體觀念，又使中國人在民族危亡之際，眾志成城，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社會變革，也使中國對內(nèi)對外都有良好的社會關系。西方則長期動蕩不已。比較而言，根源于綜合思維、以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為核心的中國精神更有助于社會的穩(wěn)定發(fā)展，中國的大同與馬克思主張的共產(chǎn)主義以及綜合與分析兩種思維方式的分工協(xié)作，才是我們社會穩(wěn)定、家庭幸福的根本保障。因此，我們應以中國精神改造西方精神，以西方精神完善中國精神，然后中西合璧，提升人類思想文化的層次。唯其如此，我們才能獲得真正而徹底的幸福。

       關鍵詞 中西精神；思維方式；制度；中西合璧

       前不久，筆者撰寫并發(fā)表了《中國編輯與中國精神》[1]。當時的目的，是要通過揭示中國文化的真精神，和探討中國編輯與中國精神的關系，使古往今來優(yōu)秀的中國編輯已經(jīng)達到的崇高境界，能夠為更多的中國編輯所理解，從而使中國社會能夠擁有更多的、以中國精神武裝起來的優(yōu)秀編輯，使他們能夠廣泛地聯(lián)絡作者，支持作者，以便為國家振興和人類幸福做出更大的貢獻。由于這篇文章從中國人的整體觀念出發(fā)，將中國精神概括為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精神，也談到中國人獨特的義利觀和中國的男女平等思想，甚至也談到了西方世界知名的大哲學家精神和人格方面的一些問題，引起了我的好友朱金高先生的興趣。朱先生專門撰寫了《也論中西精神》[2]的商榷性文章。正如朱先生所說，我們之間，有過多次的“中西之爭”。在朱先生的影響下，我很早就領略過西方文化的魅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接觸過西方文化，但是，時至今日，我仍然對中華文明情有獨鐘。因此，盡管我也非常贊同朱先生的某些觀點，我甚至認為，朱氏對中西思維方式的比較研究，可以為我們揭開近代中國科技突然大幅度落后的“李約瑟之迷”提供嶄新的思路，從而使我們找到中國落后的“思維之因”，早日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是，我還是不能完全贊同朱先生的觀點，我不得不撰寫這篇《再論中西精神》作為對朱先生的答復。需要說明的是，答復朱先生還不是非做不可的，我不能不做的是更加全面、深入地闡述中華文明的真精神。因為我已經(jīng)深入地認識到，以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為核心的中國精神比以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為核心的西方精神有更高的邏輯層次，和更高的思想境界，目前人們對西方文化過度推崇和至今仍然十分頑固的全盤西化的主張，以及中華文明的隱而不彰，不僅可能使人類文化的多樣化難于保持，更為重要的是，我們?nèi)祟惪赡芤虼耸ヒ环N有更高境界、可以真正領導世界潮流，從而把我們?nèi)祟愐蚋有腋！⒚篮玫拿魈斓膬?yōu)秀文化。為此，筆者希望有更多的人參與我們的討論，希望西方文化的崇拜者，能夠真正揭示西方文化的偉大高妙之外，能夠猛烈抨擊中國社會的種種陋習，也希望中華文明的崇拜者，能夠進一步弘揚中華文明，最后中西合璧，提高人類思想文化的層次。我相信，無論是中國的國粹派，還是中國的西學學者，他們都有極其高尚品格，他們無論是弘揚西學，還是弘揚中學，其根本目的都是為了中國，為了全人類。因為他們畢竟是中華兒女，中國的集體主義精神，對他們都有很大的影響，他們一定能夠在論戰(zhàn)中增進了解，加深友誼。我們也深信，西方有很多的人是能夠理解我們中華文明的精神的，因為西方也有很多具有偉大品格的杰出人物，馬克思、恩格斯就是其中最值得仰慕的西方圣哲，而中國的大同世界和西方的共產(chǎn)主義本來就是異構(gòu)而同質(zhì)的，有這樣的思想基礎，西方社會最終一定能夠接受我們的中華文明。不過，以今日的時事而論，中華文明的崇拜者比西方文明的崇拜者更加任重道遠，因為推重個人、看重物質(zhì)的西方文化更容易為大多數(shù)人所理解，我們還需要加倍努力！另外一個必須說明的問題是，本文也像朱文一樣，并不專門探討中西精神，而是中西文化的對比研究，但由于朱先生用了“也論中西精神”，筆者也只好采用“再論中西精神”的標題了。而在中西文化的對比中，關于義利問題，關于男女關系和婦女解放的問題，筆者已在《中國編輯與中國精神》和《婦女解放新論》[3]這兩篇文章中有所論述，可以作為對朱先生的答復，而這些問題也不是我們理解、接受中國精神的關鍵所在，因此本文不再贅述。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問題，僅管筆者在《中國編輯與中國精神》和《開創(chuàng)21世紀的新紀元：用科學化代替現(xiàn)代化》[4]這兩篇文章中已有說明，讀者可以參考，但這是我們理解中國精神的關鍵所在，所以本文還不得不從另外的角度更加全面、深入地闡述筆者的某些觀點。因此，本文將主要從思維方式和制度問題兩個方面談談筆者個人的一些認識。

