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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于樞的書法非常有名，其筆法飄逸灑脫，毫不凝滯，與趙孟頫齊名。 宋朝的書風崇尚意，因此越來越有丑書的意味，即使是宋朝的大書法家，也寫成了丑書。趙孟頫、鮮于樞、李倜等人追求復古，重啟魏晉遺風。因此，拯救了元朝的書風。 鮮于樞與趙孟頫情誼篤厚，堪稱元代書壇的一段佳話。二人相識于早年，因對書法的熱忱走到一起，常并肩研習草書，于墨香中交流心得、分享創(chuàng)作感悟，結下了深厚情誼。 趙孟頫對鮮于樞的草書造詣欽慕有加，曾由衷感慨：“余與伯機同學草書，伯機過余遠甚，極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機已矣，世乃稱仆能書，所謂無佛出稱尊爾?！?這番直白表露，盡顯其對鮮于樞書法的認可與推崇，更映照出二人坦誠相待、毫無保留的真摯友情。 鮮于樞，生于 1246 年字伯機，晚年自號困學山民、寄直老人，齋號 “困學之齋”，祖籍德興府，生于汴梁，輾轉寓居揚州、杭州，在當時書壇地位斐然，與趙子昂、鄧文原并稱 “元初三大家”。其墨寫《石鼓歌》傳世有兩本，一為 2004 年北京翰海拍場現(xiàn)身、成交價高達 4620 萬元的手卷，紙本，筆鋒中鋒直下、圓勁豐潤，盡顯雄渾樸茂；另一本作于元大德五年（1301 年），現(xiàn)藏于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此卷款署 “大德辛丑夏六月”，彼時鮮于樞已五十六歲，距其逝世僅一年，堪稱絕筆之作，滿含一生書藝凝練的精華。更有相傳的岳雪樓藏本，用筆沉著老到，氣象雄渾，引得諸多后人贊嘆。《石鼓歌》雖是草書，卻并非肆意揮灑、連綿無度，多以中鋒運筆，沉穩(wěn)扎實，既有魏晉小草及孫過庭《書譜》的典雅精到，又飽含懷素草書的奔放豪邁，字與字間雖少大草那種筆筆牽連，卻字字獨立又意態(tài)連貫、呼應緊密，恰似將靈動與莊重完美融合，結字莊嚴規(guī)整，毫無輕浮之態(tài)。鮮于樞在取法路徑上獨辟蹊徑，直溯源頭，從晉人 “閣帖” 汲取養(yǎng)分，深入研習懷素《圣母帖》，從而鑄就自身穩(wěn)健高古、氣象博大的風格。觀其筆鋒，筆筆中鋒，鋒芒內斂，恰似藏鋒于墨間，盡顯含蓄醇厚。其中既能尋得懷素《自敘帖》行云流水之影，又可嗅出《十七帖》的古樸典雅氣息，更有章草筆法的古韻悠悠，將晉唐書法的精妙集于一紙，重現(xiàn)古人筆墨神韻，讓觀者得以透過此作，窺探晉唐筆法之堂奧。中鋒直下是其根基，稍斂毫芒則添幾分含蓄蘊藉，筆畫圓勁豐潤、筆力遒健，這般扎實功底，絕非朝夕之功可就。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其傳承自米芾的 “懸腕法”，以肩帶肘、以肘運腕，純用腕力掌控毫端，無論字體大小，皆懸肘書寫，確保筆筆中鋒、字字力透紙背，恰似賦予文字生命與力量，使其躍然紙上。酒酣之際揮毫，更是奇態(tài)百出，筆墨酣暢，氣勢跌宕，將書法的藝術感染力發(fā)揮到極致，楷書的雄逸、行書的灑脫、草書的奔放，在其筆下融為一體，各展風姿。鮮于樞扎根晉唐，廣納張旭、懷素之長，融合漢魏章法與篆籀筆意，筆下滿是 “古雅”“俠氣”，格調超凡。趙子昂自嘆 “余與伯機同學草書，伯機過余遠甚，極力追之而不能及”，足見鮮于樞草書在同輩眼中的卓越地位。
鮮于樞行草《石鼓歌》誕生于元代復古風氣正盛之時，彼時宋朝書風重 “意”，乃至出現(xiàn)偏離正統(tǒng)審美、趨近 “丑書” 之態(tài)，鮮于樞與趙孟頫等人力倡復古，重啟魏晉遺風，挽元朝書風于狂瀾。 石鼓文作為現(xiàn)存最早刻石文字，歷史文化價值極高，韓愈曾賦詩呼吁保護，鮮于樞多次書寫《石鼓歌》，借行草之體，既表對石鼓文尊崇，更展對晉唐書法追慕，以筆墨踐行復古理念，為后世傳承古典書藝筑牢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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