     一、關于思維方式的問題

       中國古代在科學技術上那么輝煌，而到近現(xiàn)代卻突然大幅度落后，相反西方卻在近現(xiàn)代突飛猛進，這原因很值得研究。對此，盡管筆者不完全贊同朱先生對中西思維方式的分析，但是，我完全肯定朱先生分析問題的角度。朱氏從思維方式的角度找原因，認為中國綜合性的思維方式雖有優(yōu)點，但也有更大的缺點，“其綜合性特征影響到各個行業(yè)、各門學科。在學科態(tài)勢上，學科門類不多，分工不細，行界不明”；“由于太過宏觀，忽視細節(jié)，不求甚解，不屑周詳”，而西方分析性的思維方式，有缺點，也有更多的優(yōu)點：“這種分析性的風格影響到社會分工和學科分類。在社會分工上，行界較嚴、工種較細，經(jīng)過積淀，終于首創(chuàng)了社會化大生產(chǎn)。在學科態(tài)勢上，學科門類齊全，專才多于通才。”朱先生從這樣的角度來討論西方突進、中國落后的原因，見解是獨到的。因為在此以前，有不少人只是簡單地從近現(xiàn)代西方發(fā)達和中國落后的表層看問題，還有人則認為中國文化是一種過分早熟的文化，是在物質(zhì)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就去解決人的精神問題的文化，因此中國文化不能解決基本的物質(zhì)問題（黃）。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是不妥當?shù)?，因為它忽視了中國古代的物質(zhì)文明遠甚于西方各國的歷史事實。朱先生認為，西方分析性的思維方式，導致西方各門學科遠比中國發(fā)達，也導致了西方的社會大分工，導致了工業(yè)革命的產(chǎn)生，而中國綜合性的思維方式，則使中國在這個問題上遠遠地落后于西方。因此提倡中西思維方式的結(jié)合。筆者認為，這是朱文最有價值的所在。它可以為我們揭開近代中國科技突然大幅度落后的“李約瑟之迷”提供新的思路，從而使我們找到中國落后的“思維之因”，早日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是，朱先生雖然舉出恩格斯對綜合與分析兩種思維方式的說明，認為“對分析和綜合、歸納和演繹，不能把一個抬到天上，一個貶到地下，應把二者有機地結(jié)合起來，用到該用的地方”，但朱先生還是明顯傾向于分析思維。他說，“分析思維似乎易于自發(fā)地走向與綜合思維相結(jié)合。傳統(tǒng)西學分工在先，但又分工太細，故出現(xiàn)邊緣學科、橫跨學科似乎只是遲早的事。相反，綜合思維要走向與分析思維相結(jié)合，卻不一定是邏輯必然，而是人為努力。傳統(tǒng)中學綜合在先，但又分工太粗，等有意于彌補細節(jié)、有志于精深加工之時，似乎不太容易”，“只不過從其自身的邏輯必然性講，似乎分析在情理上應先行一步，作為綜合的邏輯先在的基礎”。對此，筆者卻不敢茍同。因為如果西方分析性的思維方式，導致西方各門學科遠比中國發(fā)達，也導致了西方的社會大分工，導致了工業(yè)革命的產(chǎn)生，而這種分析性的思維方式又容易自然地走向綜合，那么古代西方就應該比古代中國更發(fā)達，而事實上古代中國卻遠勝于西方。這就說明西方的分析思維必然有問題，而中國的綜合思維則可能有自身的優(yōu)勢。在筆者看來，事實的確是這樣。因為我們要認識的無非是客觀存在的自然和社會，我們認識客觀存在首先是通過我們的視覺、聽覺和身體的觸覺了解到我們周圍離我們最近的人事現(xiàn)象，要正確地認識這些人事現(xiàn)象，一是要認識它們本身，二是要認識它們在整個客觀存在中的位置與地位。認識它們本身，比如，我們要認識朱先生，因為第一眼見到的只能是朱先生正面或背面的整體性形象，而不能同時看到他正面、背面和側(cè)面的樣子，我們要對他有一個正確的認識，首先必須從整體觀念出發(fā)，繞到他的側(cè)面和背后，多角度地觀察他，這才能對他這個人有一個總的印象。而且，我們通過觀察來認識朱先生，首要的、最重要的也是要從整體上把握他的特點，而不是深入地認識他各種不同的器官。這就需要綜合思維。再者，我們觀察他，也不可能遠遠望去，一下子就仔細深入地看到他的眼耳鼻舌等各種不同的器官，更不可能對他的每一個器官都做深入細致的研究。因為一個人一身有無數(shù)可以研究的地方，如果像朱先生說的，用分析思維的方式，像西方科學家一樣，深究細節(jié)，“對任何一個問題都窮追不舍”，比如我們一下子看到了朱先生的耳朵，就去探索這耳朵是怎么來的，中間為什么有個洞，這洞為什么是圓的，其中為什么會有耳糞，耳糞的化學成份怎樣……顯然對任何一個細節(jié)都窮追不舍，也不能達到對朱先生的完整的認識。這樣我們就永遠也不可能認識朱先生了。因此，我們要對朱先生有一個完整的認識，首先就要學會舍棄對某些不必要的細節(jié)的深入探究，而不斷地追求對事物各方面基本情況的把握，并把得到的認識綜合起來。此外，要認識朱先生，我們還必須從整體觀念出發(fā)，要知道朱先生只是我們?nèi)祟愃谐蓡T中一個相對獨立的個體，我們還要認識他在自然和社會各處于什么樣的地位，他有怎樣的社會關系。這又需要綜合思維。我們要認識比朱先生更加龐大、更加遼闊的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就更需要從整體觀念出發(fā)，先舍棄細節(jié)，運用綜合思維，從整體上把握它們的規(guī)律性。因此，完全可以說，我們認識客觀存在的事物，首先更應該用綜合性的思維方式從宏觀上把握其基本規(guī)律，然后再用分析思維加深對客觀存在各部分的認識。在這方面，西方分析性的思維方式是無能為力的。因為西方的分析思維雖然可以使我們達到對客觀存在的更深層次的理解，但是它也有不能更快、更好地把握客觀存在的全貌的問題。筆者認為，這種分析思維的缺陷就是古代西方不如中國發(fā)達的原因。相反，中國的綜合思維，就更容易讓我們首先對自然和社會有一個完整而正確的理解，因而促進了古代中國科學技術的進步。這就是古代中國遙遙領先于世界的根本原因。至于近代中國的落后，也可以從這樣的角度來解釋。因為我們在用綜合性的思維方式了解了事物的概貌以后，就應該用分析思維的方式，加深對研究對象的認識，這時候以綜合思維為主的中國思維，就顯得有些力不從心，中國自然就會走下坡路；相反，在這個時候，以分析思維為主要特征的西方思維就有了更大的優(yōu)勢，西方社會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xiàn)突飛猛進的勢頭。所以筆者認為，中國綜合性的思維方式和西方分析性的思維方式，就其本身而言，其實是各得一偏，并無優(yōu)劣高下，但從人類認識事物的基本程序來看，中國首先重視并強調(diào)綜合思維，這是完全正確的，只是我們不能將其絕對化，不能永遠滿足于用綜合思維得來的對事物概貌的認識，不能永遠堅持單一的綜合思維方式，而應在綜合思維之后繼之以分析思維，以達到對事物各個方面的更深層次的認識。這一點對我們中國社會特別重要。我們有理由相信，有了綜合思維，我們已經(jīng)對事物的各個方面都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因而有深入研究每個部分的基礎，我們可以比西方更好地實現(xiàn)兩種思維方式的結(jié)合。所以，我們中國人絕對不應夜郎自大，卻也不宜妄自菲薄。而西方也不應過于輕視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反而應該有足夠的重視。我們也特別希望西方社會能因此找到再次騰飛的契機，也使西方能夠更好地認識人與人、國與國以及個人與集體和整個人類社會的關系，同時更好地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最終使西方的人民獲得真正而徹底的幸福。筆者認為，我們中國也要正確認識中西思維方式的不同特別，努力實現(xiàn)兩種思維方式的互補，而尤其要注意發(fā)揮中國整體思維的優(yōu)勢。這對我們中國社會尤其重要。因為西方是以分析思維為主的，其缺陷已十分明顯，西方必然會有意識的吸取我們中國綜合性的思維方式，這必然會增強他們的集體意識和社會意識，西方的再次騰飛是可以預見的。而我們中國認識到分析思維的優(yōu)勢以后，可能會加深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但是也可能因此走向個人主義。如果不把握好分寸，可以預見我們中國也許會重蹈西方的覆轍，我們中華民族的復興也許會大大推后。這是筆者需要提醒讀者特別注意的，也是筆者不得不撰寫此文的原因之一。（未完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